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出瓷業改造第一步

大力推行以煤代柴

多少有識之士和廣大群眾，早已認識到景德鎮的前途是以煤代柴，以煤氣代煤。據說以前曾有人做過用煤燒瓷器的試驗，但沒有成功，因而在我到景德鎮任職之前，沒有建成過一坐用于生產的煤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這個任務就歷史地落在了我們這一代人的肩上。當時，隨著瓷業生產的恢復，窯柴消耗量越來越大，森林植被破壞嚴重，山頭越砍越遠，樹木越伐越小，運輸越來越困難，一直砍到撫州金溪、資溪的山區。為了保證窯柴供應，往往要省里領導出面干預。松柴燒瓷，不僅要改，而且要快改，既是長遠之計，又是當務之急。在這種逼人的形勢下，不允許按部就班慢慢來，怎么辦？從1954年起，我們就開始了“以煤代柴”的試驗，到1958年形成高潮。我們領導深入生產第一線，廣泛發動群眾，小煤窯、大煤窯、簡易煤窯、煤柴合燒、建正規圓窯包等，多管齊下，大小并舉，領導、技術人員、燒煉工人三結合，打了一場燒煉改革的人民戰爭。從市委書記、副書記，到政府領導、主管部門和企業的領導，一齊上陣，吃在工廠，坐在窯房。在每燒窯的關健時間內，通宵達旦地圍守在窯門邊，眼睛盯著窯火，心里想著瓷器。很多人的眼睛熬紅了，嗓子也嘶啞了，真同打仗差不多。幾千年來，景德鎮的瓷窯都是燒松柴（也有一種槎窯，燒雜柴，溫度低），一尺多直徑的老松樹，飽含松油，火旺苗長，聽從把莊，拕坯、架表師傅的指揮，沿著火路，

乘著風勢在窯內匣縫間穿行，經驗豐富的把莊好手，同時能管幾座窯，燒成質量心中有數。如今面對煤炭，火苗短，控溫的辦法少，不稱心，窯內瓷器在煤火作用下會起什么反應，心中沒有底，既怕黃，又怕爽（生），更怕倒，還怕簡易煤窯裂塌。瓷器燒出來之后，毛病原因也一時弄不清，有的是窯的結構不合適，有的是操作不當、燃燒不充分，有的是煤炭質量有問題，還有瓷土配方上的問題等。一次一次的試燒，一次一次的失敗與改進，一次一次的付出人力物力代價，一次一次的的顯示出光明，各級領導、技術人員和燒煉工人，在窯房里不知度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不知流露過多少次焦慮心情。我為大家的行為所感動，操作上幫不了忙，就為同志們倒茶，敬煙，備夜餐，搞降溫，在燒窯現場與干部工人長夜漫談，探討燒窯中的種種問題，向他們學到了不少燒瓷知識，也交了不少老工人、技術能手朋友。

以煤代柴是改造瓷業、建設瓷都的第一個重大戰役，是一場攻堅戰。對市委領導是一次嚴重的考驗，對瓷業工人和技術人員也是一次極好的錘煉。以煤代柴是大勢所趨，窯柴斷源是嚴峻的現實，開辟與增產窯柴的路子已經走進了死胡同。

當時的這場“人民戰爭”分別在三個方面進行：一是組織技術人員設計建造正規煤窯；二是突擊建造一批簡易煤窯；三是煤柴合燒，千方百計減少用柴，增加用煤，以保證瓷器產量和質量計劃的完成。

第一座正規煤窯是于1956年在建國瓷廠分廠（今宇宙瓷廠）建起來的方形窯，是留日回國的鄒總工程師設計的。他自己也認為方窯有缺點，道理上講不如圓形的好，但他沒有把握設計圓形窯。當時景德鎮缺少這方面的人才，我們尊重他的意見，盡量按他的長處放手去干。實踐證明方窯缺點多，氣流旋轉不暢，火力不能到達方角處，后來終為圓窯所代替。煤柴合燒是簡單的辦法，燒煤是試驗，溫度上不去就用柴補救，主要在柴窯中進行。簡易煤窯是過渡性的應急措施，是工人和干部共同摸索和創造的，也是戰場煉兵的冒險行動。簡易煤窯建設速度很快，不幾天就建一座，等不得干燥就試燒，煤窯出現裂縫就在外面加箍。用薄鋼板鐵絲條箍起來，在一千多度的高溫下真有一定的危險性，使用壽命也不長，邊燒邊停，如今回想仍有余悸。但由于真正做到了“三結合”，領導人親臨現場，與群眾同甘共苦，共擔風險，終于化險為夷，沒有發生過一起倒塌、失火事故。

