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認真真學習毛主席著作

  紛繁復雜的經濟建設和社會活動，使我感到加強學習十分重要。為什么我們付出很大力量而成績甚小，為什么覺得有問題卻看不清楚，說不明白？要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途徑就是學習毛主席著作。那時我們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態度是真誠的，心想：我們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工作，連毛主席講了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執行他老人家的指示？只有認真地學習毛主席著作以及黨中央的重要文件，才能不犯或少犯錯誤。毛主席著作，講的都是我國、我黨、我們實踐中的事，道理易學、易懂、易記。我們的學習熱情很高，不但自己學，還引導廣大干部學，以便聯系實際，統一思想。我們干部的學習制度，一貫堅持得較好，學習日開始定在星期三，以后又改為星期二、五的上午，并且形成習慣。但是，有時任務緊張，學習日也難堅持，而且學習日的辦法滿足不了系統的學深學透，于是，我們又想辦法，把科長以上干部集中到黨校，脫產學習15天，輪流參加，由市委黨校的教員、市里的領導講自己的學習體會，這樣，大家都能集中精力。我們一期一期往下辦，省委認為我們做得對，后來華東局知道了，還派人來了解情況，看看有什么經驗，并肯定了我們做得對，這對我們是個鼓勵。學習的重點對象，是領導干部。我認為，作為領導，應該學得更多更深更好。我自己也去省的學習班學了兩次，一次在省委黨校，時間較長，市委還去了幾位部長；一次是省委直接辦的讀書班，由白棟材書記領導。我們還派了三個部長去中南黨校學習。為使領導干部學得好一些，多一些，我們的辦法就是布置領導給干部作報告，講形勢、講理論、講工作和經驗教訓，促使領導干部自覺學習，聯系實際，講出水平來。市委主要領導和常委大都講過課，作過大報告，干部反映好，這對領導是一個推動。在黨中央出版《紅旗》雜志、省委出版《躍進》雜志之后，市委也編印了一個內部刊物《促進》和《工作簡報》，并在第二次市黨代表大會上認定和任命主編負責人，正式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和理論工作者認真學習寫體會，總結經驗做文章。這對于推動干部學習，提高干部隊伍理論修養，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市委曾抽調四、五名專職干部，成立過一個理論政策研究小組，想把我們的水平再提高一步，后因形勢與任務的變化，沒有堅持下去。與此同時，我也深感干部學習文化科技知識的重要。當時就有一部分同志在自覺地學習數理化。我很贊成干部學習文化，學習各種有用的知識，這對建設有好處。對一些文化程度很低的工農干部，我們分出一批參加業余文化學校學習。在這方面，市里辦的機關業余文化學校作出了貢獻，堅持了多年，使一批干部的文化程度提高了一個檔次，小學程度的提高到初中，初中程度的提高到了高中。

毛主席強調：學習要有的放矢，要理論聯系實際。我們也學習這樣做，每年召開幾次“務虛會”，有時叫政治工作會，有時叫業務座談會，主旨都在于聯系實際，總結工作，提高認識，把改進工作的要求建立在更高一層的思想水平基礎上。這個方法是好的，使大家集中幾天時間，讀一點書和文件，發揚民主，暢所欲言，講出一點水平，也想出一些辦法，把提高思想和改進工作結合起來。影響較大的是1962年在金竹山小源開的那次會，后來有人把它叫作“小源會議”，說它是一次“倒退會議”，宣揚“機械不如手工，國營不如集體，集體不如單干”，還有什么“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這后一句批評是無中生有的“戴帽子”、“打棍子”的話，前面幾句，卻真有人有這樣的看法。這說明這次會確實是民主而實在的，大家能講心里話，不回避矛盾。可惜我們水平有限，解決不了這樣的大問題。在此前后，我特別強調過提高管理生產水平和業務水平問題。我曾提出一個問題：過去管瓷業生產的就是那么三五個人，要管理一百多人，而我們大廠脫產干部一百多，仍管不好一個廠子，這是為什么？我們瓷器生產的利潤還不到10%，這與管理人員多有關。管理人員多，就不能降低成本，也不能提高效率。歷史上，景德鎮的小瓷廠，僅個把管理人員，什么事都管，有些手工作坊根本沒有脫產人員，產品質量也不低。其中有什么可取的經驗，我們也可以用。如何管好企業，管好生產的問題，幾年內的會議上我經常講，反復講，還派人下去專門作過調查，但始終沒能解決了，大家也很著急。有的人能大膽批評我們的企業管理不善，卻提不出切實可行的高招。

學習理論，指導實踐，做起來并不輕松。能否做到從實際出發，確實是個問題。一方面，是上面來要求，高指標，壓任務；另方面，為形勢所迫，自己也盲從，你做我也做，你行我也行。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一是大煉鋼鐵，二是辦食堂。

