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已故中共景德鎮首任市委書記趙淵，是現代景德鎮的開拓者、是現代景德鎮之父，被人稱為“紅色督陶官”。他身前寫下此文，對于我們了解景德鎮，留下了一段珍貴的史料。

認識瓷都    建設瓷都

趙淵

從１９５３年１月至１９６３年１１月，我在景德鎮工作，經中南局批準，任中共景德鎮市委書記兼市長（開始兼過一段時間市長）。這十年，是景德鎮市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的一個黃金時期，也是千年古瓷都發生大變革的起步年代。回憶這段歷史，既有喜悅也有艱辛。總的來說，是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主觀世界的過程。“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面對繁榮昌盛的今日瓷都，更覺能為瓷都的過去出一點力而高興。

從農村到城市

向瓷都人民報到

我從１９３７年投身于抗日戰爭。１９４５年到東北被分配到吉林省前郭旗擔任縣委的領導工作。1949年，奉命帶領一支朝氣蓬勃的東北南下干部隊伍，到達江西鄱陽（今波陽）縣，成為這個縣的黨政領導骨干，我被任命為中共鄱陽縣委書記。鄱陽是個大縣，是江南有名的魚米之鄉，有６０萬勤勞的人民，有１２０多萬畝耕地，歷史上出過很多名人，創造過燦爛的文化。但是到了解放前夕，卻是經濟破敗，匪盜橫行，災難深重，民不聊生。

在鄱陽工作了三年多，先后取得剿匪反霸、生產救災和改革的勝利，以血肉與汗水同鄱陽人民凝成了戰斗的情誼。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我被任命為中共景德鎮市委書記兼市長。接到通知后，內心對鄱陽人民真有點難分難啥的依戀之情。于是，我向廣大的鄱陽人民，向南下的工作隊的戰友們，向帶過路、借過宿、派過飯的鄉親們揮淚告別，鄭重辭行。

1953年１月的一天，我乘班車從鄱陽來到景德鎮。在河西車站下車后，拿著自己簡單的行裝步行問路，好不容易走到市委，見到市委副書記郭哲民同志和其它同志。次日，同市屬單位部分領導同志以會議形式見了面，時間很短。會上，我要求同志們給我支持幫助，我保證當好學生，有信心和大家一塊做好景德鎮市的工作。

對我來說，到景德鎮市工作，是一次大的轉變。在此之前，我經歷了抗日戰爭、支援前線、剿匪反霸、生產救災、土地改革、政權建設等工作，基本上都是在農村，都是同農民和基層干部一道戰斗和生活。如今來到景德鎮，是從農村來到城鎮，是從階級斗爭戰場來到經濟建設戰線，一切都要從頭學起。當時想得很多，重要的是要尋找明確的指導思想。指導思想從哪里來？首先要調查研究，集中群眾智慧;要學習，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黨的方針政策；還有最便利的的辦法，就是加強請示匯報，爭取省委、省政府和有關部門領導的重視和支持；在實踐中，要堅持黨的三大作風，要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

尋找正確的指導思想

來到景德鎮，耳聞目睹的都是瓷器。“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的特色，千年窯火的歷史，馳名世界的聲譽，高貴的的禮品、珍奇的文物、瓷器與“中國”同名等等，都是景德鎮對人類、對歷史的偉大貢獻。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壞坊、窯包、畫室、瓷器店及各種行當的瓷業工人。除了瓷器，看不到景德鎮有什么像樣的工業。歷史上的景德鎮，還有一個御窯廠，專為皇家造瓷器，皇上直接派遣督陶官抓瓷器生產。所有這些，都說明景德鎮與別的城鎮不一樣，使我對景德鎮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

認識景德鎮，是為了建設和發展景德鎮。封建社會的督陶官能讓景德鎮造出精美絕倫的貢品，共產黨領導下的景德鎮，瓷器一定要造得更多更好，瓷器的聲譽一定要超過歷史，各項建設一定要發展起來，瓷業工人的生活一定要大大提高，景德鎮在中國“四大名鎮”的地位一定要更好地顯示出來。總之，在景德鎮工作的最初想法，就是要把瓷業生產振興起來。

