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窯為北方白瓷名窯，始燒于北朝，衰于五代，終于元代，燒造時間大約九百余年。其技術水平在隋代已登峰造極，燒制出具有高透影性能的細白瓷。邢窯白瓷分為粗白瓷、普通白瓷和細白瓷，粗白瓷胎質粗松，胎色泛黃，胎面一般要施化妝土；普通白瓷胎色較白，少用化妝土；細白瓷胎釉的潔白度較高，胎質細膩，釉面光潤，不用化妝土。從有關邢窯白瓷的考古發掘來看，邢窯細白瓷多發現于唐長安城的宮殿或寺廟遺址，如大明宮、青龍寺、西明寺等，其中一些白瓷的底部刻有“盈”字款或“翰林”款。近年來，在西安地區的一些唐墓中也出土了刻有“盈”字款的邢窯細白瓷。與細白瓷相比，邢窯的粗白瓷和普通白瓷的出土數量更多。由此可見，邢窯白瓷在唐代已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
      邢窯白瓷體現了唐代白瓷生產的最高水平，當時曾作為地方特產向朝廷進貢。其署“盈”字款者，一般認為與皇宮內的“大盈庫”有關。大盈庫在《新唐書》《舊唐書》中均有記載，玄宗、肅宗時稱之為“百寶大盈庫”。大盈庫是皇宮內最大的儲存金銀財寶的庫房，此庫內的財物只能由皇帝支配、使用。目前已發現的“盈”字款邢窯白瓷以碗最為多見，另有執壺、盒、罐等。

      上世紀50年代至本世紀初，刻有“盈”字款的白瓷器物在唐代遺址和墓葬中時有出土。“盈”字款白瓷的發現，為研究唐代貢瓷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故引起了考古文物和古陶瓷界的廣泛關注。

      根據“盈”字款白瓷出土的時間，可以將其歸納為三個階段：一是上世紀50至70年代邢窯遺址發現之前；二是上世紀80至90年代邢窯遺址發現之后；三是本世紀初。
      上世紀50至70年代出土的數量不多，見于報道者只有1957年西安唐大明宮遺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殘片和1975年河北易縣北韓村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執壺，此外還有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盒。
      上世紀80至90年代出土的數量漸多，見于報道者有1980年西安唐大明宮麟德殿遺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州，1984年西安唐大明宮遺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1985年西安唐西明寺遺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1992年西安唐青龍寺遺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白瓷執壺，1994年內蒙古赤峰市早期遼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大碗，1997年西安唐大明宮遺址出土的一件“翰林”、“盈”字雙款白瓷罐。尚未報道者有1990年河北寧晉縣北河莊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盈”字款白瓷罐，1991年河北隆堯舊城鎮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罐。

      本世紀初出土數量大增，見于報道者有2002年西安唐新昌坊遺址出土的五件“盈”字款白瓷執壺和四件白瓷盤，2003年邢臺市邢鋼東生活區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門瓷盞托。尚未報道者有2000年河北內丘北大豐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罐和2001年出土的兩件“盈”字款白瓷罐與一件白瓷碗。
      1957年西安大明宮遺址出土“盈”字款白瓷片后，首先引起爭議的是其產地在何處，當時曾出現過兩種有影響的意見：第一種認為這種白瓷可能是鞏縣窯的產品，理由是唐文獻中有“河南府”(洛陽)進貢白瓷的記載，而在已發現的唐時屬于“河南府”的鞏縣窯窯址中已發現了白瓷；第二種認為可能是河北定窯的產品，理由是在已發現的晚唐定窯遺址中也發現了白瓷，再加上定窯在五代、北宋之時又有刻款的習慣。
      1957年馮先銘先生曾去西安考察，對這兩種意見不大同意。他認為唐文獻中雖有河南府貢瓷的記載，但鞏縣窯白瓷的胎釉發土黃，與大明宮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的胎釉潔白不合，因此這種白瓷不像是鞏縣窯產品。至于定窯晚唐白瓷的胎釉倒是潔白的，與大明宮出土的白瓷很接近，但唐文獻中并沒有定瓷進貢的記載，因此也不可能是定窯產品。馮先生認為唯一有可能的是邢窯，理由是根據文獻記載邢窯白瓷進貢，且其色類雪，此與大明宮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完全相合。但由于當時邢窯窯址尚未發現，因此感到“苦無窯證”。
      臨城唐代邢窯遺址發現后，1980年12月13日，馮先銘、歐志培兩位先生在河北師大楊文山先生等的陪同下，對臨城的崗頭、祁村、西雙井窯址進行了考察。考察中，馮先銘先生一再提醒楊文山先生在窯址中留心“盈”字款標本。其后在1981年4月15日～17日的“邢窯與邢瓷藝術鑒賞會”期間，馮先銘先生又提到了“盈”字款問題。 

