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齋是個很個性化的空間，有讀書人就有書齋。書齋看似渺小，但在讀書人的眼里卻是體面的精神祭臺，因此，古代的讀書人，對于常年日居的書齋，也顯現出格外的看重。而書齋除了書外，也少不了文房用品，它體現的是個人的喜好，如同你看到的藏書架上的書目就可大致了然齋主的求學及喜好傾向一樣。文房里一張懸掛的畫、一盆散發幽香的墨蘭、一把紙鎮、一幅座右銘等都無不打上主人深深的烙印。而用瓷器燒造的文房用品，更因其易碎珍貴而難能存世，而被藏家們厚愛。甌窯作為一個地方名窯，卻在較長時間內一直有愛好燒制文房用品的習慣，今天這些文房用品雖早已退出歷史，但其中的吉光片羽，依然勾動讀書人的心弦，令后人對窯工們的片片斯文用心而感動莫名。
萬事皆道：筆洗里的人生境界
一不小心，一只比較完好的的筆洗從溫州信河街百里坊的一個工地出土了。民工們用一種不屑的眼神，好奇地看著碗底的四個字——萬事皆道，然后把這破瓷碗置于一旁。在烈日與風雨中，它很淡定，淡黃色的釉里，發出一種寧靜的光澤。2008年5月的某一天，有人把這件筆洗送交溫州博物館，收藏在恒溫恒濕的庫房里，眾多的甌窯藏品中又多了一件不同凡響的珍品。筆洗雖殘破了，但四個褐色釉彩的文字，凝固在瓷胎上，在釉層的保護下，在溫州一度繁華異常的信河街地下一躺就是千把個春秋，給后人提供了窺測的想象空間。
在甌窯的瓷器上，留下一些文字銘文并不奇怪，如果與同時期北方磁州窯的作品相比，甌窯的窯工們那是算得上惜墨如金了。正因為不喜歡寫字，面前突然出現幾個清晰如新的文字來，那是何等的不易，而且瓷器是易碎品，完整的字句留下來那是不尋常的。而恰恰這個筆洗把最關鍵的文字與瓷器的基本形態都保存下來。這個筆洗的制作方法沒有什么大難度，但是富有哲理意味的“萬事皆道”卻是非常的特別。一個當時處在社會底層的窯工能把日常的文房用具，不用其他的花鳥走獸來裝點，僅僅用四個很玄妙的文字來做為裝飾，不著一枝一葉，盡得風流中，這是何等的有趣啊！這四個字中“道”的含義最為豐富，老子說的“道”與孔子說的“道”不同，佛教與道教中的“道”也不同，“道”在中國人的眼里內涵豐富得很，與“無為而無所不為”有異曲同工之妙。什么是道呢？道，非常道。但對人生來說，事事如棋局局新，人生無小事，練達閱歷，都是道。這個筆洗的四個字在不同人的眼里讀法不同，有N種解釋，太深奧無窮。相比之下，擅長在瓷器上寫勵志人生警句的磁州窯的銘文則要淺顯易懂得多，比如什么“貧居鬧市無相識，富住深山有遠親”、“家和生貴子，門善出高人”、“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可見甌窯的窯工要學究味得多。目前，甌窯發現這樣的文字雖然很少，也可以肯定當時的窯工們稱得上滿腹經綸的。也許有人會說，可能是某位讀書人授意其寫的，但我認為，從其書寫的文字的功力來說，今天很多大牌的書法家們也不一定能寫出如此澹淡自然的書法來，這種隨意而為的文字更能看出作者心中的塊壘。這書法有蘇體遒勁的力量，又不失蔡襄的風骨，真是越看越喜歡。
從這個筆洗也可以讀出一些歷史的玄機，它銷售使用的對象應當是南宋溫州的讀書人，或者外銷周邊的有文化的人。這樣的人群，窯工們已揣測出其審美的喜好，有需求就有供給，說明當時的讀書人喜歡這種實用的富有人生哲理觀的文房實用品。回顧那時溫州的現狀，就是做學問考功名的人特多，是讀書人的天下，是產生狀元、榜眼、探花的黃金時代。孫詒讓統計，兩宋時期溫州學者達240多人，著作600多部。南宋一百多年間，文科進士達1147人，其中狀元就有五名，出現了“溫多士，為東南最”的現象。朱熹感慨說“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為天地之中”，陳亮亦有“人物滿東甌”的說法。當時的盛況現在想想都是很自豪搶眼的。那么，繁華的市中心信河街兩旁七十二條半的巷子里，遍布著各種各樣的私塾、講堂，理當潛伏著無數為功名而寒窗苦讀的士子們。陳傅良、葉適這些高級講員們，積極地傳播思想主張，認真講授考取功名的復習法，時文的押題技巧等，把永嘉學派“事功之學”淋漓盡致地付諸行動。“義利并舉”教學法導致科舉上的大大成功，因此，萬事互相效力，讀書是道、取功名是道、做生意也是道，“萬事皆道”的實用主義精神慢慢地滲透到社會底層的窯工當中去。某一天，一窯工突然心血來潮，握在手的筆蘸著褐色的石灰釉，大筆一揮，于是筆洗的底面上就凝固下這四個活靈活現的大字來了。
