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超歷史最高水平
瓷業(yè)生產逐步恢復，步入正常以后，面臨的任務是：要增加產量，要提高質量，要恢復傳統(tǒng)名瓷的生產，使之趕上和超過歷史水平。
質量是瓷業(yè)的生命，影響著瓷都榮譽。質量問題，商業(yè)部門、各個廠家都不斷有反映，到省里去開會，或上級來人，都經常提到要景德鎮(zhèn)提高瓷器質量。甚至有些外地消費者，還直接找到市委來反映。我們把這些都當成大家對景德鎮(zhèn)的關心和鞭策。管理部門算過帳，提高一點(1%)拆青率，可以為國家創(chuàng)造多少財富。為了提高質量，工廠、車間、班組都曾千方百計地動腦筋、想辦法。比如質量分析會（全體工人參與的分組生產會）、各種形式的技術“會診”會、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責任制（工人習慣稱為“一腳壓一腳、毛病不過腳”）、人人都有個人保證指標（層層分解的任務和措施）等等，抓得很緊。當時有分別計算的窯青、廠青、折青，后來改為一、二級品，合格品，等外品，還有計算數量的折擔、折件等等，名目繁多，都同工人的工資收入掛鉤。我們當時也從宏觀有些考慮，比如既要提高成品等級率，又要改進外觀和內在素質；既要從工廠內部挖潛，又要從工商關系考慮。我們體會是，數量增產10%不難，質量提高1%不易。為了嚴把質量關，有一段時間，我們就把瓷器包裝從瓷廠劃分出來，分別核算，自負盈虧，由包裝工廠代表銷售部門利益檢驗瓷器質量，不合格的產品拒絕包裝。當時包裝工廠有600多人，起過好的作用，但矛盾也很多。盡管如此，產品質量忽高忽低的現象總存在。什么時候才能有大家滿意的高質量產品？有人說“泥做火燒，誰也難保”，有人說“需要相當長時間”。
開展技術革新
通過不斷的調查與研究，我們認識到產品質量不穩(wěn)定，手工操作是主因。由于工序多，不能保證每道工序的操作人員都有同樣的技術和責任心，一個環(huán)節(jié)出了毛病，整個產品就降了級。根本的辦法當然是實現機械化，但論現實條件，我們只能搞技術革新。
1954年8月，市委就發(fā)出了《關于在全市工礦企業(yè)中開展技術革新運動的指示》，要求各級領導加強政治教育，親自領導運動，掀起勞動競賽高潮。技術革新從改革轆轤車開始。如何丟掉手搖棍，讓工人在自動車盤上操作，是當時第一個革新目標。可是，瓷業(yè)工人沒有機械知識，景德鎮(zhèn)歷來沒有一個機械廠，更談不上技術員。我們就發(fā)動工人們自己動腦筋，搞試驗。先訪自行車的轉動原理，用皮帶和鏈條搞成腳踏的，后來又想到火車輪子用連桿，板車用滾珠軸承，幾個輪子聯到一起轉動、變速等，又請了機械廠的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共同研究，制成了每部投資300元左右的又平又穩(wěn)的腳踏轆轤。在此基礎上，進而配上動力馬達，實現了獨特的機械成型，并在紅星瓷廠建成了兩條生產線，成為當時技術改造的樣板。
青花玲瓏碗的機械化生產，也體現了工人們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他們一點一滴的摸索，試制了玲瓏打孔機，自制了青花花紙，使手工打孔、描龍的慢工細活，成了大批量的機械化產品，幾十成百倍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短短幾年的革新實踐，使景德鎮(zhèn)的瓷業(yè)工人走過了幾十上百年的技術進步歷程。
接著是用石膏模具壓壞。工人們自己動手設計、安裝機器，改單刀壓壞為雙刀壓壞。在熱火朝天的增產節(jié)約、勞動競賽中，他們點點滴滴地改革技術，提高產量、質量的捷報頻傳。
群眾在創(chuàng)造中勞動，在勞動中創(chuàng)造。他們意氣風發(fā)，自我教育，在創(chuàng)造物資財富的同時，也不斷提高了自身素質。技術革新有力地推動著傳統(tǒng)手工成型向機械化的目標前進。
達產80萬擔
我多次向專家內行請教，景德鎮(zhèn)瓷器的產量，歷史最高水平是多少？答曰：六、七十萬擔（折合2億件左右）
