耀州窯考古記事
| [日期：2015-02-01] |
來源：網絡
作者：禚振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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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耀州窯有緣，自己大半生的考古生涯是在耀州窯“十里窯場”遺址上度過的。在這漆水之濱，幾乎每一塊土地都留下我們的腳印。每一條溝、每一道塬、每一個田坎和地邊，都是考古工作者反復考察的見證。沿著窯址最南端的鳳凰溝向北走，在漆水河谷的兩岸，坐落著耀州窯博物館、部隊營區、耀州窯遺址保護廳、唐三彩遺址保護廳、燈泡廠、電瓷廠、銅川四中、前鐵廠、高速公路路基等單位的建筑物，而我們半個世紀里曾經考古發掘的探溝和探方，幾乎遍布在這些建筑之下。 正是幾代人半個多世紀在此窯址上，不停的尋求和考察，不斷的發掘和研究，才搞清了這處千年名窯的光輝歷史，使之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耀州窯遺址的考古，被評為二十世紀全國百項考古重大發現和陜西十大考古重大發現之一，而我們的考古發掘工作，也榮獲了全國首屆田野考古的獎項。 回想起半個多世紀的耀州窯考古，真是感慨萬分！當年首次見到耀州窯址出土的大批瓷片時，自己還是一個剛從高校畢業的23歲的青年。而今天，一個耄耋之年的72歲老者，仍在窯址上從事考古發掘和研究。正是耀州窯的考古工作賦予了我學術生命，使自己大半生的奮斗和追求完全融入其中。 這篇《耀州窯考古記事》，很難將自己幾十年來在窯址內的所見所聞、所思所為一一表述。在此，僅以時間順序，記述自己所知的半個世紀的耀州窯考古之梗概。 一、窯址發現之始 耀州窯作為中國古代的一處著名瓷窯，在我國早期記述瓷窯的古文獻中曾有較多記載。宋代陶榖《清異錄》、陸游《老學庵筆記》、周輝《清波雜志》、葉寘《坦齋筆衡》等均有述及，特別是在王存《元豐九域志》以及《宋史》中，還有“耀州，貢瓷器”的記載。能有如此多的歷史記載為同時期的其他窯口所少見。 然而時過境遷，到了近現代，中外學者已難以認清耀州窯和耀瓷的真面目。在上世紀50年代以前，中外學者出版的各種陶瓷著錄中，均將耀州窯瓷器錯認為它窯之器，在當時的圖錄中耀州窯瓷器被冠以“東窯器”、“汝瓷”、“北龍泉”、“北麗水”、“白龍泉”等稱謂。一個千古名窯已面目不清。 1953年，北京廣安門外出土了300多件青瓷盤、碗標本，請北京故宮的陳萬里先生鑒定。陳先生是中國陶瓷考古的大師和奠基人。他觀看了這批青瓷片，感到胎釉特征與越窯、汝窯和龍泉窯均不同，發現有些刻花、印花青瓷片上飾有龍鳳紋，認為應是貢瓷。遂查閱文獻，找出耀州曾貢瓷的記載，懷疑可能是耀州瓷。次年，北京故宮的陳萬里、馮先銘及助手李輝柄來黃堡耀州窯址調查，發現了該窯址。這次考察是耀州窯考古調查之始，使學術界第一次了解了耀州窯和耀瓷。 廣安門出土的這批耀瓷，收藏在北京故宮和前北京市文物考古隊，我曾有幸去看過四次，而且均系上手觀察。我所見到的這些耀州青瓷，均為北宋產品，淺灰白胎致密堅硬，青綠釉晶瑩溫潤，青釉下裝飾有生動優美的紋樣。紋樣中最為突出的是龍鳳紋。龍騰空于水波之上，雄偉矯健，氣勢磅礴；鳳展翅飛翔在云朵之中，體態優美。從有些較大的瓷片上，可看到龍與鳳刻印在同一件器物上，象征著龍鳳呈祥的祝愿，具有耀州窯貢瓷的明顯特點，除了刻印龍鳳紋外，還有象征美好幸福和繁榮昌盛的牡丹紋，象征桀鷔和仙逸的菊花紋等。部分廣安門出土瓷片，近年來在北京故宮“瓷片標本展”中正向公眾展出。 這次調查還有一個收獲，就是在窯址區發現了北宋元豐七年(1084年)刻立的《德應侯碑》。此碑記載了耀州瓷的整體生產工藝，是我國最早制瓷工藝的實物資料。就目前所見，也是記載了耀州窯為全國唯一的由“賢侯上章，天子下詔”、“奏土山神封德應侯”的一處制瓷窯場，足見耀州窯在我國古瓷窯中的地位。 陳萬里先生是在黃堡高小(今銅川四中)教師食堂門外發現此碑的。