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飛蝠紋筆筒，清光緒，高16.5cm，口徑12.1cm，足徑12.1cm。底中央青花雙方欄內楷書“長春宮制”四字款。
　　“一般喜歡瓷器的人，首先都要看瓷器的款識，就是把瓷器翻過來看看底下寫的是什么。電視劇里演的買假瓷器，一翻底，下面寫著倆字：西漢。都成笑話了！沒東漢時，西漢人怎么知道自己是西漢。”這是《馬未都說收藏》里面的段子。

　　青花瓷是中國瓷器里具有代表性的一個品種。青花瓷的款識，也有其獨特的講究內涵。就連周杰倫的《青花瓷》中，也有“在瓶底書刻隸仿前朝的飄逸，就當我為遇見你伏筆”的歌詞描述。

　　中國古代青花瓷瓷器底部的文字、圖案款識種類繁多，各個時期的款識均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瓷器的燒造分官窯與民窯，款識自然也會有所不同。官窯青花，通常會用紀年款來標注，民窯青花的款識樣式相對要豐富得多了。

　　官窯青花款識 或記錄帝王年號 或記錄天干地支

　　紀年款，顧名思義是在青花瓷上，標注瓷器燒造的年代。因為中國古代的年代記錄方法有兩種，即帝王年號和以天干地支表明的年號，所以，青花瓷上的紀年款也分此兩種。明代永樂年間，在青花瓷上開始出現紀年款，雖是極少數，但也開啟了明清兩代官窯器物書寫朝代年款的先河。最負盛名的是官窯的壓手杯，杯里面寫著“永樂年制”四字篆字款。解釋下壓手杯，看起來像碗，手握杯時，大小正好擱在虎口位置。由于胎較厚，有沉重感，故名為“壓手杯”。帶有確切“永樂年制”款的永樂青花壓手杯，全世界只有3件，均被故宮(微博)博物院所藏。明人谷應泰撰《博物要覽》一書中特別提到了這種杯：“若我永樂年造壓手杯，坦口，折腰，砂足滑底。中心畫有雙獅滾球，球內”大明永樂年制“六字或四字篆書，細若米粒，此為上品；鴛鴦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樣精妙，傳世可久，價亦甚高。”

　　一般說“永宣不分”，也就是，永樂瓷器和宣德瓷器非常接近，尤其是不帶年款的，不是專家分不清楚。由此可見，年款在這段時期的重要性。而通過款識，又如何區分兩個時期的青花瓷呢？首先，宣德青花瓷器款識多，有“宣德青花款識滿器身”的說法。瓷盤無一例外全部有款，其他根據器物造型的不同在口沿、耳、頸、碗心、足底、流、腹部均有書寫。其次，以六字“大明宣德年制”的雙行楷書居多，“宣德年制”四字款較少。

　　到了明代中期，又出現“成弘不分”的特點。即成化、弘治的瓷器極為相似。除了上面有款寫著“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弘治年制”，可以區分。陶瓷鑒定專家孫瀛洲先生曾將成化六字款概括成六句歌訣：“大”字尖圓頭非高，“成”字撇硬直倒腰，“化”字人匕平微頭，“制”字衣橫少越刀，“明”日窄平年應悟，“成”字三點頭肩腰。也有人曾經歸納明代紀年款特征為“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或許，仔細揣摩，可以發現其中的奧妙。

　　正德青花的款識特點，沒有那么突出。反而是青花瓷本身獨具特色。正德皇帝迷戀伊斯蘭教，因此，這一時期的青花瓷上會出現史無前例的阿拉伯文字。2005年紐約佳士得(微博)拍賣會上，有個正德青花阿拉伯文方瓶，被拍出169.6萬美元，折合人民幣大約是1374萬元。這類方形造型，也是正德皇帝的偏愛。

　　明晚期的青花瓷，是官民同享。一時間，瓷器成為全民的一個釋放。這或許是瓷器發展的一個開放階段，又或者是因為嘉靖皇帝崇尚“無為而治”，因為嘉靖皇帝信奉道教。因此，嘉靖時期的青花瓷款識風格龐雜，就連青花瓷的造型也不那么莊重了，葫蘆形道教題材的青花瓷比比皆是。與嘉靖不同，其子隆慶并不崇尚道教。而此時期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款識被改為了“大明隆慶年造”，這是獨一無二的。萬歷時期興起了中國的收藏熱，導致當時的瓷器后世多有模仿。