先說煉鋼鐵。大煉鋼鐵，我是贊成的，自己有鋼鐵該有多好。省里分配煉鋼鐵的任務時，我說沒有礦石怎么煉？別的地區都是多少萬噸，我只承擔一千噸任務，在全省是個小數。聽說撫州有鐵礦，即組織了十個人一部車，兩名干部，帶上分析化驗員及儀器，我自己去了撫州，看了煉鋼鐵現場。當地群眾積極性很高，說是有礦，但含量多少，沒人說得準。我請求地委領導：我們就一千噸任務，你們多這點沒關系，替我們承擔，化驗人員歸你們，我們建一個小爐也歸你們管。我還從老家山西昔陽，請了兩個煉鐵土專家來幫忙。撫州的同志們很友好，把我們的任務承擔起來了。我也到了浮梁（這時，浮梁剛由上饒劃歸景德鎮市）的蕎麥嶺煉鋼基地，群眾那種熱情真是太可貴了，兩個女的拉風箱，風力不足，怎么能煉出鐵？我同他們開玩笑：你這是世界上沒有的“天一爐”，就是天下第一爐。鐵含量多少不知道，也非常辛苦，我們的干部群眾和農民群眾是多么好呵！后來我請教了較懂礦冶的技術人員，說是富礦含鐵50%以上，貧礦20%左右。景德鎮、浮梁地區沒有發現過富礦，現有的礦山不夠開采價值。照此說來，我們煉鐵當然是盲目的。后來我和縣里的同志研究：叫農民回去，由市里承擔他們的任務。這樣，就把幾百上千提木炭節省了下來，把人力、物力、財力節省了下來。同時，也留一部分人，保留兩個爐，能煉多少是多少，不使農業受損失。決定傳出后，群眾干部都高興。后來兩個爐也沒支持，沒幾天，煉不出鐵就解散了。對于煉鋼鐵，我是真的當做個任務來完成的。聽省里說，九江有礦石，含量在50%，于是，我在市里建了一個300立方米的小高爐，電吹風，用焦炭，也確實燒出了鐵，但是白口鐵，成本高，不好用，也解散了。

當時，叫縣里把煉鐵任務停下來，確實是承擔了好大的風險的。說實話，除了砸鍋煉鐵外，還煉出了幾噸鐵，沒人能說出來。“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我，說我是“抵抗煉鋼鐵的”，那是冤枉。我沒有抵抗，只是煉不出來。我和市委的同志是愿意完成鋼鐵任務的。沒有礦石，但我們有條件生產耐火磚，景德鎮燒瓷器，窯溫高達1300多度，我們愿意承擔供應耐火磚任務。也有的領導人提出，用景德鎮的瓷器窯來煉鋼鐵。這樣做的話，就把景瓷全部搞垮，我們都反對，再三要求不能這樣做。后來省委白棟材書記說了話：“燒瓷器的窯怎么能煉鋼鐵？”才算了結。

由于要煉鋼鐵，從鄱陽到景德鎮水路運輸的煤和窯柴，全都被沿江煉鐵的地方拿去了，嚴重影響著景瓷生產。有的人很氣憤，說：“還有個法沒有？這不等于是搶嗎？”我和市長等人去了鄱陽，找縣的領導談此事，說這樣做不應該。告訴他們，景市有內外銷任務，對外簽有合同，到時交不了貨要受罰，這個損失是國家的。另外，生產停下來，工人也沒飯吃。他們也說這不應該，卻又沒有別的辦法，一無柴，二無煤，任務大，只好做了不應該做的事。上邊只給任務不給條件，時間那么緊，怎么辦？我們了解情況后，也很同情，情愿同他們合作建立煉鐵小高爐，到有礦的地方或有煤的地方去建，不能再做扣柴扣煤的事。后來，煉鐵的壓力慢慢松下來了，這事也就沒在提起。

再說辦食堂。有一天我到勒功街，中午吃飯就在食堂，大家談公共食堂的事。沒有人說不好的，就是說一家人來吃飯有困難，有的人只笑不說話。說話時間長了，有人說農忙時辦食堂可以，或者中午吃一次，但比在家吃費糧食。后來，在食堂以外的地方隨便談時，有人說：食堂是上邊叫辦的，太不方便，也不習慣。看起來，群眾不擁護，又不敢直說不好。又看到男女分居，實行禮拜六制度，我當時就批評這樣做不好。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強迫命令行事，脫離群眾。我到白毛港住了一晚，回公社路上，一位老太太又告狀說，干部抓她的豬，她喂大不容易，不愿賣。我了解情況后，也體諒到干部的難處，上邊給任務，群眾又不愿賣，只好強迫了。我沒有批評，只是好好研究怎么做才好。這樣過了幾天，情況發生了變化，食堂全部散了，禮拜六制度也不實行了，豬也還給了群眾，強迫命令作風有所好轉。比較起來，當時浮梁縣的干部作風還是比較好的，群眾反映不大。這與以前發生的天寶村的干部因強迫而受到查處的事也有關系，大家從中接受了教訓，因而縣、區、鄉的風氣都較好。

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對于一個領導干部來說，非常重要。自己不懂的東西，要向群眾學習，自己想不通的問題，要向上級反映。我從省委領導同志那里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懂得如何來實事求是工作。邵式平省長說：“公共食堂不倒，糧食問題解決不了。”白棟材書記說：“公共食堂不是群眾自愿的，是強迫命令的產物。”楊尚奎、方志純、劉俊秀等領導同志都說出了群眾的心里話。邵省長有一次還問：把手工業組織起來，好處在哪？要我回答。當時經濟上的好處還看不出來，費用是增加了。他發火說：“老百姓要罵娘。組織起來不是形式，要學會分析問題。群眾擁護贊成就大膽去做，也不一定沒有問題，起碼有個領導水平問題。行政命令辦的事，要好好研究，不一定都是可辦的事。”當時合作化過了頭，沒有實事求是，但也找不到別的理由，聽話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