當時提了一個口號在班子里議論：景德鎮的工作能不能提“以瓷為綱”？景德鎮能不能稱為中國的瓷都？

我的想法來自中央、省委和有關部門領導的啟示，也受到國內外信息的影響。

首先，在我來景德鎮之前，省委書記陳正人同志曾到景德鎮視察，他對全市干部作報告時說過：“景德鎮市委就是瓷器市委，市政府就是瓷器市政府。”他強調了搞好瓷器生產在景德鎮市黨政領導工作上的特殊位置。

我到景德鎮的第三個年頭（１９５６年９—１０月），輕工業部就組織我帶領陶研所工程師謝谷初，赴捷克斯洛伐克考察陶瓷工業，這表明，國家輕工業部對景德鎮的瓷業是多么的關心。

１９５８年底，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經計委主任薄一波，在省委工業部長王真陪同下來景市視察工作，他說：“景德鎮日用陶瓷有崇高的地位，在國際上有深遠的影響，今后必須進一步研究如何提高質量。要有自己的民族風格，但不能固步自封。要多吸收別人的長處，提倡獨創與學習相結合。”薄一波還給了景德鎮十部汽車，這在當時來說，對瓷業運輸是很大的支持。

影響深遠的是毛澤東主席的簡短問話。１９５６年毛主席到江西視察，在向塘火車站上召見了省、地、市委領導干部，我是晚上趕到的。毛主席在向我問話時說：“你是管瓷器的，就把瓷器管好”。這句話給了我巨大力量，我決心要為管好瓷器有所作為。

以后，陸續有中央領導同志視察江西或景德鎮，他們對發展陶瓷生產均有指示。１９５９年接省委通知說：劉少奇同志在廬山開會期間將要來景德鎮視察，后因開會來不了，省委書記處書記方志純同志曾轉告說：少奇同志很關心你們的瓷器生產，說“沒有瓷器就沒有景德鎮”

1960年11月董必武副主席來我市視察工作，他對陶瓷生產作了重要指示，還寫了一首詩，表達對景德鎮瓷業的重視和關懷，并指出手工業生產的群眾性、產品變化快等特點，要我們適應市場變化需求，還述及名瓷來之不易、景德鎮的歷史作用、文化傳播以及要關心工人生活、加強技術改造等問題。

1962年３月，朱德委員長及康克清、陳奇涵同志來到景德鎮視察，住了三天，聽了匯報，視察了工廠、陶研所等單位，作了許多重要指示，強調要提高質量，要恢復傳統產品，恢復失傳的顏色釉，指出要搞點機械化，要燒煤才有前途，對老工人、名畫家的生活待遇應有關照等等。

當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同志也到我市住了三天。他說話很活躍，善于激發大家的積極性，在強調發揮團的作用、鼓勵青年努力上進的同時，也講到了瓷器生產的重要性。

中央有關部門，如輕工業部手工業管理局的鄧杰、胡明等同志都十分關心和支持景德鎮。外貿部長葉季壯還批給景德鎮２０部汽車，從而進一步充實了景德鎮瓷器外運的能力。

所有這些，都在提醒我：景德鎮同瓷器是不可分割的。沒有瓷器的名聲，就沒有景德鎮的歷史地位。景德鎮瓷器的名聲是全市工人、技術人員和藝術家們共同創造的財富。“瓷業興、百業興是景德鎮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特有現象。在不斷思索和深化認識過程中，我提出過“以瓷為綱”的想法。后來，經過省委書記白棟材同志考慮，認為景德鎮還是提“以瓷業為中心”為好。我覺得他講得好。這就成了我們的指導思想，成了我市各級領導共同遵循的方針。

回想當年，我們沒有城市工作經驗，水平也不高，為了尋找正確的指導思想，確是費了心血，經過多方求證，并得到領導班子和全市人民的認可與支持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瓷為綱”四個字竟成了我的一條罪壯，上升到“唯生產力論”、“對抗毛主席以階級斗爭為綱”上去，成為頑固不化的走資派的重要“罪名”之一。