1953年，已恢復到40萬擔，1954年增加到60多萬擔，看來達到70萬擔產量不難。但要解決原燃材料的供應及交通。首先是瓷土礦的情況，到底有多少，在哪里？誰也說不清楚。蘇聯專家向我們要地質資料，我們拿不出來。測繪一個南港瓷土礦地質地形圖，也沒有力量。我向省里要，白棟材書記很支持，答應從省屬單位抽兩名技術工程師幫助，可人家太忙，沒接受任務，說“你們基建工程師就可以勝任。”后來，派出陳工程師（可能是陳炳輝同志）去承擔這一任務。陳工程師冒著炎熱，在礦山野外作業(yè)，繪出第一張圖紙，加上對其它礦藏的一般了解，據估計供應年產70萬擔以上日用瓷，礦石儲量一百年沒問題。粉碎跟不上，就增加動力機械，投資發(fā)展了雷蒙粉碎機、雙輪粉碎機、球磨機等，同時繼續(xù)保持水碓。交通上，把公路修到礦山；把鄱陽凰崗馬家澗這一段河床炸深，仍不能通行百噸大船，又從景德鎮(zhèn)到凰崗修了一段公路。
同時，與瓷業(yè)生產相關的煤礦、匣缽、耐火磚、金水、花紙、顏料、石膏模具等工廠企業(yè)，都加緊建設起來。瓷業(yè)工人的社會主義生產積極性不斷高漲，到1955年，日用瓷產量已達到80余萬擔，“大躍進”前夕的1957年達到90萬擔，約合2.7億多萬件，大大超過了70萬擔的奮斗目標。
實踐證明，增加日用瓷產量會帶來很多困難和問題，會造成各方面的緊張和壓力。當時，“大躍進”的形勢正在形成，在90萬擔日用瓷的基礎上自然就提出了年產100萬擔（約3億件）的要求。這是一個冒進的計劃。1958年實際上就下降了，以后接連幾年大幅度下降。作計劃辦事情都要從實際出發(fā)，要實事求是。我想，上不去就下來，1962年在金竹山公社所在地召開會議，調整生產指標，會上充分發(fā)揚民主，讓基層領導發(fā)表意見。這個會議，后來就叫“小源會議”，在“文革”中遭到批判，把一些干部搞得灰溜溜的，也成了我“復辟資本主義”的一大罪狀。
創(chuàng)辦陶瓷學院和陶瓷研究所
我也曾向專家內行請教，景德鎮(zhèn)瓷器的質量，歷史最高水平指什么？答曰“康乾水平”。趕超康乾水平為多數專家所關心，也是我們的光榮任務。傳統(tǒng)產品名目繁多，尤其是各種顏色釉和某些老藝人的“絕活”，技術上歷來是很保守的，常常作為傳家寶留給子孫后代，有的傳子不傳女。我們就組織這些人參加研究工作，用黨的政策來感召，用生活保障來感化，使其沒有后顧之憂，充分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從研究、試驗到組織專廠生產，我們都認真細致地做了工作，最后以建國瓷廠專門生產顏色釉，以藝術瓷廠、雕塑瓷廠專門生產藝術瓷。
過去的輝煌是寶貴的，但也有副作用，金字招牌常使一些人眼花繚亂，擋住雙眼，固步自封。要趕超康乾水平，有兩件事要辦，那就是：辦一所大學——陶瓷學院，組建研究機構——陶瓷研究所。這兩件事都需要上級支持，列入國家計劃，具體工作市里來做。首先就是報輕工業(yè)部和省輕工業(yè)廳批準。省委領導很重視，工業(yè)書記白棟材同志曾具體過問，派輕工業(yè)廳長韓禮和劉抗同志來景市聽匯報，幫助我們出主意，解決問題。輕工業(yè)部也幾次派人來幫助研究規(guī)劃，落實要辦的事。例如，陶研究所所需要的儀器（是我和謝谷初寫的訂單），就是由部批準訂貨的，俄語、日語翻譯也是我直接向部里要來的。
比較大的問題是師資，是人才問題。還有選址、儀器、測繪手段、資金等等，都不是那么容易解決。人員配備，大部分由市內負責，我們派了市委委員，市委辦公室負責人去陶研所當所長，我自己也兼任了陶瓷學院的院長。陶瓷學院副院長，管教育的是市里一貫做教育工作的專業(yè)人才，另一位是市教育局局長。還調了一位市委副書記去擔任陶瓷學院的黨委書記。同時，挑選了一批名家去講學，抽調了一批技術高的的工人去承擔實際操作，選派了一批技術高的工人去承擔實際操作，選派了一批管理人員去從事學院的建設和管理工作。市財政曾多次撥款建房子、買設備、購進圖書資料，可說是盡量滿足了需要。這樣，到1958年10月，陶瓷學院便正試開學了。
改進瓷用化工原料
改進瓷用化工原料及輔助材料的生產，對于趕超“康乾水平”有重要的意義。過去，飾瓷用金多屬本金，后來改用金水，但瓷用金水是從外國進口的，成本很高。如果自己能生產，就會大大降低成本。最早的試驗是在景德鎮(zhèn)瓷業(yè)公司（今稱陶銷）經理支持下，由魏忠漢、查鵬開始的。起初不穩(wěn)定，不牢固，經過長時間的研究和試驗，到1953年4月終于獲得成功。我曾多次去看望他們，對于試驗給予肯定和支持。國產金水試驗成功后，自產自用，每年需要大量黃金，我們把它列入計劃，報國家計委批準。這個問題的研究和突破，激發(fā)了各方面人才的研究、創(chuàng)新的積極性，緊跟著瓷用花紙也有很多改進和創(chuàng)新，瓷用顏料也能全部自己生產，于是成立了瓷用原料化工廠，因陋就簡地借了天主堂的老房子搞生產，后來與上海一家內遷的印刷廠合并，在東郊新建了現代化的廠子。匣缽的研究也有提高，由以前的燒幾次，提高到燒十幾次、幾十次。與此同時，幾種失傳的顏色釉也得到了恢復，形勢非常喜人。所有這些，都是科研、生產人員共同努力的結果。