這里曾是后世的紫極宮，即專祀北宋奏封“德應侯”之窯神廟所在。《德應侯碑》由陳萬里先生公諸于世后，曾有一些人前來觀看和拓印。我第一次見此碑時，也是來學校的教師食堂看的。當時這塊重要的石碑就放在食堂門外的左側，但已經將正面朝下平擺了。學校教師告訴說：“前些年是有字的光面朝上，大家當飯桌用。”我們請大家幫忙，翻過來讀了碑文并打了拓片。此碑文革期間被運到西安碑林收藏，遺憾的是，已斜斷為兩塊。今天我們所見的該碑拓片，完整者為早年在窯址所拓，有斜向裂隙者為入西安碑林后所拓。自己很有幸，所拓者為早期的完整碑石，因存世數量少，非常珍貴。 二、初次觸摸窯址發掘出的瓷片 1958年陜西省考古所成立，耀州窯址被定為考古的重點遺址之一。遂在1958年至1959年由業務秘書唐金裕領隊，對窯址進行了首次考古發掘。發掘面積達1472平方米，清理出宋金瓷窯和磚窯12座、作坊5間，揭示出晚唐、宋、金元三個時期的文化層，出土了8萬多瓷片標本。這次發掘，不僅是耀州窯址考古發掘之始，也是我國古瓷窯址的第一次大規模考古發掘。 這批發掘出土的瓷片標本，全部拉回省所進行室內整理。當時省考古所已由創建時在西北大學的臨時掛牌所址，搬到了南郊雁塔路的中科院考古所西安研究室院內，占用了他們的半個辦公大樓。這批耀瓷標本是省所成立后的第一批考古成果，所以整個拼對、修復、繪圖、照相、制卡等整理工作都受到重視和優先對待，所編寫的《陜西銅川耀州窯》也成為省所建所以來出版的第一本考古報告集。 我是一個幸運者，正是這8萬片窯址出土的耀瓷標本，讓我開始了解和認識耀瓷，系統學習到了耀州窯的發展史，也萌生出對耀州窯和耀瓷的喜愛，成為自己日后能堅持不懈地從事耀州窯陶瓷考古和研究的基礎。 那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事情，1961年秋，我從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分配到省考古所工作。當時國家正值“三年困難時期”，田野考古經費困難。主持省所工作的王家廣是書記兼副所長。他安排我們先在資料室整理標本，使自己有了能夠仔細觀看出土器物和標本的機會。真是幸運，在兩年多的時間里，自己可以隨意觸摸這些全攤開進行室內整理的美麗瓷片。其中的唐代黑、白釉瓷器比較簡樸，但造型豐滿大氣，與西安市郊唐墓出土器物很相似。而數量最多的是宋代耀瓷，幾乎都是胎薄、釉勻、造型精巧的青瓷。在器物內壁多刻花或印花以精美花紋，折枝牡丹、纏枝菊比比皆是，而鳳凰戲牡丹、群鶴博古、嬰戲圖則更為精美。最精巧的是印有“大觀”、“政和”紀年的斗笠形小盞，在精巧輕薄的瓷盞內壁，或印有鳳銜牡丹，或印有折枝牡丹，牡丹花均取多層塔式，在花蕊的中心，框出“大觀”、“政和”年款，造型和印花紋飾及文字均精美無比。自己拿在手上，總有一種愛不釋手又怕捏碎的感覺。現在撰寫對往事的回憶，雖然已經事隔近五十年，但每每想起當初對這些耀州窯刻、印花青瓷的喜愛和著迷，仍然十分激動。這些事雖屬偶然，但偶然中往往孕育出必然，我和耀州窯的緣分正是如此。 三、開始主持耀州窯的發掘 1973年5月，位于耀州窯遺址的銅川市燈泡廠進行廠房基建工程，剛一動土就出土了一批耀瓷碎片。市文化館聞訊派文物干部去看，撿回了一些瓷片標本。因不認識時代，就將瓷片背到省文管會匯報。當時正處在“文革”中，為精簡機構，已將省考古所、省文管會和省博物館合并，稱為“陜西省博物館文管會”，設在西安碑林大院中。這些瓷片背來文管會辦公室后，大家都圍過來看，我因此前對耀瓷已有系統認識和了解，就隨手將瓷片按時代分了幾堆，并一一告知其時代。大家感到出土的瓷片標本很重要，應該去發掘。當時的負責人是杭德洲，遂委派我任領隊，成立了由我、李詩桂和銅川市文化館盧建國三人組成的考古隊，去耀州窯遺址進行發掘。 當時因“文革”，國家經濟很困難。銅川市燈泡廠又在邊基建邊生產中，條件十分困難。我們要求廠里提供一間房子，讓我和李詩桂兩位女同志住宿，兼考古隊辦公和堆放出土標本用。但廠里拿不出一間房來，只能騰出半間工具室，結果只能讓男同志去住，同時堆放出土文物，我們兩位女同志只能湊合住在女工宿舍。