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龍泉窯梅子青釉殘片盤 外底刻填“修內司平江謝興祖”銘款

      “謝興祖塑”、“平江謝興祖塑”、“修內司平江謝興祖”，這三件器物三組銘文組成了一個關聯，所指謝興祖應為同一人，謝氏史雖無載，但據銘文可知為宋代平江籍（平江即今蘇州）的一位陶藝名匠，擅捏泥偶，亦能制瓷，并曾供職于修內司。從只署姓名到添加籍貫再到說明就職機構，很可能是謝興祖生活經歷的不同階段上的點，當然這個“不同階段”可能并不存在明顯的分水嶺，也并不構成遞進式關系。

      泥偶標本的出土地點是老虎洞遺址附近，其胎質與南宋官窯器十分接近，龍泉窯這件標本從其薄胎厚釉，規整大圈足風格來看，亦表現出一種官范的氣質。種種跡象表明，謝興祖與官窯有著某種微妙的關聯。問題隨之而來，這三件標本的性質為何，官或民，或者三件性質并不一樣？如果是官窯器能被允許將自己的大名刻印在上面嗎？如果不是，為什么“平江謝興祖塑”標本胎質與南宋官窯器如此吻合，“修內司平江謝興祖”殘瓷標本其表征亦與官窯產品如此接近？

      筆者認為，問題的關鍵是不能將殘片銘文中的修內司直接和南宋修內司官窯相對應。“修內司”是官署名，除南宋而外，北宋、金、元皆有設置，這片署有“修內司平江謝興祖”銘文的龍泉窯殘瓷恰好佐證了筆者最近的觀點：北宋官窯在龍泉，而其主持督造機構正是修內司。所謂“襲故京遺置，置窯于修內司”不是說將官窯設置在京城，而是像故京一樣，也設一個官窯，并由修內司管理。老虎洞遺址出土的“修內司置”銘蕩箍也正是說明，修內司非具體地點，而是管理官窯的機構。而謝興祖很可能是北宋官窯的一名窯工，北宋官窯解散后，謝興祖繼續燒瓷為生，龍泉窯“修內司平江謝興祖”殘瓷應是此一時期的產物，也即北宋末至南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