廣大瓷業工人，特別是燒煉工人和技術人員，都把窯爐改造當作重大的學習研究課題，不斷的精心試驗，不斷地改進操作以及瓷釉配方，使質量逐步提高，煤耗不斷降低，效果日趨穩定。他們動了很多腦筋，想了很多辦法，從方窯到園窯，從煤柴合燒到全部燒煤，試驗了倒焰窯、水封窯、八門四燒等革新辦法，雖然有的效果不好，但是得到了經驗教訓，增長了見識。市委領導時刻關心著燒窯的動態，有一次正在開常委會，聽見余建筆主持的水封窯燒成功了，都到窯里去參觀聽匯報，事后給予參加試燒的工人以一定的物質獎勵，這對大家的鼓舞很大。

以煤代柴，從1954年開始試驗，經過了8年苦斗，到1962年共建煤窯200多座，除建國、新平（今人民瓷廠）、藝術三個瓷廠因燒制傳統名瓷而保留柴窯10余座外，全市基本實現了瓷器燒煉煤窯化，從而結束了一千多年來柴燒瓷器的歷史。

建造“東方第一”現代化瓷廠

技術改造畢竟不能代替整個生產過程的現代化，起不到方向性的作用。省里領導，特別是邵式平省長，楊尚奎、白棟材書記，積極倡導請輕工業部在景德鎮建一個現代化的瓷廠。市委領導、各界有識之士都感到這個問題很重要，積極向上級報告，送規劃，提建議要求。輕工業部很支持，幾次派出司局級和處級干部、技術專家來幫我們研究規劃，了解情況，安排我們到國外去考察。到了捷克斯洛伐克，那是社會主義陣營中陶瓷工業現代化比較好的國家（1956年9－10月去捷克）。輕工業部宋部長也親自來景德鎮，他說“邵大哥（指邵式平省長）說我不重視，我來了，還有上海幾位陶瓷專家。我們共同討論商量，能辦到的就決定。”經過反復工作，決定在景德鎮新建一座現代化大瓷廠，名字就叫景德鎮瓷廠。

景德鎮瓷廠是國家的重點建設項目，要引進國外技術和設備。當時輕工業部和我們掌握的信息是捷克比較先進，他們有煤氣發生爐，用隧道窯，還有石膏模具、匣缽制作、機械修理等全套裝備。我們出去考察后，對他們的燒煉很感興趣，認為煤氣隧道窯是我們的方向。經多次協商，由捷方設計，提供全套圖紙，訂購窯爐、石膏加工、修理機床等關健設備，接受我方派去的實習人員，至于建廠和安裝任務，則全部由我們國內承擔。經過五年時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于建成一個捷克人稱之為“東方第一”的現代化瓷廠。消息傳到周總理那里，周總理很關心，要我們管好生產。

景德鎮有傳統的高超的制瓷技藝，又有了現代化的新型瓷廠，這就走上了向現代化發展的廣闊道路，為創造新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人們欣喜異常，奔走相告，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創舉。

可惜，不久來了“文化在革命”。為了“備戰”，說瓷器不能打仗，把哈爾濱直升飛機制造廠搬到了景德鎮，將東方第一個現代化的瓷廠改造成了飛機工廠。對此，當時有很多人感到可惜，遺憾，不贊成這樣做。那么好的的機器、窯爐報廢，工人轉廠安排，廠房并不適用造飛機，經濟上的損失是大的。更重要的是瓷都第一個現代化新型瓷廠夭折了，人們又回到了傳統的模式中來，失去了學習試驗、創造現代大廠的好機會、好場所。隨著農村形勢的變化，傳統瓷業又漸漸失去了廉價的原材料和農業勞動力，以致出現了成本上升，活力降低的被動局面，推遲了瓷都現代化的進程，在國內外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

自己辦礦  就地取煤

決定景德鎮前途的兩件在事——用煤燒瓷器，建一座現代化的示范瓷廠，都實現了，真是有千斤擔子放下休息一下的感覺，沿著這個路子繼續動腦子，首先是要解決煤的供應問題，它是瓷業的糧食和動力。