為陶瓷美術家評職稱
在趕超“康乾水平”上，現有的老行家、老藝人起了突出的作用。建國以來，他們設計制作了一批批禮品瓷、國家用瓷、大飯店賓館用瓷，創(chuàng)造了國家級的精品，贏得了世界級的聲譽。然而，他們中的多數人沒什么學歷，沒有學位，有名氣而沒有級別。于是，我們決定為陶瓷美術家們評職稱，提高他們的地位。1959年9月，評出了第一批“家、師、員”（陶瓷美術家、設計師、設計員），其中，獲“陶瓷美術家”稱號的33人，獲“設計師”稱號的55名，獲“設計員”稱號的105名。在那物資供應十分困難的時期，黨和政府便明確作出規(guī)定，給他們以生活照顧，每月發(fā)給白糖、香煙等緊俏商品作補助，有的發(fā)工作服、技術津貼。吸收他們參加市內大的社會活動以擔高社會地位，有小汽車的單位規(guī)定為他們服務。由他們領頭組建創(chuàng)作室、試驗組，給以充分的時間和條件，不限數量，不趕任務，讓他們創(chuàng)造出高水平、高質量的新產品，從中選出代表性的作品送北京展出，送國家收藏，為祖國爭光。這項工作，在陶瓷界震動很大，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的社會地位會有這么高，會受到政府如此的重視，心情很激動，精神很振奮，早上班、晚下班是常事，離廠不遠的美工人員晚上還回到工廠去加班。大家都愿意貢獻自己一技之長，研究顏色釉的老藝人紛紛把秘方獻出來給公家，一些身懷絕技的老藝人也都帶了徒弟。這項工作也有一些人不理解，認為我們這樣做，是過高估計了他們的作用，脫離了工人群眾。“文革”中有人就把這算作我的一條罪狀，說這是搞“封資修”、“分化工人隊伍”等等，也使一些人受牽連，戴上了各種帽子。但是，就在“四人幫”打擊知識分子的艱難時刻，這些人還是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面向國際大舞臺
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瓷業(yè)生產條件大有改觀，大專院校、科研機構、原材料基地等，陸續(xù)完備，人才也不斷得到了充實和提高，有老藝術家，有新培養(yǎng)出來的大學生，還有歸國留學生。這樣，我們就可以面向國際舞臺了。
在國家安排下，我們開始開展了國際技術合作。我們曾派出兩批專家分赴朝鮮、越南，幫助建陶瓷廠，從設計、生產過程到人員培訓全部負責；接待了阿爾巴尼亞和越南派來的20多人的實習任務；接受了輕工業(yè)部分配的同蘇聯和東歐國家交換科研項目和資料的任務；接待了好幾批國外專家來市參觀考察；接受了大量的高質、限期、配套的涉外用瓷制作任務。這些事，我們都把它當作大事來辦。制作涉外用瓷，產品質量要求高，投入的人力財力大，好的國家收購，次品不要，因而利潤不多，工廠不大愿做。工廠既要完成常年的生產任務，又要承制涉外瓷，確實是個負擔。有時市委要出面，召開緊急會議，進行政治動員。為了國家榮譽，工人們也都保質保量地按期完成了任務，所以，政治覺悟是很高的。瓷器在外交場合有重要作用，可以體現一個國家的文化藝術水平，增進相互了解。記得蘇聯客人說過：“景德鎮(zhèn)瓷器之多，是世界上無法比的。那么多品種，太好了，偉大、偉大!”。有的外國實習生說：“景德鎮(zhèn)是世界陶瓷工人向往的地方。要學的東西太多，學一輩子也學不完。景德鎮(zhèn)生產的瓷器，可擺地球好幾圈。你們的瓷器產品是齊全的，什么都有，不用求人。”當然，也有的外國專家考察后說：“你們工人經驗豐富，但設備不行，科學研究也沒有好好跟上去。”這些看法也是中肯的。
國家和省里的領導人，對景德鎮(zhèn)的評價也很客觀公正，有贊許，也有批評。認為，在涉外瓷上，還是景德鎮(zhèn)的好，特別是青花瓷，別的地方做不了。但是，還不能說超過歷史最好水平。邵式平省長曾設想，把景德鎮(zhèn)建成一個系列化的完整的現代化瓷都，并擔出要用科學手段搞好高精尖產品。我說宇宙瓷廠的名稱，就有這個含意。當時曾設想創(chuàng)造出新型的金屬陶瓷、耐高溫高壓的切削刀具瓷、不易破碎的鋼化瓷，還有航天需要的特種瓷等等。不過，這需要幾代人的不懈追求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