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必須感謝中國美術學院手工藝術學院對我的邀請，他們清楚地知道我既不懂青瓷也不熟悉有關手工的文化批判史，但是他們的胸襟寬廣，恰恰希望聽取相鄰領域的聲音，著促使我更誠實地表達淺見。面對這場跨界對話，我思考的第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會對手工制作贊美、留戀甚至膜拜？這中情懷的源頭在哪兒？

      工藝史研究者喜歡將這個源頭追溯到我國古代文化。的確，對以器物為象征的雅致生活的美學追求，是宋代和明代文化生活的典型特征。但是古代文人賦予器物的一整套美學價值，并不必然與手工制作本身聯系在一起。應該承認，鄙視手工勞作，熱衷于用雅、俗之別在藝術家和匠人之間深挖鴻溝，這是我國古代文化的基調。

   我國古人在贊美精湛的手藝時形容它們為 “鬼斧神工”，要是過于精巧的手藝妨害了正確的價值追求，則貶其為“奇技淫巧”，然而不論是褒是貶，古人討論的都不是手工制作本身的價值問題。在古代，一切器物都是手工制作的，因此一件器物不可能僅僅因為它是手工制作的，便獲得特殊的價值，只有當社會發生重大變革，由手工制作所代表的生活面臨工業化的挑戰而行將消亡之際，手工制作才成為一個問題，突顯于人們的視野。

      過去十幾年來，我感到身邊對于手工、工藝等等相關概念的宣傳，實質是對在工業化社會中漸行漸遠的手工勞作精神的宣揚，而不是對手工制品的品質的宣揚。如果這個感覺不錯，那么時下討論的手工問題就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它所代表的那種情懷產生于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1。所以不僅僅從古代傳統中去尋找它的源頭。如果僅在古代傳統的上下文中研究，我猜只消幾個月時間，你就會發現你出發時一心像尋找的、獨立于文人趣味之外的手工精神，總是無可救藥地于文人趣味糾纏在一起。

     對于手工精神的宣揚不是孤立的，它伴隨著對整個手工時代的緬懷，在這種風氣下，代表“物質文化遺產”的古鎮建筑，代表“為物質文化遺產”的各種老手藝，紛紛被修復——有些是被重新發明出來的，成為觀光者樂于消費的對象。這派氣象仿佛是一出大戲的重演，其中許多場景，都讓人想起威廉.莫里斯在其《烏有鄉消息》（1890）中的描寫：“他給我們講了很多事情，特別是關于居民離開市鎮遷居鄉村的情況，關于那些生長于市鎮和生長于鄉村的居民逐漸恢復了它們各自失掉的生活技術的情況。他告訴我們說，放棄技術的情況由一個時期達到很嚴重的程度，不但在鄉村或小鎮里找不到一個工匠或鐵匠，這些地方的居民甚至忘記了怎樣烘制面包，比方說，在沃林福，面包是和報紙由倫敦的早車一起運來的。......年老的工人慢慢地把手工技術傳授給比較年輕的工人。例如，使用鋸和刨子的方法啦，打鐵的方法啦，等等；......他們熱心地認真研究一些在過去被認為是十分瑣碎的問題，例如，鄉村洗衣服的肥皂中所包含的堿質和油脂的適當比例，或者一只羊腿應該在熱水達到多少溫度是才可以放進去煮......” 

      莫里斯出了是現代設計的奠基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社會主義者，他的名言“我從不設計自己不能親手制造的東西”很好地表達了他對手工的推崇。他贊揚哥特時代的大教堂和中世紀的羊皮書，認為兩者代表了自發、快樂的手工勞作和無私合作的至高境界。他對手工的眷戀之情的背后，是他對機器的憎恨，他認定機器取代手工，并不是為了解脫人的勞動，而是為了生產出新的需求，從而成為世界市場無限擴張資本的幫兇。這樣，他就把機器取代手工看作人的異化的根源，而對手工的宣揚，則成為對資本主義的抗爭。我想，雖然今天距《烏有鄉消息》的出版已過去一百二十余年，但討論手工精神，仍然無法繪回避這些問題。
      在莫里斯筆下的烏托邦中，手工終于奪回了它在社會和人性中的地位，這是怎樣一副情景呢？

      “我們所創造的物品是根據需要才制造的。人們像為自己生產那樣去為鄰居們的需要進行生產，而不是為一個他們所不知道的、而且無法控制的抽象的市場去制造商品。......既然我們不至于被迫去生產大批毫無用處的東西，我們就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來考慮我們制造物品時的樂趣了。......一切用手力機械做起來有樂趣的工作就不使用機器。”

     手的觸碰、摩摩讓作者對產品有了感情，他感到時間被注入作品，看著它慢慢成型，產生出控制感和成就感，這是手工勞作帶給勞作著的基本感受，并且它和自由感也深刻地聯系在一起，莫里斯表達帶來的正是對失去這種自由感的痛恨。其實，由于手工勞作的剝奪給人帶來的不自由感及個體身份的喪失是資本主義持續的主題，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發達工業社會的階級對立已經不像莫里斯時代那樣觸目驚心，但是這種不自由感仍舊揮之不去，誠如馬爾庫塞多言：“一種舒舒服服、平平穩穩、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發達的工業文明中流行，這是技術進步的標志。” 

      由此，手工的問題不僅與工業化、機器、異化等有關資本主義的老問題有關，而且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它現在要求研究者對人的自由感和個體認同做出更深入的思考。對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以賽亞.柏林這樣看待：“人或群體所抱怨的那種缺少自由，有時候等于有時候不等于缺乏適當的承認。......我試圖避免的僅僅是被忽視、庇護、輕視，或被想當然地對待而已——一句話，我不被當作一個個體，具有我的未被充分認識的獨特性，而是被分類為某個沒有特征的集合體的成員，一種統計單位，沒有我自己可以識別的、特殊的人的特征與意圖。這就是我要奮力反對的貶抑。”

      手工是對現代工業社會壓抑個性的抗爭，我們身處工業社會中，因此也能感受到莫里斯和柏林所說的那種壓抑。然而抗爭歸抗爭，手工時代一去不返，在現代資本市場的體質下，手工的情懷也許不可避免將扭曲成一種消費——城里人一心重建鄉村的往昔，但情愿不情愿，他最終卻變成開著越野車去消費鄉下的殖民者。勒.柯布西耶曾帶著和莫里斯不同的、認命的現實態度說：“我們的時代譴責機械化的罪行。我們覺不應誤解，這是一個十足的錯誤，機器已比以前更精確嚴格地運用了這個世界結構的自然（物質的）規律，老實說，當代的詩人只痛惜兩樣東西，農民的繡花襯衣和巴布亞人的紋身。”
      我們是向往個性自由的藝術家，完全能理解莫里斯式的傷感，但我們同時也需要認清手工問題的復雜性，比柯布西耶所批判的詩人高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