那時一個女工宿舍放三張架子床，住6個人，雖安排我們去住，但并沒有多余的空床。我們只能住在三班倒著上班空出的床上。記得先是睡中班女工的床，到午夜12點中班回來了，我們得起來讓床，再去后班女工的床上住。可以說，沒一個夜晚能睡一個囫圇覺。而且經濟困難，我們只用了四、五個民工，考古隊的三個成員全部參加發掘勞動。當時伙食也差，幾乎沒有青菜，主食一半細糧一半雜糧，考古工作非常艱苦。但因是“文革”中難得的考古機會，大家的情緒很高。白天參加發掘勞動，晚上自己動手洗瓷片、寫發掘日記，直至十點左右才去女工宿舍休息。 這次發掘113平方米，找到并排3座一列的宋代窯爐，清理出保存較好的一座，出土了瓷片和窯具2萬多件(片)。發掘面積雖小，但與第一次相比有了新發現：一是找出了宋代燒瓷窯爐火膛下的落灰坑和埋在地下的通風道，確定了耀州窯鼎盛時期以煤為燃料的窯爐結構；二是新出土了以釉裹足為特征的五代青瓷，為日后解決耀州窯五代燒瓷提供了線索；三是新出土了唐代的茶葉末釉、白釉綠彩、黑釉剔花填白彩、低溫棕彩及宋代的黑釉醬彩等瓷釉新品種，為耀州窯日后的考古研究提出了許多有待解決的新問題。 燈泡廠發掘結束，考古隊在市文化宮向銅川市黨政領導做了匯報，受到市領導張鐵民的重視，決定進行宋耀州青瓷的復仿制。考古隊為復仿制工作提供了瓷片標本和造型、紋樣圖紙資料，促成了日后復仿耀瓷的成功。 1974年，銅川玉華在修農田時發現了瓷器和窯具，由我領隊和銅川文化館的楊根善、盧建國去玉華發掘。在玉華村找到了以往不見于文獻也不為人所知的耀州窯玉華窯場。 玉華耀州窯址的發掘，歷時兩年多，到1976年結束。此次發掘未用一個民工，采取的是由銅川市工廠、農村和駐銅部隊派員來考古隊，組成了“亦工亦農”學習班式的考古隊。這些學員我記得有各公社的1至2名農民、市建公司與陶瓷廠的團書記和技師、工兵營的副指導員和排長等人，人員相當優秀。玉華的環境與燈泡廠相比更加艱苦。隊員分別住在生產隊部和農民家中，沒有自來水，天天吃、喝、洗都在河里和山泉打水。沒有電燈，需點著蠟和煤油燈寫發掘日記。不僅人人要參加發掘勞動，還要輪流做飯。工余時間，大家都坐在隊部前，聽我講授考古和文物常識。因為這批學員回農村、工廠、部隊后，將成為所在地的文物保護員，并將擔負起整個銅川的業余文保工作。所以，要求也特別嚴格。最使自己難忘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因發掘工作不能停，又要保證隊員的人身安全，只能在生產隊的幫助下，搭起了幾個簡易的三角形窩棚，地上鋪一層麥草，兩邊扎兩個草簾，就成為我們的住所了。一到晚上，幾個人擠在一個窩棚里，不僅不能動，而且潮濕悶熱，連呼吸都困難，只能和衣躺在窩棚里。好在白天又干土活又學習，實在是又困又累，躺下來立刻就能睡著。 就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到1976年初秋完成了耀州窯玉華窯址的發掘。此次發掘460平方米，出土宋元窯爐5個，其中一個為元代的母子爐。出土瓷片和窯具2萬多件(片)以上。這次發掘的重要收獲就是找到了耀州窯的一處新窯址，搞清了其發展史及其與耀州窯中心窯場——黃堡窯的關系。此次發掘的成果受到省上重視，省文化文物局撥出專款建立了玉華文管所和遺址保護廳，進行了保護和管理。 在玉華發掘期間，我們還發現和調查了玉華附近的瓷窯子耀州窯址，以及耀州窯系的旬邑安仁窯址，并對以上三個窯址都寫出了簡報公諸于世、。遺憾的是，因“文革”和人事變動，玉華窯的發掘未能寫出考古報告，而瓷窯子耀州窯址因日后大量露天開采煤礦，已永遠地消失了。 四、一次全國最大規模的古瓷窯址科學發掘 1984年夏，黃堡鎮新村農民在漆水河岸打石灰窯，將掩埋在地下的耀州窯宋代窯爐爐基打破了一角。銅川市博物館的同志聞訊趕到現場，發現其周圍還有唐代黑釉瓷器。省文物局得知后，催促省考古所派出考古隊。我遂再次前來主持耀州窯址的發掘，同時任領隊的是我的丈夫杜葆仁，由我們共同主持了此次長達十多年的耀州窯考古發掘。 