使瓷業生產由季節性向長年性轉變

到景德鎮后，我接觸到很多人士，聽到過各種各樣的反映，深深感到現實問題很多，困難很大。大家關心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景德鎮的前途，千年窯火都是靠松柴來燒，這樣年復一年地燒下去，將來怎么辦？第二個問題是生產工藝落后，全憑手工操作，若不進行技術改造，難以提高生產效率。第三個問題是交通運輸極不便利，除了季節通航的昌江日見淺塞外，主要靠肩挑背馱。這是阻礙景德鎮發展的瓶頸。第四個問題是科研力量薄弱，難以造就大批技術人才。第五個問題是尚未建設起現代的原燃料生產基地。這些問題的存在，既有近代統治者造成的政治社會原因，也有歷史遺留的傳統習慣。我清醒地意識到，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

亟待解決的問題是：盡快克服瓷業生產上的季節性。長期以來，景德鎮的瓷業生產是半年生產半年閑，有句行話叫做“七死八活九翻身”。瓷業工人往往是城鄉各有半個家，窯柴瓷土供應也受農時季節的影響。我們同工人商量：如何解決靠天吃飯的季節性問題，變工閑為工忙？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很高，普遍反映有辦法，人定勝天。我也了解到，年產４０萬擔瓷器，產供銷可平衡。這個目標，通過努力，幾年內是可以達到的。人還是這些人，就是將生產時間改從３月份開始，不靠天，靠自己，朝全年正常生產方向努力。工人的熱情很高，他們知道，全年生產比季節生產收入會大大增加。于是，大家都動腦筋，想辦法，把這個改革當做自己的大事來辦。各級領導也行動起來，全面考慮技術改造，積極改變生產條件。如粉碎礦石，由水碓（成本低、效率低）改為機械，并到上海訂購雷蒙粉碎機;日光干燥之外，增加簡易烘房，用木炭為燃料（當時曾提出利用燒窯的余熱烘壞，但未成功，因為花錢多、不穩定）做壞工人還主動把生產時間放在中午前后，盡可能地利用太陽來干燥。這些變化有歷史意義，使我償到了依靠群眾克服困難的甜頭。沒有花多少錢，也沒有大的行政干預，就克服了瓷業生產的季節性，實現了全年正常生產。

為工人回鄉過年作出妥善安排

由于景德鎮陶瓷生產的傳統季節性，很多來自幾十里或幾百里的農村的工人們流傳一句老話：“有錢無錢，回家過年”。每年的春節期間，工廠停工，工人回鄉，每天有成百上千的工人，肩挑背馱，冒著寒風雨雪向鄰縣農村走去。人數最多的是都昌人，大多數要走兩天多，才能到家與家人團聚。我了解到這一情況，覺得是個問題。我召集有關局、市總工會、各企業及基層工會負責人商議，按人數分路線作出妥善安排，重點是做好景市經鄱陽到都昌這一條路的工作。我到鄱陽去同他們領導商量，在鄱陽田畈街、油墩街的兩個區政府所在地設立“景德鎮工人回鄉接待站”，請他們在食宿、醫療、安全等方面提供方便。兩區干部同我很熟悉，有求必應，工作很順利。

在市內，作好每天安排，有先有后，同時抽調部分汽車，收適當費用，供部分行走困難和有家屬的工人乘坐。步行兩天多的路，坐車只需兩個小時，途中又有接待站關照，消息傳出，工人們歡欣鼓舞，認為領導想的比他們自己想的還周到，解決了年年回鄉的旅途之苦，喜悅之情溢于言表。當時我還向工人們許諾：有解決不了的問題直接找我。果真有人深更半夜打長途電話問我是不是趙政委，說他們有30多人節后回廠，已走到鄱陽油墩街，天雨路滑不好走，要求我派車接他們，不然就不能按時回廠生產。我當即答應派車，讓市運輸公司值班人員派車去接他們。次日一早，他們又打電話給我表示感謝，說了不少好話，表示一定      要把生產搞好，請市領導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