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上已發現一些刻劃符號。如仰韶文化類型的西安半坡、臨潼姜寨等遺址出土的陶器上，已發現各種刻劃符號270個。此外，山東龍山文化，以及上海馬橋、浙江良渚等遺址出土的陶器上，也發現不少刻符；青海省樂都、甘肅省半山所出土的陶器上還發現了彩畫符號。這些刻或和彩畫的符號是我國最早的文字雛形，也是我國陶瓷款識的濫觴。商周時代，瓦和陶器上的刻字，多數為編號，少數為人名。春秋戰國時期的磚瓦、陶器上的刻符和文字，各地都有發現，逐漸增多。秦漢時期的陶器和磚瓦的文字非常豐富，所涉及的內容亦較前廣泛。陶器上的文字絕大部分內容是反映陶手工業的情況，如器物的編號或記號(一、二、三……等)，制陶手工業的官署名(左司空、右司空、大水、北司等)、作坊名(安陸市亭、櫟市、杜亭等)、陶工名(義渠、伙、成、蒼等)，另外還有地名(宜陽、新城、藍田等)、器物所有主名(北園呂氏缶、下賈王氏缶等)、器物置放地名(宮廄、大廄、麗山〓宮等)等等，在瓦當和順上還開始出現一些吉祥語(千秋萬歲、長樂未央延年益壽昌等)，大凡后世的款識類別，此時大多已具備，開了中國陶瓷款識的先河。目前所見瓷器上最早的款識是浙江省鄞縣出土的一件東漢青瓷雙系盤口壺，底足刻有隸書"王尊"二字。帶有紀年款銘的瓷器，最早見于三國時期，如南京趙士崗墓出土的一件越窯青虎子，其腹訓刻劃"赤鳥十四年(251年)會稽上虞師袁宜作"款銘，不但有紀年，并且有燒制地點、工匠名等內容。浙江省紹興古墓出土的一件青瓷谷倉，頂部的龜碑正面刻劃"永安三年(260年)時，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孫，壽命長，千意(億)萬歲未見英(殃)"的款銘，內容包括紀年以及祝愿的吉祥語。南京清涼山吳墓還出土一件熊形油燈，上刻"甘露元年(265年)五月造"的款銘。這是三件十分難得的具有紀年款的器物，它為我們正確斷代提供了標準器。其款識的共同特點是：釉下刻劃，字體近草書。
西晉時燒制的一種青瓷扁壺，各地有不少出土，形制奇特，短頸，扁腹，廣底，兩側各有系由于發現有的器物底部刻劃有"先姑〓一枚"、"紫(此)是會稽上虞范休可作〓者也"的款銘，才使我們知道，這種青瓷扁壺在當時稱為"〓"。漢代文獻上記載有一種罌，《漢書》顏師古注："〓，長頸罌也"。但罌究竟是何物?長期以來不得而知。1972年南京化纖廠晉墓出土一件青瓷長頸雞首壺，底部刻"罌主姓黃名齊之"七字，由此使我們得知器的名稱和器物屬主的名字，原來這種長頸壺，即稱為"罌"，與文獻記載相符。
唐代陶瓷款識仍以刻劃為主，但已有在釉下用彩書寫的款銘出現。從窯口來看，刻劃者多數為越窯，用彩書寫者以長沙窯為多。其內容不僅有紀年款、人名款、產地款，還有帶有商品廣告性質的款銘。字體絕大多數為草書，楷書少見。刻劃與寫的部位皆不固定。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越窯青瓷執壺，腹部刻劃有三行文字："會昌七年改為大中元年(847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記之耳"。這件器物的款識記錄了當時年號的改換。浙江嵊縣出土的一件越窯青瓷罌，腹部刻劃"元和拾肆年(819年)四月一日造此罌，價值壹千文"17字，詳細地標明了制作日期、器名、價值。浙江寧波出土的一件印花碗，碗內底有"大中二年"四字，則為內容單純的紀年款。此外，還有刻劃文字的青瓷墓志銘，內容有紀年、人名、事跡等等。