自己在70年代負責耀州窯黃堡和玉華窯場發掘后，曾擔負了《中國陶瓷史》陜西編寫組的工作，對國內各省博物館的藏瓷進行了詳細考察。從陶瓷工藝流程和中國陶瓷史的角度來觀察和衡量耀州窯，許多問題多年來一直縈繞在腦海中，也一直想通過對窯址的考古發掘去解決。這次到窯址后，觀察完現場，立刻對耀州窯黃堡的“十里窯場”上上下下進行了全面認真的反復踏查，決心以此石灰窯之事為契機，對整個窯址進行一次有計劃、有目的的大規模科學發掘，以搞清耀州窯的整體內涵和發展歷史。 那年的夏末秋初，陰雨連綿，時斷時續下了近兩個月。考古隊成員大都來自華倉考古隊，是由我丈夫杜葆仁帶來發掘銅川棗廟戰國秦墓以后留下來的，發掘秦漢遺址和墓葬的技術都很強，但對唐宋窯址和瓷器尚不了解。我們利用這兩個月的陰雨天，讓學員一片片辨認各時代的耀瓷標本；再結合有關耀州窯的文獻記載和相關陶瓷考古文章，對大家進行了陶瓷考古的培訓工作。每逢雨停的短暫時間，都帶領隊員到窯址的斷壁和田坎進行實地考察，使大家在發掘之前就了解了耀州窯和耀瓷，在以后的發掘和室內整理中，都能發揮積極主動的作用。 直等到10月下旬，天終于放晴，對學員的陶瓷考古培訓也圓滿完成。近20名隊員再加上銅川市博物館的干部薛東星、任超、王蘭芳等，大家都干勁十足的進入發掘現場。除石灰窯處暴露出的遺址外，又在窯址中選了多處典型文化層進行發掘。為了搶時間，所有的星期日都不休息，一氣干到天寒地凍不能挖了才停工。考古隊分別駐扎在燈泡廠和電瓷廠的多處地點。兩個廠的領導都大力支持。為了讓我們辦公和整理資料方便，燈泡廠先提供出一個副廠長的套間辦公室，電瓷廠又提供了一座為職工新建的小院落用做隊部。電瓷廠的小院有兩孔磚窯住屋和兩件平房，而且廚房、茅廁一應俱全，不僅辦公、住宿，存放出土文物都很方便，而且解決了考古隊20多人的辦灶吃飯及上百民工在發掘現場飲用開水的問題，為大規模發掘提供了后勤保證。 真是萬事齊備，群公作美，頭一仗就大獲全勝。到這年停工時，我們揭示出一處保存較好的宋代晚期的家庭式作坊和窯爐。作坊兩間，均為半地穴式拱頂窯洞建筑。一間內置加工泥料的水缸、石碓臼、練泥池，拉坯和修坯的陶車，印制紋樣的陶范等，為成型和裝飾器物的作坊。另一間置三個盛有釉料的大陶缸，并設有較大的火灶和地炕，系施釉和烘干作坊。此外還有堆料場和堆煤場。窯爐為典型的北宋晚至金初的燃煤馬蹄形饅頭窯。已有800年歷史并保存如此好的古瓷場家庭作坊，在國內尚是首次發現。讓人感興趣的是作坊的窯洞式建筑，正是流傳至今的黃土高原民居窯洞建筑的歷史雛形。還在不同的發掘點上，挖出了宋代早、中、晚各時期的窯爐，搞清了耀州窯鼎盛時期窯爐結構的革新和完善化。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不僅出土了唐、宋、金、元各時代的大批精美瓷器，而且還出土了預期希望得到的唐三彩和唐代低溫單彩，揭示出一組唐三彩作坊，清理出3個燒制唐三彩器的窯爐，使耀州窯成為我國已知的第二處燒制唐三彩的窯場。發掘出的多座唐三彩作坊和窯爐為我國首次考古之所見。還在唐三彩作坊中意外地出土了唐代的綠釉和黑釉琉璃板瓦和筒瓦，以及唐三彩瓦當和建筑構件。這些瓦件出土后，我們將情況告訴了中國社科院此前一直主持唐長安城發掘的馬德志先生。他非常高興，并告知說：“早在五、六十年代，大明宮和興慶宮遺址都出土有唐代的綠釉琉璃瓦，但由于我們不敢確認是唐代的，擔心混進去明代的東西。在編寫《唐代大明宮遺址》時，沒將這些琉璃瓦收進去。現在好了，可在你們這里找到依據了。” 由于1984年的成功發掘，耀州窯遺址的考古工作受到國內各大媒體的重視和大量報道，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關注，也受到國家和省市各級文物主管部門的重視。我們當初想以石灰窯的破土為契機進行大規模發掘的愿望，很快就得以實現。耀州窯遺址不僅成為陜西考古工作的重點，所長石興邦先生還決定在此建工作站。經省文物局批準，陜西考古所在遺址區征地3.6畝，建起了銅川考古工作站。