辟雍硯：讓甌窯斯文起來
在中國，幾乎沒有文人不愛硯臺。硯與毛筆的組合，堪稱是文人的另一種形式的佩劍，既有鐵肩擔道義的凜然風骨，又兼顧妙手著文章的風雅，如同帶刀武士，它給文人們的是溫柔的文膽，叱咤風云的豪氣，縱橫捭闔的靈感。自倉頡造字之初，天地動鬼神泣，由此，以文字為抓手的讀書人，一旦與文字(文化)緊密結合，內心深處也都沾染上倉頡般的自負與得意。因此，與文人們配伍的硯臺、硯滴、筆筒、筆架、筆管、筆洗、筆掭、印盒、臂擱、鎮紙等裝備，也毫無例外地成為中國文人們武裝自我的絕妙人生道具。
不過，相比眾多的文具，硯臺與筆墨是最為親近的，舞文弄墨離不開它，難怪在農耕社會里被讀書人親切地昵稱為“硯田”。好像春種秋收的農夫一樣，既維系著生計，也托付著莫大的人生夢想。北宋蘇易簡在《文房四譜》稱“四寶研(硯)為首，筆墨兼紙，皆可隨時收索，可終身與俱者，唯硯而已。”在蘇老先生看來，別的文具得來并不難，可一方好硯跟誰與不跟誰倒是難得的緣份。如果翻開中國的文房工具的源流史，你會發現這硯還真稱得上悠久。早期的硯并非文人所用，硯與“研”諧音，是一種研磨器，既可琢磨玉器，也可當為石器的拋光工具，或者研磨朱砂等。沒紙張前，以刀代筆，寫在竹簡上，刀片刻鈍了邊上要一個磨礪的用具，硯如同磨刀石一樣，就放置在身邊隨用隨拿。假設蒙恬真的發明了毛筆，那么，毛筆與硯臺的結合當要在漢代。從出土的秦漢竹簡墨書上，可以看出毛筆與墨的使用痕跡，但那是公文，是官員們處理公務時使用的，因此，那時的硯臺，還不普及。到了東漢，廉價的紙張出現并開始在民間推廣使用，此時，硯臺、筆、紙、墨等文房用品才真正地達到合為一統。再后來到了三國魏、西晉、東晉、南朝時期，瓷器燒造進入了一個高峰期。從文化層面上講，此時，書法藝術里的隸草行楷四體都已完備，這些都是當時文人們對書法藝術不斷實踐的結果，與此同時，他們對文具在質與量上也有了較高的需求。因此，兼顧了觀賞性和實用性、以瓷土或粘土造制的陶瓷質硯臺脫穎而出，被文人階層普遍接受。一種被后世稱為辟雍硯的文房用品開始流行開來。
南朝青釉辟雍硯（多足硯） 瑞安出土
這種硯，最流行是在隋唐，但在六朝時期其制作已基本成熟。這種硯的特點是，硯面居中，研堂與墨池相連，硯臺中心高高隆起，硯臺四周留有深槽儲水，以便潤筆蘸墨之用，因硯面呈圓形且周邊環水如辟雍而得名。“辟雍”一詞，亦作“璧雍”，本為西周天子為教育貴族子弟設立的大學，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為名，辟雍硯中間不施釉，用以研墨。六朝時，因用矮幾，人們席地而坐，為了提高視線與便于使用，特意在硯的下部用為數眾多的珠足承托，用以加高硯身。六朝以后，即便桌椅進入日常生活，但辟雍硯高足的特征依然被繼承，因此辟雍硯又俗稱為多足硯。
甌窯是浙南甌江流域的地方名窯，東漢中晚期在楠溪流域下游一帶即開始燒制。到了兩晉時期，大量北方人口避亂南遷，先進的生產技術與文化帶入東甌。特別是六朝定都南京，東晉永嘉建郡，學者型的主政者對文風良俗的倡導，使得溫州的文化呈現出一派新的氣象。從目前考古發掘與調查來看，六朝的甌窯產品里，文房用品的數量與質量都遠遠超出其后的各個朝代，這是一種很有趣的現象。這件來自溫州瑞安的南朝青釉辟雍硯，硯面沒有施釉，呈現著古樸醒目的火石紅，底部是一排很具裝飾韻味的獸形足，獸足之間是連通的橄欖狀孔徑，那種迷離的光影斑點令人浮想。
這件辟雍硯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了。試想，崇山阻隔，東甌故土上的窯工們并沒有固步自封，依然保持著對外來先進文化的敏感與吸納。透過精美的辟雍硯，你可否感受到甌窯的脈動？以及那份綿延不絕的斯文和雋雅？
文房第五寶——話說甌窯的水盂
