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存世的唐代宮廷用瓷已少之又少，完整器更如鳳毛麟角，甚至連擁有一片銘刻唐代宮廷銘款的瓷器標本也屬奢望。本文披露一批西安民間收藏的唐代宮廷生活用瓷的殘片標本，它們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唐代宮廷用瓷所蘊涵的時代信息。

　　“窯工刻款”與宮廷“玉工刻款”

　　唐代，我國瓷器制造技術已達相當水平，其中河北邢窯制造的白瓷細白如雪，浙江越窯生產的青瓷青翠如玉，兩瓷窯的產品成為唐代宮廷的主要生活用瓷。唐代宮廷生活用瓷除了邢、越兩窯生產的細瓷外，還有河南鞏縣等瓷窯生產的白瓷及低溫彩色釉瓷。這些唐代宮廷生活用瓷，有些器物底部刻有款識，款識以“大盈”“盈”字為最多，是唐皇室“百寶大盈庫”的縮寫。

　　西安民間收藏的唐宮廷生活用瓷殘片中，除了“大盈”“盈”字款識外，還發現“供使”“供奉”“進奉”“翰林”“官”“子二口”“元”“木”“陽”“是”等款識。在粗瓷、低溫釉彩瓷殘片中也發現有刻款識者。

　　西安民間見到的唐宮廷用瓷款識目前發現有兩種：瓷窯“窯工刻款”與宮廷“玉工刻款”。前者是瓷窯工人在為宮廷專制的陶瓷上劃刻的款識(簡稱“窯刻款”)，后者為宮廷玉工在進庫陶瓷上用鉈輪、刻刀等工具所劃刻的款識(簡稱“宮刻款”)。西安發現的唐代陶瓷殘片中，刻有“大盈”“盈”字和“窯刻款”款識的，主要是唐代河北邢窯生產的細白瓷器以及一些綠色釉、粉綠色低溫陶瓷；而有“宮刻款”款識的殘片涉及的瓷窯產品不少，粗、細陶瓷均有發現。

　　四種窯刻款

　　西安發現的唐代邢窯細白瓷帶有“窯刻款”款識者，與河北內丘唐邢窯遺址出土白瓷“窯刻款”的款識大體一致。目前，發現的“窯刻款”款識形式有四種。一種是“濕刻款”，即窯工在濕軟尚未干燥的陶瓷胎上用較細工具劃刻的款識。圖1是西安出土的河北邢窯細白瓷碗殘片中的“大盈”濕刻款放大圖，從放大的款識文字細部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款識文字邊緣有明顯凸起的濕劃痕。第二種是“干刻款”，即窯工在基本干燥的胎上用刀具劃刻的款識。圖2是唐代河北邢窯細白瓷碗“大盈”款識。款識文字筆畫的上下、左右邊緣刻痕明顯，下刀一邊平整，另一邊緣形成如鋸齒狀的刻痕，如同當今篆刻“切刀”法的刀痕。第三種是“釉后濕刻款”，即窯工在施釉后進窯燒制前劃刻的款識，多發現于河北邢窯所產瓷器“玉環足”(亦稱“寬圈足”)上和圈足碗碗底。從款識文字邊緣凸凹不平的釉表面局部情況可看出其工藝流程是先施釉，后劃刻文字，再進窯燒制。第四種是“釉前刻款”。大明宮遺址出土的低溫綠色釉瓷、淡綠色釉瓷殘片中，也發現有“大盈”“盈”字款識者。這種彩瓷款識的刻制工藝，是刻款識后施釉，與釉后刻款同屬窯刻款，工藝流程略有不同。圖3是一片綠彩“盈”字款玉環形足瓷碗殘片，從圖中標本的款識可以看出“釉前刻款”工藝的特征，即刻出款識后施釉，然后進窯燒制。這種綠彩“盈”字款玉環足瓷碗除西安出土不少殘片外，新加坡打撈的黑石號唐代沉船出水了這種完整的“盈”字款識碗。根據目前發現的這種唐代綠瓷碗及殘片的完整或殘缺的情況推測，這種綠瓷碗應該都有“盈”字款識。這在有款識的唐代宮廷用瓷中極為罕見，可能是宮廷專用生活用瓷。

　　西安面世的唐代有款識的淡綠色釉宮廷用瓷的殘片，目前發現“玉璧足”碗碗底有“盈”字款者(款識在玉璧形足足底，書寫有橫豎兩種)，及“餅足”執壺底有“大盈”款(圖4)者，還發現綠色罐罐底有“盈”字款者(圖5)。西安發現的低溫綠色瓷碗殘片中有“圈足”者，口為“葵口”，壁有“棱筋”，由于發現的殘片很少，未發現有款識者。這種低溫釉瓷的瓷化程度低于瓷高于陶，介于兩者之間，屬于唐三彩。過去認為唐三彩器為冥器，但從西安唐代宮廷遺跡出土的為數不少的三彩碗、盤、罐、執壺、馬等器的殘片來看，唐三彩不應該定格在冥器范圍，而應視為唐代貴族用器。

　　越窯生產的秘色貢瓷中也發現有釉前刻款的。其款識與宮廷“百寶大盈庫”無關，如圖6的“木”字款識(目前發現同類款識的還有“上”“一”“二”“六”“元”“陽”等)。這種越窯玉環足葵口棱筋碗較越窯玉璧足碗胎質更為細膩，釉色更潤澤，碗胎較薄，屬于唐晚期越窯專制秘色貢瓷。這種唐代越窯玉環足碗，目前沒有發現有“盈”字款識者。

　　窯刻“盈”字款瓷及殘片除在西安有出土外，其他一些地方亦有出土，如河北內丘邢窯遺址，多數出土于唐王府遺址、唐王墓葬及廟宇遺址。而有宮刻“盈”“大盈”款識的瓷器殘片，僅在西安唐宮廷遺址有發現，其他地方未有出土報道。這從另一角度證實，“盈”及“大盈”款識是唐代宮廷“百寶大盈庫”的縮寫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