此考古工作站成為我國第一個在瓷窯遺址上建起的能長年從事陶瓷考古與研究的專門機構。考古站建立后，又增加了王小蒙和邢福來兩名科研人員，還專設了一名后勤和保衛干部丁文杉，以便使我和杜葆仁從日常的行政事務中解脫出來，專心搞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有了這樣方便和有利的條件，我們這些幸運兒也就更加全力以赴地開展工作了。 建站初期,雖然有了自己的房子,但因建站經費是由發掘經費中硬擠出來的,所以住宿、辦公、整理資料的條件都很差,發掘經費也很緊張。干部和學員都想辦法克服困難努力工作。沒有桌椅,大家就支起床板當桌子,堆幾塊磚當凳子。沒有文物架和修復案子,大家就將瓷片攤在地上,進行拼對和修復。記得當時水電都不正常,往往十天半個月都沒有水,幾乎都是午夜時才有電。我們大家就打了一口水窖,將院內的雨水引入窖中使用,解決了水的問題。為了解決照明,我們就點蠟燭和自制的煤油燈。我還發明了一種方法,點上一支蠟,在蠟后放一面鏡子,反射回來就成了兩支燭光,既明亮又節省。我們的很多文章和耀州窯的的幾本考古報告就是在這樣的燭光下寫出的。記得有一次我正在燭光下寫東西,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蔡毅來看我們,見到此情況很有感慨,日后在不少公開場合談到此事。其實,在我們站上這是很平常的事。一般的工作和生活,沒有電可湊合著,為幾本考古報告拍攝照片,用燈光的事就無法用蠟燭之類來解決了。只好放到午夜時才能工作。攝影師張明惠和站上協助拍攝和編寫器物照記錄的同志都是從午夜工作到天明才能休息。每天都忙活一夜,站上只能慰勞兩個荷包蛋。每本考古報告的拍攝,一干就是個把月,但他們總是干勁飽滿,給每一件需要拍攝的器物都照出了高水平的圖像。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耀州窯考古工作中最為艱難的是考古站沒有固定經費,一切開支來源于發掘經費,而發掘經費我們只能在頭一年根據下一年的任務進行申請。所批給的經費不僅數量有限,而且發到站上往往已到了下半年。所以,上半年我們往往是幾乎沒有經費。寫到這里,我不能忘懷并永遠要感謝銅川站的學員同志們,他們都為耀州窯考古奉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里,他們的工資很低。我記得當時一天的工資是1.56元,一月下來也只有不到50元錢的收入。而且是白天在窯址上看探方發掘,晚上回來要寫發掘日記,還要清洗當天挖出的瓷片,工作非常辛苦。在站上沒來經費欠著他們工資的日子里,他們并沒有怨言,仍然努力工作。記得有一年站上實在是揭不開鍋了,只好召集全體成員開會,征求大家意見,是暫時停工放假,還是自力更生想辦法?學員們都表示要想法克服。全站從老師到學員都自愿從家中拿錢借給站上,目的是不能讓考古站放假關門等待經費,要讓工作正常運轉,要搶出時間盡早整理好發掘出的資料,盡早編出耀州窯的考古報告。這就是我們的學員,雖然工資低,雖然只是臨時性的技術人員,永遠沒有轉成正式職工的機會,但他們在耀州窯的考古工作中處處表現出主人翁的主動和負責。這些學員中的骨干人員有:張宏、曹小平、薛春明、張蕊俠、翟建峰、常宏、趙剛毅、焦德厚、董紅衛、楊新莉、寇小石等。他們的辛勤勞動和智慧是耀州窯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重要因素。 在這十多年中,不論是科研人員還是行政人員,不論是正式職工還是學員,大家都以站為家,不僅長年吃、住、生活和工作在站上,而且很多學員都是在站上成親生子的。回想起來,時間也過的真快,當年在站上出生的孩子,現在有的十多歲還在上學,還有的已二十多歲大學已經畢業了。我們夫婦更是以站為家,一年十二個月,離開考古站的時間幾乎不足一個月。兩個兒子從初中開始就生活自理了,他們的寒暑假全是在考古站度過的,除了學習作業外,還要參加站上的洗瓷片和整理出土文物的工作。