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在收藏鈞瓷時，總會習慣看一下底款，以弄清作品由哪位大師制作，又出自哪家窯口。同一件造型，如果有名家名窯的款識，與沒有底款相比，價格會有較大懸殊。了解一下鈞瓷款識的由來，對于我們了解鈞瓷的歷史，研究其發展脈絡，認識器物的內在價值，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們從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發現，鈞瓷的款識在宋代就開始出現，隨著鈞瓷的發展，款識內容和表現形式也在不斷增多。
      目前我們能夠看到的鈞瓷款識，大致有以下幾個類型：
      一是表明同類器型的大小、年代和鈞瓷存放的地點。在宋代鈞官窯出土的花盆、出戟尊、鼓釘洗等器皿中，不少在底部刻有一至十的漢字號碼，尤以花盆居多。據參與宋鈞官窯挖掘工作的趙青云先生考證，不同的漢字號碼代表器皿不同的規格，一號最大，十號最小。北京故宮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館均收藏有出戟尊，現存最大者底部標號為三，高32.6厘米，最小者標號為八，高22厘米。鈞官窯瓷除底部刻有漢字外，還有清乾隆時在花盆底部加刻的楷書“重華宮”、在盆奩兒底部加刻的“瀛臺”、“養生殿”等字樣。
      對于漢字號碼代表器皿的不同規格，我國陶瓷專家馬未都先生卻提出了不同意見。他發現，同時的官鈞花盆，有四號比七號大的，也有四號比七號小的，底下的數字代表什么，至今還是個謎。

圖1.目前資料中，刻有最早紀年款識的鈞瓷瓷片。
      鈞瓷有關紀年的款識相對較晚，這也是造成有關鈞瓷出生年代爭論的主要原因。20世紀80年代，鈞瓷藝人苗錫錦在禹州市磨街鄉山區進行古窯址調查時，曾發現一個類似碗或缽的鈞瓷殘圈足，底部陰刻有“鈞州西吳鎮周家造至元七年”（1270）的款識，這是現有資料中，最早的有關紀年的款識。鈞瓷藝人閻夫立也曾在鄭州收藏家李經謀先生處見到幾件有“天啟年制”款識的明代鈞瓷。但總的來說，帶有紀年的款識十分鮮見。
      二是表明制瓷的藝人和燒造的窯口。鈞瓷藝人以自己的姓名做款識年代較晚。當年，有關部門曾組織人員對神垕的劉莊窯、下白峪窯做過大量考察，發現過釉色、制作工藝與傳世宋鈞相似的器物殘片，上有墨書“郗”和線刻陽文“朱”字樣的銘文，這可能就是我們發現的最早的有姓氏的款識。清光緒三十年（1904）禹州知州曹廣權在神垕建立了鈞窯瓷業公司，在公司做瓷的郗杰曾留下“鈞興郗造”的底款。鈞瓷恢復初期，一些工廠偶爾蓋過“豫興窯業工廠出品”的款識。國有企業占據主導地位后，藝人們鮮見留有自己的底款。對于產品的優劣，國營瓷廠采取在底部蓋甲、乙、丙紅印分等級，鈞瓷一廠、二廠則采用一、二、三的紅印定之。20世紀80年代末，民營窯口逐漸涌現，窯口較為重視自己的包裝，開始加蓋自己的底款，名稱、個人名字做底款成為一種時尚。較早的如“中國神垕鄭召鈞窯制”、“苗家鈞窯”、“孔家鈞窯”、“榮昌”、“神州鈞窯”等。稍后，一些窯口不僅加有窯口底款，還標有燒制年代，如“榮昌鈞瓷坊乙酉年制”等。而在社會上有影響的部分藝術大師則開始將自己的名字用制模的方式作為款識。如“劉富安作”、“劉山人造”、“楊志制瓷”等等。隨著一些大師在社會上的影響日益增大，所在窯口將一般的藝術品用窯名作款識，而自己的得意之作則另加個人款識。有些藝人為了防止自己的款名被盜用，還采用親手刻寫的方式來存真。如“苗長強”、“孔相卿”、“夫立手制”、“劉建軍”、“晉造”、“韓冬”、“鈞丁”等。
      三是表明某類作品記錄的某個事件。20世紀初，鈞瓷開始作為國禮出現在國家所承辦的重大活動中。2003～2005連續三屆亞洲博鰲論壇的國禮“祥瑞瓶”、“乾坤瓶”、“華夏瓶”；2006～2008連續三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的國禮“豐尊”、“海晏鼎”、“象天鼎”，以及金堂鈞窯創作的，由胡錦濤總書記出訪日本贈送的國禮“和尊”等。這些作為國禮的鈞瓷因承載的意義重大，銷售均采用限量發行的方式，因而更加重視底款的信息傳遞。這些作品的底款包括作品名稱、燒制年代、燒制窯口、大師名稱、編號等，使底款的內容更為豐富，也為人們鑒定鑒賞不同時期、不同窯口的鈞瓷作品提供了更為準確有用的信息。
    四是用題款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由于鈞釉釉厚而不透明，在釉面上題字十分困難，因而窯口極少在鈞瓷上題款。偶爾為之的是清代的一些題款，但這些器物多是宮廷所傳，皇帝所題，玉工后刻。著名鈞瓷藝人閻夫立曾在自己親手燒制的一個大盤上，用金剛刀刻寫過一段近百字的制瓷感言：“制瓷就如做人，有海闊天空才有洪量大德，有至誠仁愛才有真善大美，有空曠至靜才有大徹大悟。以包容天下之胸懷立意，以博愛仁義之心馭火，以空靈大悟之感成瓷，順天應人，靈活多變，鈞我同融，天人合一，意心隨悟，力求大成。”但此情況，非常罕見。（編輯：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