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景德元年(1004年)，一紙敕令從帝都開封傳遞到江西省東北部的昌南鎮，這個偏居一隅的小鎮因出產的瓷器光致茂美，深得宋真宗賞識，被賜名為“景德鎮”。

　　景德鎮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依靠一種產業維系生存十個世紀而沒有中斷的城市。這條高而平穩的發展曲線，在最近30年掉頭向下，打壓它的是“市場經濟”。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市場化的沖擊讓以手工藝術瓷為主的景德鎮難以招架，原有的十大國營瓷場無可奈何地以破產結束了曾經的輝煌，產業形態化整為零。

　　已被掛起許多年的家庭作坊的小舢板，被再次投入“海”中已極不適應。景德鎮一年70%以上的瓷器是通過在外地擺地攤、展銷會等形式銷售出去的，這對于堅守著高端與榮耀的老手工藝人是一種折磨。

　　一批中生代陶藝家的思索、探索表明，陶藝取代傳統陶瓷制作，是景德鎮再造“瓷都”的可能路徑。

　　古鎮走到了谷底

　　1983年，《話說長江》在央視首播，第17回題為“瓷都景德鎮”，當時用“煙囪林立”來形容這座瓷都的繁庶。今天，“雕塑瓷廠”內仍保留著存世不多的兩根大煙囪。

　　它們都已廢棄，鉆進底座，是一個客廳大小的窯，目前用作倉庫，木架上擺放著盛黃酒的瓷瓶，笸籮里密密疊著各色瓷花朵。窯外工作室里的女工正專心致志地像包餛飩一樣把陶泥捏成一片花瓣，16個花瓣拼成一朵蓮花。這種直徑3厘米的蓮花，一天能做八九十個，每朵能賣3元。收音機里正播放著評書，爐上坐著鐵壺，一名5歲的小女孩趴在木桌上看媽媽捏花，時光仿佛不在當下。

　　像這樣的陶瓷小作坊，景德鎮最多時有4000多家，它們主要是由十大國有瓷廠分生出來的。計劃經濟時代，國有陶瓷廠的產品大都由政府采購，景德鎮千年來一直主要為官方服務。這種方式的特點是不計成本地致力于工藝精研，而對市場調查、企業管理、成本控制這些市場經濟要素一無所知。

　　上世紀60至80年代，當時不到40萬人口的景德鎮市區號稱有8萬陶瓷工人，能在國有瓷廠謀一編制，像現在當公務員一樣吃香。

　　這份搶手的職業卻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下逐漸枯萎。景德鎮仍只抱著藝術瓷，日用瓷的新進展幾乎是空白。與此同時，潮州、宜興、醴陵、唐山、佛山、淄博、德化、南海等陶瓷產區紛紛引入民營資本，根據市場需求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走上現代化企業之路。日用瓷器，如碗、碟、盤或者建筑用瓷磚，都不是景德鎮可以批量生產的。

　　1995年，這座901歲的古鎮終于走到了谷底。景德鎮宣布改革大型國有瓷廠，7萬陶瓷工人，1/3下崗、1/3退休、1/3留在企業。

　　景德鎮由此成為當時江西失業率最高的城市之一。于是下崗工人中有人成了三輪車夫，有人南下廣東，僅廣東佛山就有400多景德鎮人擔任廠長，更多留下來的景德鎮人三三兩兩地組成了家庭式作坊自產瓷器。

　　配方保密，創意抄襲

　　1995年，原中央工藝美院大四學生王海晨到景德鎮實習，正趕上這景德鎮的千年變局。

　　當時，影響陶瓷業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陶藝思潮傳入中國，并逐漸在輿論上形成規模。

　　17世紀之前，中國影響著整個世界的陶瓷文明；一百年后，西方獨特的藝術觀孕育出陶藝文化。作為傳統工藝的陶瓷業在中國一直沒有獲得業態的提升，與木匠、瓦匠、鐵匠等并列，中國歷代存世瓷器，只有年號底款，從來沒有藝術家簽名，這證明了制瓷只是一項手藝，不是藝術。至今在景德鎮的鄉下，孩子不愛讀書，父母會這樣嚇唬：“那就跟你舅舅去學拉坯。”