記得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長和國家文物局陳自德副局長來視察工作時,曾對當時的副省長孫達人說:“文物考古界能常年堅守工地的,別處也有,但像他們夫婦將家放下不顧,兩口子都一起堅守工地,我們還沒見過。”還開玩笑說道:“你們這個站是個夫妻店。”從此“夫妻店”的名稱不徑而走。同時在他們的提議下,陜西省文物局對我和杜葆仁在全省文博系統內進行了通報表揚,這使我們既感動又不安。因為大量的工作是站上干部和學員共同做的,我倆只是盡職而已,但獲得表揚的卻僅是我們。 從1984年至1998年,是耀州窯黃堡窯址考古的興盛期。在這15年的春夏秋冬里,我們夜以繼日的進行發掘、整理、研究和展示,做了大量工作。 對窯址的考古發掘,持續時間長,成果重大。我們采用配合窯址區單位基本建設為主,主動發掘為輔的方式,將漆水兩岸的中心區劃為七個工作區,開展了大規模、分層位的科學揭示。至1997年,共布探方211個,發掘面積達12982平方米。這是迄今為止,我國古瓷窯遺址進行的最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發掘揭示出唐、五代、宋、金、元、明各時代的文化層,找出其間的疊壓與打破關系；發掘出以上各時代的上百組作坊基址和上百座不同結構與特征的燒制瓷器的窯爐；出土了唐至元明各時代數以逾百萬計的各種陶瓷器標本,其中可復原器物有數萬件。也是國內古瓷窯址中出土文物最多,延續時間最長,所見遺跡和遺物最能成為完整發展序列的考古發掘,從而全面系統地揭示出耀州窯黃堡中心窯場從唐至明八百多年的發展史,發現了各時代陶瓷產品之瓷釉品種、器物種類與造型、裝飾技藝和手法、紋樣圖案的題材與布局等豐富內涵,不僅為耀州窯的研究提出了系統的科學資料,而且對我國古代唐以后上千年來北方瓷器的斷代和鑒定提供了重要標準。代唐以后上千年來北方瓷器的斷代和鑒定提供了重要標準。 在此發掘中,還首次找到我國陶瓷考古中有明確地層依據的五代和金代的瓷器產品。出土了數以十萬計的五代和金代的青瓷標本,不僅將耀州窯古代貢瓷的歷史,由北宋一個朝代擴展到五代、北宋和金等三個朝代,還解決了我國古代最為歷朝皇室權貴所青睞的天青釉瓷的起源問題,找出了由五代耀州窯所創燒的一大批天青釉和淡天青釉瓷器的瓷片標本,為我國陶瓷考古中的空白區五代和金代的斷代問題,提供了科學依據。 耀州窯考古的重大發現,使該窯址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耀州窯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成為“七五”期間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的重點考古科研項目,還榮獲了中國首屆田野考古獎,我本人還獲得總部在英國的東方古陶瓷學會的“希爾金獎”。在這15年中,考古隊的科研人員撰寫了論文和簡報近200篇,還編寫出版了《唐代黃堡窯址》、《五代黃堡窯址》、《宋代耀州窯址》等大型系列的考古報告集。幾本報告集和部分文章共獲得陜西省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8次、三等獎5次。 在窯址考古發掘的基礎上,先后建立起“耀州窯遺址”保護廳和“唐三彩遺址”保護大廳,并于1994年建成耀州窯博物館,成為我國最大的一所陶瓷專業博物館,向國內外展示著耀州窯和耀瓷的歷史,也向世人展示出半個世紀以來耀州窯考古的成果。 在此期間,我們和耀州窯博物館一起,還曾在陜西歷史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以及日本的大阪、愛知、萩市3個城市的博物館舉辦了耀州窯陶瓷展,將耀州窯的考古成果和耀瓷所代表的中國文明向國內外的廣大受眾進行廣泛的展示和傳播。 五、追索耀州窯后期發展的軌跡 創燒于唐代黃堡鎮的耀州窯,歷經800多年的發展,到元明時期日漸衰落。