文房清玩里，水盂是一種常被忽視的幕后英雄。水盂做什么用呢？宋人趙希鵠在《沿天清錄集》一書中給出比較明確的答案：“晨起則磨墨汁，汁盈硯池，以供一日之用，墨盡復磨，故有水盂。”由于文房四寶們常常與主人心手相聯，奮筆疾書間，觸發文思，故易得到主人的垂青。相比之下，與墨硯近在咫尺的、個小形微的水盂倒不那么顯眼了。用到時，順手添水，不用時一旁冷落，無形中在主人書房的地位就邊緣化了，但是邊緣化并不等于不重要。我們從水盂的另一個名稱“水丞”上得到的信息，就會感到文人們要正常化的開展文化工作，這小小水盂還真是離不開。“丞”的本意是輔佐、輔助之義，皇上的賢佐叫丞相，縣令的副職稱縣丞，都是一把手發號施令的重要助手。如果有硯沒水，這墨怎么磨，硯里墨干了，也得加水濡化開來。此時，順手用小勺從水盂里，或直接從有小流口的水丞向硯田緩緩的注水，然后慢慢地研墨發墨，一邊構思錦繡文章或者龍翔鳳翥的妙手墨寶，這個過程，水丞就自然而然地起到了紐帶橋梁作用。主人舞文弄墨一氣呵成，最忌間斷，沒有連續性，文思怎能貫聯？水丞的后備啟發工作的重要性立馬凸顯出來。后來有人干脆親切叫它丞友或丞兄了。
現在考古發現的水盂最早的可到秦漢時期。但溫州的沒這么早，溫州彌陀山西晉永寧二年(302年)墓里出土有虎子、唾壺和水盂。如果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算是中國的開科取士之始，那么，水盂的出道也比科舉早。秦漢時的水盂也應當是為書寫用途，如秦簡漢簡里的墨書，即為研磨出來的墨汁所寫。到魏晉時期，迎來了中國書法的高峰期，書家輩出，文房的用具開始完備起來，南方各地水盂出土的數量也比前期多起來。相比較于地居東南一隅的溫州，要遲到東晉太寧元年(323年)建郡之后，隨著有才學的郡守蒞臨，文風始為熾盛。從目前溫州出土的水丞來看，六朝的甌窯已有意識燒制水丞，代表作品為蛙形水盂和龜形水盂。此后，科舉時代的到來，龜(鰲)、蛙(蟾)造型因含有“獨占鰲頭”和“蟾宮折桂”的美好寓意便一直沿續。水丞的外形與材質也開始更為講究，既有瓷、紫砂、玉質水盂，也不乏銅、鐵等金屬水盂。明清以降，彩瓷勃興，青花、粉彩、斗彩，水盂外形與色彩更為華滋，并被譽為文房清玩之“第五寶”了。
唐代青釉褐彩水盂
此件出土于溫州錦山的唐代甌窯褐彩水盂，小口，圓唇，袋腹，腹部刻印簡約的直槽，特別是腹部三個面等距飾三塊釉下褐彩斑，如同水墨畫里的暈染，極為生動寫意。釉下褐彩作為一種新工藝，距其發明不久后較短時間內，甌窯的窯工們就已能嫻熟地運用于實用的水丞上，即可看出創新的一面，也反映出其對文房用具的重視程度。這件形神兼備的水盂，稱之為甌窯中的精品當是無愧的。
瓷筆筒：
甌窯是一種值得永久珍愛的文化載體，它是東甌大地上最土著最有文化的“孩子”之一。過去，它一直被忽視，原因是比它遲的越窯，特別是宋代以來龍泉窯、官窯等名窯都出在浙江，甌窯便自甘居后了。但是，當我們重新回過頭來認真地審視一下，卻驚訝地發現，其實甌窯的東西真的非常有文化。在江蘇鎮江市博物館里，有好幾件東晉南朝甌窯的產品，如東晉甌窯青釉點彩四系帶蓋瓷罐、東晉甌窯青釉褐彩鳥食瓷罐；南朝甌窯青釉“政”字款四系帶蓋瓷罐、南朝甌窯青釉瓷虎子、南朝甌窯青釉雞首瓷壺等，那造型與做工才真是叫嘆為觀止。此外，文房用品也是甌窯的一絕。
三國甌窯青釉筆筒形器
眼前的這一對三國甌窯青釉筆筒形器，它有一千七百多歲了，只不過穿過時空隧道，其實對文化的景仰是從古至今一脈相承的。這對筆筒口沿兩圈弦紋，筆直的器身上部是兩圈弦紋，然后弦紋之間填以刻劃的三角紋飾，做工極為簡約，就像是水墨畫的畫意，不著一筆，盡得風流。當你凝視著它，它那青中泛黃的釉面，如同平靜的水面，倒映著你，你在看物，而鏡中的人在看你。試想，席地而坐的人，邊上放著這樣一對筆筒，筆筒里插著紫毫筆，主人時而快疾揮毫，時而倚窗遠眺，靜謐間，時光流逝，彼此無語卻是天然默契。最后，主人要離開了這個世界，也不忘隨身帶上，如同故人，相約九泉之下，直等到有一天，它再度回到人間。 （編輯：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