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仿瓷的去向大致有兩類。”南京夫子廟古玩市場的宋則成說，他經營古玩生意已有20多年，對這個鏈條看得很是清楚。他說，這些高仿品一類是流向富豪收藏者的家里，這些一夜暴富的企業家或為投資或為裝點門面、“附庸風雅”，認為自己可以撿漏買到一件國寶，市場上幾百萬元的東西想花幾十萬元買到，幾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的東西也想花幾十萬買。“故宮中都少有的寶貝，你家里卻有很多件，這可能嗎？完全是自欺欺人，心術不正。”
還有一個途徑是直接送去拍賣。“上拍的東西沒有后遺癥，因為拍賣法中規定對拍賣行提前聲明不保真的拍品免責。2008年，瀚海拍賣公司因為拍賣吳冠中畫作的仿品被告上法庭，盡管吳本人認定是贗品，但買主依然敗訴。這樣的大拍賣行尚且不那么可靠，更別說那些小的了，有時一場下來拍品六七成都是假的。”宋則成說。
據記者所知，那些由景德鎮仿造出來的“官窯”瓷器，無論是被富豪收藏還是拿去上拍，都有繞不開的一關：專家鑒定。富豪買貨會找專家把關，拍賣行更是有不得少于5位副研究員的專家鑒定。如果說這兩個環節問題最多，那么專家們的“火眼金睛”面對高仿品，難道失靈了嗎？
記者在暗訪中，每每問到該如何過專家關時，大部分圈內人總是表現出輕蔑的態度。章一敲稱他看過許多電視鑒寶節目，得出的最終結論就是：“專家是狗屁。”“我看那個電視鑒寶都氣死啦，有些專家拿起一件罐子就說‘這是土里的東西’，其實那就是景德鎮出去的。還有些專家看瓷器上的畫面線條流暢就認定是真東西，這太好笑啦！在我們這的作坊里，師傅一天要讓徒弟畫幾十個，小徒弟畫到后來煩了就隨筆一畫，專家倒說筆法流暢、畫面隨意，確定是元代的風格。雖然我們不是什么專家，但比他們的眼光強多啦！”說完章一敲哈哈大笑。
俞秀峰說他和北京幾個鑒定專家都打過交道，有一次朋友帶他見一位很有名的鑒定專家，他分別拿了一個真的慈禧大盤和一件自己的仿制品。結果專家把新的說成是老的，反把老的看成新的。“專家的理論水平高，但實踐功夫就不行了，景德鎮的造假技術更新很快，他們沒看過根本想象不到。”俞秀峰說。
這不是大話。據了解，國家級鑒定專家耿寶昌如今已拒絕幫人鑒定。他曾經表示，如果不是站在窯口，親眼看到那些高仿的瓷器出窯，他也有可能會把高仿瓷當成是真品。
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館館長劉金成說：“現在的文物鑒定專家隊伍可以這樣形容：魚龍混雜。有些專家寫文章真是很漂亮，真看起東西來卻不如倒賣文物的販子，但就是這些人仍然在鑒定文物甚至簽字、開證書，這一方面擾亂了文物市場，另一方面卻使真正需要保護的國家文物無意中流失，不得不說是文物界的悲哀。”高安市博物館收藏有19件元青花瓷器，是國內收藏元青花最集中、最規整的博物館。
在劉館長看來，國內80%的文物專家都需要提高鑒定水平。“一些專家高高在上，不了解業內真實的行情。還有些專家本來看不出真假，但又怕別人說自己水平不行，所以就信口開河，利用現在收藏界的混亂局面，故意忽悠。”
“別看那些端坐電視鑒寶節目的專家，說得頭頭是道，實際上他們說的都是行話、套話，比如說窯口、造型、紋飾、用料等等，都是文物工作者應該具備的基本常識。在外行人看來這些專家能把上百年、上千年的歷史了然于胸，實際上都是些基本要素，這些話套到真東西上是這樣，套到假東西上也是這樣，都是模式化的。真正辨別文物真假時，真在什么地方、假在什么地方是需要仔細辨別的。比如說明代的釉的鑒別，是真正的明代釉，還是仿制的，區別在哪里，他們可能就說不來了。”劉金成認為，這些電視鑒寶節目對文物市場發展起到了很壞的作用，這種不規范、不負責的鑒定其實就是在忽悠國家和老百姓。
除了實踐功底不夠，道德上的缺失也是一方面。“找一些專家鑒定，如果沒有好處的話，基本上說是假的，得到好處后，假的也說成是真的。一些古董販子在賣瓷器時甚至和專家勾結，提前說好是四六分、還是五五分（利潤），把贗品賣給一些企業家。我遇到好多這種情況，若干年后，這些企業家醒悟過來了，但也無法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可悲的是現在還有很多人仍執迷不悟。”宋則成說。
