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越窯器上的銘文，為我們鑒定提供了直接的可靠的依據。在接觸的制品中，鄞縣東漢瓷鐘底書“王尊”隸書兩字，紹興東吳瓷灶灶面上書“鬼灶”兩字，上虞縣東吳虎子上銘（紀年）“赤烏十四年（２５１）會稽上虞師袁宜作”。西晉人物堆塑罐上的龜趺碑銘文主要有：
　　紹興出土的“永安三年時富且詳（祥）宜公卿多子孫壽命長千意萬歲未見英”。平陽江山出土“元康元年八月二日起會稽上虞”。吳縣獅子山２號墓出土“元康二年潤月十九日起會稽”。吳縣獅子山３號墓出土“元康出始寧用此宜子孫作吏高其樂無極”。吳縣獅子山４號墓出土“會稽出始寧用此□□宜子孫作高遷眾無極。”
　　上海博物館館藏的，人物堆塑罐的龜趺碑上書“會稽出始寧用此喪葬宜子孫作吏高遷眾樂極”。上虞龍山出土的人物堆塑罐上有兩塊龜趺碑，其書均與吳縣獅子４號墓出土物銘同。
　　早期越窯窯址中的窯具、制品上的銘文，首次在慈溪東漢窯址中出現有徐師有、大、吉，鄞縣東漢窯址出有王、章。上虞東吳窯址出有宜、賈。余姚市東吳窯址出有安、朱等銘文。
　　上面這些銘文，這無疑對我們在實際鑒定中，碰到類似的銘文時，對于判別、鑒定器物名稱、年代、產地以及生產關系等，是有一定的借鑒。
　　對于紀年墓、紀年制品，無疑是我們鑒定器物，絕對年代和相對年代可靠的依據。東漢紀年墓有：永平十年、永初三年、延熹七年、五年，初平元年、建安元年等，出土的各式各樣罐、簋、鐘、缽、耳杯、壘、五聯罐、灶、井、香熏等。
　　東吳紀年墓有：正始二年、赤烏十四年、五鳳元年、太平二年、永安二年、三年、四年、六年，甘露元年、寶鼎三年、建衡二年、鳳凰元年、二年，天冊元年、天璽元年、天紀元年、二年等。
　　西晉紀年墓有：太康元年、七年、八年、九年，元康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永康元年，永寧二年，太安二年，永興二年，永嘉二年、三年、七年等。
　　東晉紀年墓有：大興三年、四年，咸和元年、二年、四年，咸康八年，建元二年，永和元年、三年、四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升平二年、五年，隆和元年，興寧二年，大和元年、三年、四年，太元二年、八年、九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二十年，隆安元年，義熙二年等。
　　南朝紀年墓有：初永元年、二年，元嘉五年，大宋丁丑年，元嘉二十四年，大明六年，泰豫元年（以上為宋）。永明元年（齊），天監元年、五年（梁）。禎明二年（陳）。
　　隋，大業三年。以上各紀年墓可詳閱《青瓷與越窯》專著中紀年墓及出土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