查閱民國《同官縣志》載有:“同官黃堡鎮瓷器,宋代早已馳名,即現代鑒古家所稱之宋器,精巧絕倫,惜自金元兵亂之后,鎮地陶場均毀于火,遂而失傳……繼起者為立地、上店,陳爐各鎮。而立地、上店今已不陶,所存者為陳爐耳”。按此記載,在耀州窯黃堡窯場衰落后,陳爐地區的立地、上店、陳爐之古瓷窯,是黃堡耀州窯的延續和繼承者。特別是其中的陳爐窯場,不僅至今一直燒造,而且還是陜西乃至西北地區近現代瓷業規模最大、最為重要的生產基地。 然而以往對這3處耀州窯址所做的考古工作很少。上世紀50年代末,僅在立地、上店兩窯址各開4個探方。七、八十年代后,我們也曾來調查過幾次,但因工作重點在黃堡,限于經費和時間,一直未能全面展開。 1998年我從省考古所退休,先后被銅川市考古所和耀州窯博物館返聘,遂建議耀州窯博物館對上述3個耀州窯址進行全面調查。又逢時機到來,事隔不久耀博到國家文物局匯報工作時,文物保護司副司長宋興潮同志認為陳爐窯場很重要,明確指示應該好好進行工作,促使了該項工作的順利開展。 2002年3月,耀州窯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和銅川市考古所聯合組成了陳爐考古隊,聘請我任領隊,由耀博薛東星和我共同主持這項考古工作,為時數年的耀州窯三大窯址考古調查與試掘工作全面展開了。 陳爐地區的立地坡、上店、陳爐等三大窯場,位于耀州窯黃堡中心窯場之東約15公里至20公里。三窯場呈三角形分布,三地間相距5公里至7公里。在古代,因為生產瓷器,竟在如此小范圍的三地設立了三鎮,足見其重要性。記得考古隊入駐陳爐陶瓷廠時,初春的天氣還相當冷,山坡的背陰處還留有積雪。第一個月,先初步全面普查一遍,普查隊員除我和薛館長外,還有楊瑞余和黃鳳昇,曾和我調查過陜西古瓷窯的杜文也參加了。陳陶廠為支持我們的工作,還專門派了熟悉地形的吳金厚來當向導。我們在一個月內,跑遍了三窯場遺址所在地及其周邊山地的梁峁溝坎。那真是一段讓人激動難忘的日子。雖然每天都要步行數十里盡心踏查,而且吃飯、喝水都無定時,但大家都精神飽滿,不顧勞累和饑渴,仔細搜尋著腳下和崖坡上的每一塊土地。那一個月,幾乎每天都有新發現,天天都興奮不已。記得有一天,我們天一亮從陳爐出發,先到立地坡村找書記了解立地坡創燒地橡樹嶺興隆溝的位置,都不知道,又問:“哪里有過橡樹?”書記說:“好像東山村有過”。我們當即沿著山路向東去找曾有橡樹的東山村。到了東山,由村長帶領看了村周圍的每條溝和旁邊的山嶺,在小學校后墻外和原生產隊辦公室的地方,找到了窯址。大家正在高興,村中一位老者告訴我們:“向西北走,過幾個山梁有個王家老宅,那附近我見過有籠梆(指燒瓷用的匣缽)”。我們又奔向王家窯洞,翻過幾座山梁,總算找到曾住過王姓的地點。但不僅找不到宅子所在,而且周圍已被小煤窯挖成了深坑和堆滿山坡的石渣土。大家都不甘心,圍著溝梁撥開荊棘和草叢四處尋找。“這里有一塊碗底”,“找到匣缽了!”經過大家耐心細致地調查,終于找到了這個不見于史書記載的立地坡窯場的瓷器燒造點。整整一天了,大家還是早上吃的早點,真是又累又餓又渴,要回宿營地還得再走20華里,幾個人忍著饑渴爬山返回時,天已黑嚴實了。這一天,走了60多華里山路,雖餓了一天,但大家都很高興,不僅沒有一句怨言,而且還不時說笑。因為找到了陳爐地區最早的瓷器創燒地,解決了一大問題。在大家的努力下,3處窯場普查首戰告捷。到4月初,在陳爐窯場發現燒造區14處,在立地坡發現燒造區13處,在破壞嚴重的上店窯區也發現燒造區6處,總共發現了三大窯場的30多處燒造區,采集了各時代的瓷片標本1萬多件,還在民間搶救性征集了一大批明清和民國時期陳爐地區燒造的瓷器。 全面普查完成后,工作又轉入對發現的30多處燒造區的細致調查,并選擇典型文化層進行科學解剖和試掘工作。同時請陳爐陶瓷廠騰出幾間窯洞式房間,用來刷洗、拼對、修復瓷器標本,開始了室內的繪圖、整理和器物制卡工作。此時參加人員也更多了。耀博的業務科、宣教部、遺址文管所和市考古所等單位和部門,能來陳爐的幾乎都輪換著來學習和工作,除了前述的考古普查人員外,新增人員工作時間較長的有趙雅莉、傅春玲、石琳娜、陳曉捷、張漢文、董小蘭等。 