唐代長沙窯以彩書寫款識，很多具有商品廣告性質，這是長沙窯的一大發明，如"鄭家小口天下第一"、"卞家小口天下有名"、"言滿天下無口過"等等。在外銷器物上，還用阿拉伯文書寫"真主最偉大"，以適應和迎合阿拉伯人民的需要。
唐代著名的邢窯白瓷中有刻"盈"、"翰林"字款，或書寫"翰林"字款的產品，"盈"是宮廷內"大盈"庫的簡稱，表時它們是官府的用品。此外，1978年浙江省臨安發現了吳越王錢廖之父錢寬的墓葬，出土19件白瓷，多數底部有'官"或"新官"字樣的刻款，這批晚唐時期的白瓷精巧細潔，不是一般的民間用瓷，款識的含義也清楚地告訴了人們。
五代越窯青瓷中也有刻"官"字款的器物發現，如浙江省臨安五代墓出土的一件越窯雙系瓶，腹部刻劃"官"字款。
唐代至北宋河南瓷窯生產一種瓷忱，枕底往往刻有某家作坊制作的款銘，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瓷枕，枕底刻"杜家花枕"四字。傳世品中還有刻"裴家花枕"四字的。宋代瓷器款識遠較前代為多，銘文內容有作坊標記、工匠姓名、制作年月、唐詩宋詞、吉祥語句、宮殿名稱和宮廷用瓷專用款銘等等。總的特點是款識文字趨于簡明，仍以刻劃款為主，但書款逐漸增多，印款亦較前期增如。
以下是宋代瓷器主要款識內容
越窯，所見的紀年款基本上都是北宋的，年號有"太平戊寅"(978年)、"淳化二年"(991年)、"熙寧四年"(1071年)等，這種四字紀年款與后代的同類款只已無多大差別。也有款識文字較長的，如紹興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收集的一件北宋越窯糧罌瓶，腹壁劃有"上虞窯匠人項霸造糧罌瓶一個獻上新化亡靈王七郎咸平元年七月廿日記"31字，說明它是北宋初(998年)上虞匠人項霸造的一個"糧罌瓶"，內裝糧食給王七郎的隨葬品，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定窯：定窯瓷器款識多達十數種。有刻"官"、"新官"字款，大多數是碗、盤，也有少量的瓶、壺和罐。出土及傳世品的定瓷中，有刻"尚食局"、"尚藥局"款的，以"尚食局"為多。字銘均刻于盤底，但早年流散國外的一件平底碗，碗外壁由右向左橫刻"尚藥局"三字。宋代殿中省下設6個局，尚食局是管宮廷伙食的機構，沿藥局是宮廷的醫療機構。帶有"尚食局"款的器物當是放食品的，帶有"尚藥局"款的當為放置藥物所用。定窯瓷器中還有刻"五王府""〓定"以及與宮殿建筑有關的"奉華"、"德壽"、"慈福"等款銘的。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兩件定窯小杯，內用紅彩書寫"長壽酒"三字，十分少見。
鈞窯：宋代鈞窯器帶款銘的很少，主要是刻一至十的數目字。從對鈞窯窯址的發掘和研究中，找到了數目字的確切用意，即數目字越小，器物越大。"一"是同類器物中最高或口徑最大的，"十"是最低或口徑最小的。鈞窯器中還有刻"奉華"，"省符"字款的。
汝窯：汝窯瓷器僅見兩種款識。一為"奉華"，奉華堂是南宋高宗時德壽宮的配殿。另一種款識刻一"蔡"字，刻"蔡"字款的無疑是物主的姓氏。
磁州窯：磁州窯瓷枕帶作坊款最為流行，如"張家造"、"張家枕"、"張大家枕"、"張家記"、"古相張家造"、"李家造"、"趙家造"、"王家枕"等等，以"張家造"字款為多。此外，磁州窯系瓷器中，還見有"家國永安，趙家枕永記，熙寧四年"(1071)年字款瓷枕以及用黑彩書寫"醉鄉酒海"、"清沽美酒"等字句的。
