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 位
德化窯把文明散播到世界
“15世紀之前，東南亞的地層都是由中國的瓷片堆成……”這句話形象說明了中國瓷器在東南亞地區的地位和作用。事實上，不僅在東南亞，在歐洲、非洲，中國瓷器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提供了理想的食用容器和高端裝飾品，提高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可以說推動了世界文明的發展。這其中，外銷瓷的重要代表——包括德化窯系在內的福建窯功不可沒。
為多國提供理想食用器皿
用手抓、用樹葉裝、用硬陶盛——這是古時東南亞人民日常食用東西的一種狀況。在中國陶瓷到達東南亞之前，當地居民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容器是很難的。
宋《諸蕃志》載：東南亞地區，流眉國“飲食以葵葉為碗，不施匕筋，掬而食之”；勃泥國“無器皿，以竹編具多葉為器，食畢則棄之”。元《真臘風土記》說：柬埔寨尋常百姓，做飯用“瓦甕”，做糕用“瓦銚”，以樹葉為碗，用菱葉為匙，取椰殼為杓，盛飯用的“瓦盤”還是從中國進口的。明《東西洋考》也說：大泥國“以蕉葉為盤”。
食用的器皿如此匱乏，中國瓷器備受歡迎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明《瀛涯勝覽》云：占城國對“中國青瓷盤碗……甚愛之”，《明史文郎馬神傳》也說：該國“初用蕉葉為食器，后與華人市，漸用瓷器”。以德化窯系為代表的福建窯口的出口產品以日用之碗、盤、杯、碟為大宗，正是迎合了各國人民的這種迫切需求。這就是說，隨著古代中國對外貿易的蓬勃發展，瓷器的大量外銷，中國瓷器逐漸成為各國貴族乃至平民十分喜愛的生活器皿。
“且不說樹葉不適合作為食品容器，就東南亞當時有的硬陶而言，存在缺少釉面、不衛生、硬度低、易漏水、低溫燒制而對人體有害等多方面不足，根本不是食品級容器。”“南海一號”考古發掘工作有關負責人表示，德化宋元以來生產的瓷器，造型美觀大方，釉色透明滋潤，胎質堅致細密，不僅具有耐酸、耐堿、耐高溫的優點，而且表面光滑，易于擦洗，不漏水，無疑為各國人民，尤其是那些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遲緩的地區，提供了理想的衛生飲食器，對世界文明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原中國古陶瓷研究會會長、廈門大學教授葉文程認為，當時的東南亞沒有生產瓷器，這些中國瓷器源源不斷地輸入，甚至改變整個國家人民的生活方式。
福建瓷器不但在亞非地區受歡迎，在歐洲也卓有影響。特別是明清兩代，由于產品質量的長足進步，花色品種的日漸增多，福建瓷器在歐洲人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國瓷器的大量輸入，推動了西人傳統器皿的變革，瓷器逐漸取代了金銀器。中國瓷器盛極一時。
制瓷技術在外落地開花
伴隨著外銷瓷輸出的，除了文明，還有窯業技術。以中國制瓷技術為師，東南亞、歐洲等國逐漸發展出成熟的制瓷業。
陳春惠、林忠干在《福建古瓷外銷及其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中引用了多位專家的研究，詳細闡述了德化制瓷技術的對外傳播。
宋代德化窯發明的傘形支燒窯具，采用約高12厘米，直徑8厘米的黏土柱，上托直徑約40厘米的泥質圓盤，盤上再立一柱，柱上再置圓盤，一盤一層往上疊摞，直至窯頂，其狀如傘，高度可達2米左右。粉盒、碗碟之類瓷坯就放在圓盤上。古陶瓷研究專家熊海堂在其研究中表示，這種窯具，后來傳入日本。日本的鈴木已代三在《窯爐》一書中寫道，明代德化的階級窯，由一個個狀如饅頭的窯室組成，各自成室而又彼此串通——也在明末清初時傳到日本，成為日本“串窯”的始祖。
到了明代，晉江一帶的百姓大批移民菲律賓，帶去了家鄉的燒瓷技術，大量燒制中國式的陶瓷甕。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中盛贊德化的瓷器：“并知刺桐城附近有一別城，名稱迪云州（音譯為德化戴云），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1292年，馬可·波羅歸國時，從福建帶回白色瓷器及彩色小瓷瓶等，存于威尼斯市之圣馬可寶藏所。于是，又有了把德化外銷的瓷器稱為“馬可·波羅瓷”的說法。當前，歐洲不少皇家陶瓷品牌的歷史，還與稱為“中國白”的德化白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我國工藝美術理論研究重要奠基人之一的朱培初在《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一書中談到，17世紀以后，德化窯的乳白釉瓷流傳至歐洲，其細膩潔白的瓷胎和著名的象牙釉令歐洲人驚嘆。18世紀，歐洲瓷器藝術中心德國邁森的匠師柏格特，首先吸收德化工藝，開始試制真正的硬質瓷器，約于1715年成功仿制出兩件德化白瓷。歐洲各國掀起了模仿德化瓷器的熱潮。乾隆五年（1740）前后，英國的切爾西和“弓”瓷廠大量仿制德化瓷，法國的圣科得和錢蒂雷瓷器廠、丹麥的哥本哈根皇家瓷器廠等，都先后吸收了德化窯的先進工藝，所燒制的白瓷器皿深受社會各階層的歡迎。
民窯燒瓷造福當地百姓
“把不值錢的土，變成值錢甚至昂貴的瓷器，這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南海一號”考古發掘工作有關負責人如是評價德化陶瓷業的發展。