2002年—2003年,田野工作的重點是立地坡和上店。在立地坡除已找到的13處燒造區外,又新找到5處,共有18處,對其中的14處進行了試掘。發掘面積551平方米,清理出窯爐5座,找到了金、元、明、清四個時代的文化層,出土陶瓷標本10萬件(片),其中可復原器物1200多件,從而搞清了耀州窯立地坡窯場的范圍、規模和發展歷史。在立地坡還調查了明秦王府琉璃廠窯址,發掘面積94.5平方米,發掘出明代的石砌建筑基址和一批帶“官”字款和“I”“X”“XX”等戳印符號的琉璃瓦和支燒具,不僅確定了明秦王府琉璃廠的位置,還搞清了其規模、范圍和布局狀況。 在上店,對發現的6處燒造區試掘了3處,發掘面積89平方米,清理出金代窯爐1座,找到金、元、明早期的文化層。出土陶瓷標本超過1萬件(片),其中可復原器物200余件。搞清了上店窯場的規模、范圍和燒造史,而且解決了其廢燒原因是明成化、嘉靖大地震導致地形改變、水源改道枯竭所致。 以田野考古調查和試掘為依據,2004年,集體編寫出版了《立地坡、上店耀州窯址》,解決了黃堡鎮的耀州窯中心窯場東移的時間和路線問題。 考古隊在陳爐地區的工作重點是陳爐窯址。從2002年開始至2005年,我們一直在此地進行全面細致的考古調查和試掘。近幾年為配合當地基建,仍有斷斷續續的零星發掘,發掘面積已逾上千平方米。發現窯爐20多座,找到了金末蒙古、元、明、清、民國、解放初等時代的文化層,出土陶瓷標本20萬件(片),其中可復原器物3000余件。經歷了數年辛苦,我們搞清了它的燒瓷史。在金末元前的蒙古國時,耀州窯的制瓷工藝經過立地坡和上店傳播到陳爐。在耀州窯的諸窯場中,陳爐創燒時間最晚,但因具有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發展則最快。明代《同官縣志》記載陳爐“自麓至巔,皆為陶場,土人燃火煉器,彌野皆明。每值春夜,遠眺之,熒熒然一鰲山燈也”。遍山“爐火雜陳”,十分壯觀,故有“爐山不夜”美譽。 我們調查時,所見的陳爐窯場廢棄物堆積,往往高達10多米,甚至20多米。看著這些高如山包的遺址文化層,我總是激動不已,對數百年間在此辛苦勞作的制瓷匠師充滿了崇敬之情。他們靠著自己的雙手和智慧,要創造出多少精美的瓷器,才能獲得流行的關中民諺“五月二十六滴一點(雨),陳爐山上買老碗”。通過考古,我們得知陳爐窯自金末創燒后,元代快速發展,到明清時達到鼎盛,不僅燒瓷規模和質量超過同時期所有的耀州窯諸窯場,而且取代了黃堡窯場,躍身為耀州窯后期發展的中心窯場。晚清、民國以來,又成為至今仍存的唯一的耀州窯窯場,也是陜西和西北地區最大的瓷窯場。我們在此的考古,揭示了耀州窯發展的整體歷史和全貌,使此前認為的該窯“唐代創燒,到明代中期停燒,連續燒造八百多年的歷史”的觀點,被修正為“唐代在黃堡創燒,金以后燒造中心東移,延續至今,有近1400年的燒造歷史”。此次考古工作,使我們認識了陳爐的歷史,在幾年的研究工作中,大家已撰寫發表了40多篇文章,在《文博》雜志增刊出了專集,還出版了《陳爐耀州瓷精萃》,目前正在全力編寫《陳爐耀州窯址》考古報告,計劃在今年底完成。通過文章和專著,讓學術界和國內外也認識了陳爐,了解了其重要性。 在短短的幾年中,陳爐耀州窯址得到國務院批準,與黃堡的耀州窯址一起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正在修建窯址保護廳和陶瓷陳列館,而且耀瓷生產工藝已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8年,陳爐鎮還被國家批準為陜西目前唯一的“歷史文化名鎮”。現在,延續了近1400年的耀州窯陶瓷技藝在此得到傳承,耀州窯陶瓷藝術的血脈在此得到新生。幾代人為之奮斗了半個世紀的耀州瓷文化,在此綿延不息、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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