在采訪中，劉金成甚至痛心地表示，如果不盡快建立一支過硬的專家隊伍，那么若干年后我們留給后代的將是一堆高仿文物。他感慨地說：“我見到某專家講座將某一件元青花器物作為例證，與歷史事件“嫁接”得天衣無縫，但讓人啼笑皆非的是這件器物其實就是個高仿贗品！”他還透露在某省的博物館館藏文物普查中發現，該省80％的博物館都存在高仿品，且達到藏品數量的5％左右。
在前段時間的熱播劇《霧里看花》中，市博物館在拍賣會上花費幾千萬元收購了一件清代乾隆時期的官窯，但隨后被告知這是由圈內第一造假高手制作的仿品——朱仿，這讓眾專家大跌眼鏡，博物館館長更是羞憤難當，最終跳水自盡。現在看來，《霧里看花》中的劇情與現實相比并不夸張，只不過生活中很少有誰因為買到了贗品而跳河自盡，而是想盡一切辦法，倒手賣給下家。
景德鎮市瓷局副局長劉子云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景德鎮目前廣義上的人口有50多萬，其中一半與瓷器業有關，除了從事制瓷行業外，還有運輸、經營等相關輔助行業。這些瓷器業的生存形態以作坊、工作室、民間研究室等小生產方式為主。“2009年，在工商注冊登記的制瓷企業有2000多家，而實際上，加上個體的作坊能達到5000多家。”劉局長推算說。
但是，據多年從事瓷業生意的李永發估計，景德鎮的作坊遠遠不止這個數字，“景德鎮單從事仿古的作坊就有3萬多家，其中上檔次的有二三十家。”
對于數量龐大的“仿古”行業，當地政府似乎更愿意解釋為“是對傳統工藝的恢復”。“當今景德鎮的復古工藝可謂是登峰造極，尤其是康雍乾三代的瓷器，從器型、胎瓷、畫面等各個角度已經完全恢復。”劉局長不無自豪地告訴記者。他同時感慨：“復古的過程真是不易，有時燒制百件難能有一件成功，要有犧牲精神。”當記者問到大量充斥于世的仿品是否會對藝術品市場的秩序形成威脅時，劉局長如是說：“雖然高仿瓷與古瓷無限接近，但終究不會一樣，一般不會瞞過專家的眼睛。”
記者手記 “造假二代”的明天在哪里
在景德鎮的民間作坊，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代“高仿藝人”大都已步入了中晚年，如今，在他們身后又有了下一代的接班人。章一敲告訴記者，自己的女兒女婿已經辦起了自己的作坊，兒子也打算干這行。在燒窯車間，章一敲耐心地教兒子怎樣看窯內的火候，而每當有客戶來時，兒子就會跟在父親身后察言觀色，學習生意經。據記者觀察，在景德鎮“仿古”業中，這種子承父業的現象很普遍。原因不難理解：對于孩子而言，長期耳濡目染，進入這種角色很容易；而家長呢，只要孩子愿意學，就會傾其所有，無私奉獻。
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由于市場法則的一成不變，景德鎮瓷工們的生存狀態也無需更新，兩代人的文化角色便輕而易舉地得以自然延續。在復制贗品的同時復制上輩人輕松富足的人生，生存如此簡單，有多少窯工還會企望自己或下輩人去刻苦鉆研、勞心費力地成為標新立異、相對清貧的“陶瓷藝術家”呢？
從某種角度講，這種制假售假的“傳承有序”，很可能會斷送景德鎮千年的瓷文化傳承。景德鎮的瓷業生產自宋代以來之所以能夠一直走在前端，關鍵便在于制瓷工藝的創新。從宋影青的燒造工藝、元青花的二元配方，到明清兩代顏色釉的使用，無一不是景德鎮制瓷人的祖輩們通過技術進步和藝術創新所取得的成果。而今天的景德鎮人，所鉆研的卻是如何通過技術手段讓自己的高仿品打進國內外拍賣場，如何用高超的做舊工藝蒙過專家們的“眼學”鑒定和“科技測試”。倘若真能泉下有知，面對著這樣一種“銳意進取”的“瓷都新氣象”，不知那些砸碎每一件贗品、終生致力于維護瓷都名譽的老輩制瓷人們，該作何感想？
關于瓷都的未來，景德鎮瓷局的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坦承，雖然景德鎮的仿古瓷可說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但長遠看不會有發展前途，因為這種無限接近古代官窯的技術缺乏真正的創新。他強調，景德鎮當下的發展重點正是創意陶瓷。
我們不敢去貿然設想，“造假二代”們的明天會如何？中國文物市場未來的發展將如何？但如果古董交易能夠日趨正常規范，文物收藏能夠回歸科學理性，那么“二代”的生活也許會變換一種軌跡；相反，如果市場一如既往，那么他們則可以安居樂業，并精心培養他們的第三代、第四代……倘若果真如此，景德鎮的窯火還能燒得出中國陶瓷的蓋世奇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