　　王海晨最厭惡的就是有人問：“做陶瓷，不就是瓶瓶罐罐嗎？”王海晨說：“陶瓷是用來表達藝術家思想的語言，不能流于唯實用論。在瓶子上畫與在紙上畫又有什么區別？”

　　景德鎮在王海晨看來不是一個潛心于陶藝的好地方，她遠走歐洲，法國、德國、荷蘭和西班牙，遍訪名窯。

　　最后，她在里昂的La Borne陶藝村停下來，跟著一個燒柴窯的陶藝家習藝。在這個像世外桃源一樣的地方，王海晨真實體驗到陶藝家的生活狀態。他們生活都很簡單，睜開眼啃兩口面包，互相打個招呼，挺高興的，然后就去拉坯，晚上互相問候：“今天燒得怎么樣??？”

　　沒有一個陶藝家是開大奔、住豪宅的，全都穿得破衣邋遢，物欲極低。有時湊份子燒窯，連燒三天不斷火，大家就輪班，圍窯夜談，篝火映在臉上，像開派對。很多慕名而來的顧客也等在窯邊，等待退窯的那一刻。

　　全村的人都在做陶，幾乎找不到兩位藝術家使用相同材料、相同制作工藝的作品。陶藝家大部分的技術是公開的，大部分的配方也是公開的，不需要花時間去研究一個屬于自己的配方，然后才能做出東西，可以將更多的精力專注于創作。

　　這與中國恰好相反：配方保密、創意抄襲。而在歐洲陶藝家的眼中，賣一件與隔壁同樣款式的東西，是一件羞恥的事。

　　這些富有創意的陶藝作品，賣價不菲，一個盤子上千法郎。這里同樣也能找到景德鎮制造的瓷器，“玲瓏米粒碗”是經典款產品，只有十幾法郎，而且幾十年中沒有任何新的創意附加上去。

　　作坊式生產與現實脫節

　　每個周六清晨，樂天陶社創意市集例行開市。參展的都是陶瓷學院的學生，一共100多個攤位。手鏈、瓷鞋、毛衣鏈、瓷娃娃，相比滿大街的瓷甕、瓷盆、瓷瓶，這里多少有了些創意的影子。活動組織者之一江波說：“學生畢業展覽以后不知道作品放哪里，不知道要不要留在景德鎮，但是樂天想讓他們留下來，因為景德鎮需要破舊立新！”

　　陶瓷學院進行的是陶藝教育，與景德鎮的現實是脫節的，而“景德鎮的未來卻在陶藝”。最后一句話是徐瑞鴻在對答市長景德鎮陶瓷業該往何處去時的建言。

　　王海晨等一批陶藝家也是這么認為的。然而這個大方向卻不是由景德鎮既有條件歸納得來，而是由排除法得來的。

　　景德鎮作坊式的生產無法應對批量化的市場需求，資金、工業基礎也不足以支撐，人力資源也不占優，景德鎮現在普遍的工價已經超過廣東了。在景德鎮，這一輩子就被捆綁在陶瓷上了。

　　事實上，景德鎮強大的制瓷業傳統是排斥陶藝的。在景德鎮得名的景德元年，宋真宗簽訂了澶淵之盟，這個條約給景德鎮帶來的是大訂單。

　　為了應付當時的需求，景德鎮進行了詳細的流水線分工，固定位置，一輩子一個位，窯火常年不息。這種細化規定了景德鎮今天的格局，東家買坯、西家買釉、中間燒窯。

　　原東風瓷廠由幾十家小作坊合并而成，廠區散落在71條里弄。生產一套配套產品，幾十道工序要在71條里弄全部轉遍，連看門人都有71個。

　　“非獨立完成的，都不能叫陶藝家。”王海晨說。

　　“給我一盒火柴，還你一爐好窯。”徐瑞鴻認為這才是陶藝家的標準，“泥土在車轱轆上翻滾的時候，你就開始與泥土對話了，土透過你的手指慢慢長出來的時候，坯做多厚，能做多高，都是臨時決定、即興創作，而景德鎮有的只是固定程式。”

　　“景德鎮陶瓷藝術的現狀是一大批畫家指揮著一大批農民生產陶器。畫家不會動手操作，農民沒有藝術思想。”徐瑞鴻說。重勞力、重經濟、重智慧的陶藝創作，需要有體力、有財力、有腦力的人來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