　　因為明代末期的最后兩個皇帝，天啟、崇禎在位時間非常短暫，所以在中國陶瓷史上，把天啟朝、崇禎朝到清代入關后的第一個皇帝順治朝，統稱為“過渡期”。雖然天啟、崇禎兩朝的時間轉瞬即逝，卻仍出現了許多高質量的青花瓷。而這些高質量的青花瓷，多為民窯出土。這多多少少與政治經濟有關。馬未都說：“當政治上完全處于放任的時候，經濟也會自發地產生新的門類。”天啟、崇禎統治時期，對瓷器生產采取完全放任的態度，致使民窯的青花瓷蓬勃發展。崇禎青花很多都寫干支款，不寫“大明崇禎*年”，只寫干支，比如“丙子”、“庚辰”等。

　　順治，是滿族一統中國的時期，因為漢族人對明朝的戀戀不舍，使得這時的瓷器大都保留了明代的特征。康熙年間，才暫露頭角。早期康熙青花是官民不分的，不僅是造型內容上不分，主要原因是很少寫款。因為康熙帝認為瓷器上不能寫款，寫了款，如果打碎了會不吉利，所以不讓寫。但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會在瓷器上寫大量的寄托款。比如寫“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這三個朝代寫的最多。有人說，這是當時政府對漢人知識分子的“網開一面”。再者，康熙的母親是漢族人，這或許也為他親近漢文化奠定了基礎。后期的官窯形式開始受到限制，一旦受到限制，那就一定是有一個規范需要遵守。中期開始，康熙青花大量書寫帝王年號款，均為楷書，主要是6字款“大清康熙年制”。

　　清中期的官窯，是明清官窯中最規范的時代，所有式樣、品種都由宮廷直接把握，直接出樣，由督陶官親子管理。因而質量非常高。今天拍賣場上很多高價位的瓷器，都是這個時期創造的。

　　瓷器在康雍乾三朝分的很清楚，一到嘉慶、道光，習慣上就不分了。無論是關于陶瓷歷史的書籍，還是古董行，對“嘉道”時期的青花瓷，都持有忽略不計的態度。瓷器本身尚且如此，款識自然更無所談及。不過，在嘉慶時期有一個特點，即同一時間里，一模一樣的瓷器，會出現“大清嘉慶年制”和“大清乾隆年制”兩種款識，因為嘉慶剛即位時，乾隆爺還活著。所以，乾隆去世以前，清朝有兩個年號。民間流傳的是，嘉慶改元，稱嘉慶元年、嘉慶二年等。但在宮里，還是得叫乾隆六十一年、乾隆六十二年等等。景德鎮受制于中央政府，兩邊都得討好，所以兩個款都有。

　　道光之后的中國進入戰亂年代，政府對瓷器的技術與藝術要求都很低，只要仿照前人的即可。同時，督陶官也變為了地方政府的代管，可見中央政府的不重視。此時期的藝術瓷與日用瓷，都已混淆不分。

　　反而是到了近代，瓷器重新被重視，款識也因此發生變化。但已幾乎沒有紀年款，直接以“江西瓷業公司”或“CHINA”為款識出現。

　　民窯青花款識 豐富多樣寄托百姓民生

　　民間青花瓷上，常出現“福壽康寧”、“長命富貴”、“萬福攸同”等語句表達人們對幸福生活的向往。款識，被民間大眾賦予了祈福的功能。中國人經常將精神需求，寄托在實物上，仿佛這物是可以向上天傳達期望的一個載體。

　　青花飛蝠紋筆筒，清光緒，高16.5cm，口徑12.1cm，足徑12.1cm。底中央青花雙方欄內楷書“長春宮制”四字款。

　　堂名款，更像是被蓋在青花瓷上的印章，象征中國古人的“版權意識”。這類代表某個人或某座堂屋的款識，往往具有較高的藝術、收藏價值。因為要樹立品牌形象，而精工細作。堂名款，在官窯里很少見到。直到慈禧年間，慈禧太后要求自己的瓷器，都要署上自己曾經住過的殿堂名，比如“儲秀宮制”“長春宮款”等。

　　除了文字內容上的多樣化，以簡練的圖案裝飾器底，也是民間青花瓷的特色款識。篆刻中的“肖形印”與紋飾款有異同工之妙，以圖畫的方式做標記，好比現在的“LOGO”。紋飾款中的“豆干款”為菱形框架結構，猶如現代建筑中的高樓大廈，是民間作坊的記號，又叫“花押”。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