景德鎮窯：宋代的景德鎮，以生產青白瓷聞名，已有制作盒子的專門作坊，大都在底部印有作坊主的姓氏。已發現的有十幾種，如"蔡家合子記"、"許家合子記"、"張家合子記"、"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段家子大"以及"程"、"徐"、"汪"、"朱"、"藍"諸姓。
龍泉窯：以碗心印陰文"河濱遺范或"金玉滿堂"多見。
德化窯：德化窯青白瓷盒子上有刻"頤草堂先生雕造功夫"9字款的，"功夫"又作"工夫"，是宋代手工業中的習慣用語。
建窯：宋代盛行斗茶，建窯燒制的黑釉茶盞適于斗茶，因此一度為宮廷燒制供斗茶用的黑盞，底足刻"供御"和"進〓"字款。此外，還見有臨汝窯瓷器內印陽文"童"或陰文"吳"字，吉州窯瓷器印有"吉"、"記"、"山"等字樣的，表明作坊主或工匠的標記。宋代黑釉加金彩瓷器上，還有書寫"壽山福海"吉祥語的。名目繁多，不勝枚舉。
遼瓷的款識，紀年款有"軋二年田"、"軋三艾廿一"等。"軋"和"艾"都是契丹文，分別為漢文的"乾統"和"月"。乾統為遼帝耶律延禧的第一個年號，乾統二年即公元1102年。款識中還見有"孫"、"徐"等漢人姓氏以及"官"字款。文字都是刻劃在器物上的。
金代瓷器款識以墨書為多，也有刻劃的，款 位置大多在器物的底足部。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年白瓷瓶，底足上刻"時皇統元年(1141年)三月二日造"；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白釉黑花鳥紋虎形瓷枕，枕底墨書"大定二年(1162年)六月六日□家造"；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白釉黑花罐的罐腹墨書"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張泰造"。另外，還發現書有"泰和"、"正大"等年款的金加彩器物。
元代的款識，刻、劃者少見，大多是書寫。以下是元瓷主要款識內容：
景德鎮窯：英國達維特基金會收藏的一件青花云龍紋象耳瓶，其頸部青花書寫"信州路玉山縣順城鄉德教里荊壙社，奉圣弟子張文進喜拾香爐、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良辰謹記。星源祖殿，胡凈一元帥打供。"這就是著名的"至正型"花瓶。江西也發現一件青花釉里紅蓋罐，頸及肩部有"大元至元戊寅(1338年)六月壬寅吉置劉大宅凌氏用"款銘。江西高安窯藏出土的元青花在器底及蓋里以墨書書寫"禮"、"樂"、"射""御"、"書"、"數"，將周禮中的六藝書于器上。元青花中還有書寫"天下太平"、"壽"字的。
元代景德鎮所產的卵白釉印花瓷，花卉間往往印有對稱的"樞府"兩字款。樞府即樞密院，是當時掌管國家軍事大事的機構。還有印"太禧"、"福祿"、"玉"等款的。"太禧"是元代專掌祭祀的"太禧宗〓"的簡稱。
龍泉窯：元代龍泉窯瓷器上款識大量出現，多為印款，如"張"、"王"、"富"、"福"、"壽"、"大吉"、"金玉滿堂"、"項宅正窯"等等。大致可分為吉語和窯業主、工匠姓氏兩類。還發現"八思巴文"款識，八思巴文是元代頒行的統一文字。
磁州窯：元代磁州窯瓷器器腹上，常用墨書題寫詩句，如元大都出土的一件白瓷罐，腹壁上書寫："百草千花雨氣新，今朝陌上盡如塵。黃州春色能于酒，醉殺西園歌舞人。"如此長篇詩名裝飾，是元代磁州窯的特殊風格。 隨著中國制瓷業的發展，明清時期瓷器款識達到高潮，內容豐富，形式多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