      據馮先銘先生的提醒，楊文山先生與臨城縣參加窯址調查的調查者雖然在臨城窯址中找到了一些“王”、“弘”字款的標本，但“盈”字款標本始終未見。直到1984～1985年，內丘縣文物組在內丘境內進行普查時，才在城關窯址發現了大量的“盈”字款白瓷片，從而使馮先銘先生認為大明宮“盈”字款白瓷產地可能是邢窯的看法得到了證實。
      按內丘邢窯遺址發現“盈”字款標本，有一個由少到多的過程。最早是1984年賈水祿先生在外貿局院內土坑中發現了一片；其后是1985年在原縣委禮堂一帶窯址中發現了十多片；到2003年，又在原縣委禮堂一帶窯址中發現了20多片。
      內丘邢窯遺址“盈”字款器物標本的大量出土，按理說“盈”字款貢瓷的產地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但事實上并非如此。比如有些研究者因受定窯產地說的影響太深，所以對邢窯出土大量“盈”字款標本的事實不加理睬，在事過10年之后，仍然堅持其產地是定窯的看法，如1996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在報道赤峰墓葬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大碗時，明確認定其產地是“定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盈”字款白瓷的產地問題解決之后，人們開始將“盈”字的含義轉為主要話題。關于“盈”字含義的解釋，研究者的分歧很大，歸納起來大體有以下四種：
      第一種認為“盈”字形近“盌”字，“盌”即“碗”，因此碗刻“盈”字是“以字標物”。這種解釋最早是1957年大明宮出土“盈”字款白瓷碗殘片以后，由西安文物考古工作者提出的。1984年河北省邢窯研究組成員畢南海先生訪問西安，在談到“盈”字款的含義時，西安有些文博人員仍然堅持這種意見。
      第二種認為“盈”字可能是內丘窯址某一窯主的“字號”。這種解釋最早是由河北省邢窯研究組的某些成員提出的。認為“盈”字作為“字號”，可能是“姓氏”用字，或“名”中用字，也可能是“吉祥”字，根據是臨城窯址中發現了多種類似“字號”的字款，比如“王”、“楚”、“季”、“弘”等。這種解釋出現后，曾受到內丘文物工作者的批駁。
      第三種認為“盈”字款是內丘邢窯“專為宮廷燒造貢瓷”的一種標志。這種解釋最早是由內丘縣某些文物工作者提出的。由于當時臨城窯址發現了姓氏款標本，而內丘窯址中尚未發現，故他們認為“臨城窯是民窯，不燒貢品，不受官府控制，所以窯主可以刻上姓氏作為商標”；而內丘窯因“專為宮廷”燒造貢瓷，“受官府控制”，不能刻姓氏。正是因為如此，故在內丘窯址中只發現了作為“貢品”標志的“盈”字款，而“沒有發現姓氏刻銘”。
      第四種認為“盈”字是唐宮內“百寶大盈庫”的一種標記。這種解釋最早是上海博物館陸明華先生提出的。他認為根據《舊唐書》和《新唐書》的記載，唐中期或者中晚期內府設有皇帝私庫，名為“大盈庫”或“百寶大盈庫”，進貢白瓷上刻的“盈”字，應是“以百寶大盈庫之‘盈’字作為標記、專供天子享用的定燒器”。

      以上四種解釋各有各的道理，但以哪種為是，筆者愿作如下認識：
      第一種認為“盈”即“盌”的解釋是絕對不能成立的。理由是“盈”、“盌”二字雖然形似，但“盈”絕對不是“盤”，含義更不是“以字標物”，如果說“盤”上刻“盈”字是“盌”即碗，那么刻在執壺、盒、罐的“盈”字又該如何解釋?我想是無法回答的。
      第二種將“盈”字解釋為“字號”是一種推論，是根據臨城窯址發現多種類似“字號”字款標本后的推論。按這種推論，充其量也只能說是“有可能”，但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實據來，因此這種帶有推論性質的解釋缺乏說服力。
      第三種以“盈”字為貢瓷“標志”的解釋太籠統，以內丘窯址只有作為貢品“標志”的“盈”籽而無“姓氏刻銘”的說法太冒險。理南足一旦內丘發現了“姓氏刻銘”怎么辦?果然，后來內丘出土了“和”字塤，無疑使這種解釋不攻自破。
      第四種將“盈”字解釋為“大盈庫”標記，從文獻記載上是有根據的，因此比較具有說服力，故研究者多從其說。2001年邢臺市清風樓東側南長街施工時，在土坑中出土了一批“大盈”款白瓷殘片，無疑為“盈”字為“大盈庫”標記的解釋提供了有力的物證，從而使這個長期爭議的問題得到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