煤的供應靠調撥是最可靠的，但是能自己開采，就地取煤，那就更理想，對降低成本有絕對好處。經調查了解，婺源縣的董家山有用土辦法開采的小煤窯，日產量20噸，就是運不出來。如果從景德鎮東流修一條公路至董家山，運程不到20公里，解決煤的問題就有希望。經過同婺源縣領導商量，他們愿意交給我們管理，只要維護他們現有的供應需要。我們的積極性也就來了，認真計算了該礦的供應能力，決定以市里的財力、物力和工程技術能力，開辟從東流到董家山煤礦的山區公路，選調余少芳同志去工作，他很有工作能力。這條公路于1954年底動工，到第二年4月便竣工了。

開煤礦，搞煤炭生產，這又是新的考驗。我和余少芳都下了礦井，他比我來的早，我什么也不懂。聽說采礦有危險性，就先維持原狀，仍用少數工人土法開采，同時抽調在煤礦工作過的干部，加強領導。工人大多數來自農村，不知井下的利害，遵守規章制度不嚴格，竟在井下明火抽煙，引起瓦斯爆炸，當時死亡7人。電話傳到市里，頭腦如同爆炸，連夜組織人員趕去，市長和有關領導都去了，大家都很緊張，忘了吃飯睡覺。第二天，省委工交部王真部長也趕來幫助我們，一天多時間處理完畢，才感到肚子餓了要吃飯。我在礦住了幾天，總結經驗，接受教訓，嚴格制度，在井下到了每個工作面，了解可能發生的問題，深感沒有專家和技術不行，單憑熱情，很有可能把好事辦成壞事。建礦速度寧可慢點，也要把安全措施跟上去。

在仙槎煤礦，也發生過一次冒頂事故，11人被堵在井下。面對工人遇險，真有說不出的難受，覺得搞工業建設也不比打倒仗輕松。當時經全力組織搶救，除一人全部脫險。剩下一人，又繼續探尋了七天，估計可能活不成了，悲疼氣氛籠罩著大家。突然聽到里邊有人說話，叫拿手電給他。大家高興極了，經過一番努力，這位工人終于獲救了，也是一項奇跡。

危險和犧牲，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辦礦不僅要有規章制度，還要講科學，要提高井下工人的操作技能。除本市努力外，又向大礦請求幫助，借用工程師來培訓技術力量。經過許多艱難曲折，總算建成了兩個小型煤礦，年產量10萬噸。接著，小鐵路也建成了，對解決瓷業用煤起了很大作用，并為景德鎮瓷廠煤氣焦化提供了條件。

內部問題理順了，外部矛盾又不時暴露，這也是一種規律。一個晚上，電話鈴急響，我意識到可能又有什么險情發生，立刻緊張起來。一聽，是董家山煤礦來的，聽聲音是羅明同志。他說，正在游山修煤礦的基建工人，提出了不合理的計算工資要求，如不同意可能出問題；他們20多人，我們就3人，在這深山曠野，請求馬上支持。我立即和公安局聯系，派人同我一起，連夜趕到游山村。跟我去的人留在村外，我先進村，一了解，來人已走，沒發生什么事，不由得暗自慶幸。我又向村里做工作，妥善處理了問題，大家都高興，第二天正常上班，誰也不知道晚上發生了那種情況。

樂平縣境內的涌山煤礦，歸景德鎮管后，雙方也經常有些矛盾，都說自己有理，指責對方。一天晚上，礦山打來電話說，公社來人抓了礦里的人，可能會挨打，雙方嚴重對峙，搞不好會引起武斗。我立即同秘書長李可時同志商量，本著嚴以律已的方針，坐車直奔礦山。早上到了涌山，先到公社，同社、隊干部座談，征求意見，會后請多方面給予支持，把人放回，做了許多思想工作。后來，公社向我提出要一部汽車，我答應給一部新的解放牌汽車。那時，有一部解放牌的車可不容易，為了工農聯盟，我感到這樣做是應該的。我還明確告訴礦上，凡是公社有要求，你們能辦到的立即解決，辦不到的由市里幫你們辦，一定要把關系搞好。那年秋天，公社派人給我送來一籃辣椒，還說了不少好話，表示一定支持煤礦的生產。

董家山煤礦附近有個大村，有160戶人家，我去過好幾次，他們對煤礦很支持，但礦有電燈，村里沒有。我和礦里商量，幫他們建一個小電廠，送一套木炭動力機、發電機及全村人家的電燈器材，由煤礦幫他們安裝發電。村里群眾高興極了，說：想不到大山溝里有了公路，看到了汽車，又有了電燈，社會主義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