德化陶器制作始于新石器時代，至唐朝時，德化出現了迄今已知的世界上最早陶瓷專著《陶業法》，繪制了世界上第一幅陶瓷工廠規劃設計圖《梅嶺圖》。德化屈斗宮宋元古窯址是我國宋元時的古外銷瓷重要遺址之一，屬全國重點文保單位。其窯址系獨特窯爐類型——“雞籠窯”，其長度居同時期福建古瓷窯之最，也是我國目前發掘最長的宋元時期窯址。
“德化擁有瓷土、水源、木材、地形等燒制陶瓷的條件，當窯業技術傳入那里，就得到發展和成熟，并帶動了當地人的就業”，上述負責人分析，同時，德化制瓷技術的成熟，亦帶動了人員的再次遷徙和制瓷技術的傳播，“整個福建窯系的發展就得益于這種人員遷徙和技術傳播”。因此，外銷瓷產業的發展，應該說，亦造福了當地百姓。熊海堂說，“福建窯口對于產量有著異乎尋常的熱情”，也是由于這種緣故。
在該負責人看來，少數人使用、存量不多的官窯，對社會、經濟影響很有限。而以德化窯系為代表的民窯，技術開放、產量巨大，瓷器生產成了支柱產業，促進了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
啟 示
□莊建平
如何“食古而化之”
21.7萬人次，這是“南海一號”所在的海陵島今年“五一”3天接待的游客人次，旅游總收入1.5億元。這樣的成績足以甩開不少縣市幾條街，況且海陵島是僅轄兩個鄉鎮的行政區域。
這一切，完全可以歸功于“南海一號”。
10年前，在“南海一號”及其“水晶宮”入駐海陵島前，這個漂亮的小島真是“養在深閨人未識”。擁有“十里銀灘”、“廣東魚倉”和豐富的濱海資源，卻沒有找到合適的爆發點，旅游業不溫不火，島上并沒有像樣的酒店、娛樂等配套設施。
舉世矚目的“南海一號”，從發現、打撈到落戶海陵島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讓海陵島一下子有了世界級的曝光和宣傳，其亮麗的身姿一下子吸引了眾人眼光。
當地政府順水推舟，圍繞“南海一號”這一獨有的文化品牌，對海陵島的旅游發展進行了相應規劃。“南海一號”及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已經成為著名的旅游文化品牌，蘊藏著無限的商機。在博物館尚未建成開放時，已經吸引了無數游客前往旅游、參觀。在博物館建成之后，先后有保利、恒大等著名開發商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周邊投資開發，多個知名酒店品牌也相繼進入，目前已形成集文化產業、旅游、房地產等項目的巨大商圈。如今，島上另一座大型博物館——廣東海洋歷史博物館的建設，已被列入廣東建設文化強省的重大工程和全省的“十二五”規劃中。
景觀還是那些景觀，資源還是那些資源，唯一的變量，是強大的文化品牌。在海陵島的采訪中，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化的集聚效應，感受到文化對當地旅游產業乃至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如果不是交通不夠便利（飛機和高鐵無法直達），海陵島的旅游產業還將再上一個臺階。
文化旅游，如今與自然旅游一起為人們所熱衷。事實證明，考古帶來的名勝與古跡，在依法嚴格保護的基礎上，完全具有巨大的磁吸力，圍繞其進行產業鏈設計，能夠形成巨大的商業價值。這方面，陽江的經驗，值得學習與借鑒。
泉州是歷史文化名城、“東亞文化之都”，又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人文古跡眾多，潛在價值有待系統性開發。以德化為例，千年窯火延綿不斷的“中國瓷都”德化縣，擁有商周原始青瓷窯址、屈斗宮宋元古窯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祖龍宮（全國獨有的祭祀窯神的圣殿）、月記窯（400年前使用至今的古龍窯）等一大批豐富的文化遺存，擁有戴云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石牛山（國家級地質公園和森林公園）、九仙山等豐富多彩的自然資源。一旦加強陶瓷文化遺存與自然山水資源的有效整合、互動，以文化古跡打造特色旅游品牌，吸引人流，以自然景致來留住游客，創造舒適體驗，豈不如魚得水，相得益彰。
以文化來拉動和引領產業，顯然易于創造出“四兩撥千斤”的效應。
鏈 接
德化瓷在古船上的“痕跡”
德化陶瓷既是出口貿易歷史最長的，又在出口陶瓷中占到很大分量。世界各地海域古代沉船的發掘中，幾乎都有德化瓷現身。
1974年在泉州灣后渚港發掘宋代沉船，出水大量宋代德化窯產品。
1975年在韓國新安發掘南宋商船，出水1萬多件宋代瓷器，其中一部分是德化窯產品。
1984年荷蘭商人米歇爾·哈徹在南中國海海域發掘“哥德馬爾森”號沉船，屬荷蘭東印度公司，于1752年沉沒。出水瓷器14萬件，內有大量德化白瓷和青花瓷。
1986年開始的瑞典“哥德堡號”商船的發掘，持續了十年。這條船隸屬于瑞典東印度公司，它于1745年1月11日從廣州滿載中國貨物啟程回國，同年9月12日沉沒于哥德堡港區。據唐納利（P.J.DONNELLY）說，船上載有福建德化瓷商品。
1999年荷蘭商人米歇爾·哈徹在印尼一側的中國海海域發掘中國清代“泰興號”沉船一艘，除去殘損的65萬件，獲德化瓷器35萬件，由斯圖加特納高拍賣公司悉數拍賣。
2007年在陽江海域發掘的“南海一號”南宋商船沉船，出水大量外銷瓷器，其中德化瓷占大宗。
2009年南澳海域“南澳一號”明代商船的發掘，出水大量德化窯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