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西門慶當官之后，也附庸風雅建了一所書房“翡翠軒”，房間里有“彩漆描金書櫥”，而且“綠紗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獨獨放著一張螺鈿交椅”。書房之前接有三間小卷棚。卷棚除與書房相接的一面之外，其余三面都完全開敞，形制如“軒”。不僅避免了呆板簡單的房屋格局，而且，一到夏季，這里“前后簾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正好納涼消夏。西門慶無暇彈琴讀書，只是模仿那個時代文人書房的格局。

　　《紅樓夢》第四十回描寫探春房中擺設(shè)，豪華名貴，皆是文房長物：

　　探春素喜闊朗，這三間屋子并不曾隔斷，當?shù)胤胖粡埢ɡ娲罄硎蟀福侠谥鞣N名人法帖并數(shù)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nèi)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shè)著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墻上當中掛著一大幅米襄陽《煙雨圖》。左右掛著一副對聯(lián)，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lián)云：煙霞閑骨格，泉石野生涯。左邊紫檀架上放著一個大觀窯的大盤，盤內(nèi)盛著數(shù)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著一個白玉比目磬。

　　文房用器于隋唐時就逐漸興盛起來。隋代是我國科舉制度的起源時期，科舉促進了隋唐文人階層的出現(xiàn)，文房用器也就大量出現(xiàn)。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筆、墨、紙、硯的范疇。《唐書·陸龜蒙傳》記有筆床，唐杜甫《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詩：“筆架沾窗雨，書簽映隙曛。”

　　宋代蘇易簡撰寫了《文房四譜》一書，是書凡“筆譜”二卷，“硯譜”、“紙譜”、“墨譜”各一卷，共計五卷，搜采頗為詳備，提供了大量寶貴的資料，是首倡“文房四寶”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寶，必會談到《文房四譜》。這部書也是宋初文房清玩風尚的發(fā)端。

　　南宋的趙希鵠在《洞天清祿集》列入十項內(nèi)容，它們是古琴、古硯、古鐘鼎彝器、怪石、

　　硯屏、筆格、水滴、古翰墨筆跡、古畫等，但當時流行的文房器物遠不止這些。趙希鵠還曾寫道：“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硯池，以供一日用，墨盡復磨，故有水盂。”

　　宋代林洪的《文房圖贊》中有了臂擱的記錄，有關(guān)壓尺的宋代記載也頗多，例如龍大淵的《古玉圖譜》、周必大的《玉堂雜記》、李昭玘的《樂靜集》與劉宰的《家藏集》等，分別記載著玉、石、檀香等材質(zhì)壓尺。在宋代的《槐蔭消夏圖》、《西園雅集圖》等繪畫中，則出現(xiàn)了筆插的形象。

　　文房器物經(jīng)過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進入了繁榮期。連明皇室也同樣青睞起書齋的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魯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鎮(zhèn)紙、水晶獸形水盂、玉荷葉筆洗、碧玉筆格等。

　　正因為明朝的文房用具空前發(fā)達，追求這些文房用具又成為一種時尚，于是乎，許多文人雅士便將目光轉(zhuǎn)向了這些既能實用，又能把玩的器物，紛紛編書闡述，起到了積極的推廣作用。曹昭的《格古要論》，還有前面提到的《長物志》、《遵生八箋》等都有極高的資料價值。

　　明末的屠隆在《考槃余事》一書中的《文房器具箋》中，一共列舉了45種文具，可謂集當時文房清玩之大全了，這是古籍中記載文房用具最多的典籍，成為后人研究與引經(jīng)據(jù)典的重要出處。在清代，文玩的流行與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清室康雍乾三朝皇帝的愛好與推動。如今在北京故宮(微博)博物院珍藏了一件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是件絕無僅有的藝術(shù)精品。該箱紫檀木制作，箱長74厘米，高14厘米，寬29厘米，箱蓋裝有銅鍍金暗鎖。箱打開后可支成文案，案腿設(shè)計在箱槽內(nèi)，用活動薄板支撐，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內(nèi)設(shè)有兩個同樣大小的屜盒，每一屜盒都有兩層形式不同、大小各異的多寶閣，可以入置65件文具與器玩，例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硯、玉臂擱、筆筒、獸鎮(zhèn)、石章、描金云龍紋筆等等，此外還有棋子、棋盤、小蠟盞等。這個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華，反映了當時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