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景德鎮一些有識之士處于愛市心切，杜撰了一個“China”即來自于“昌南”諧音的神圣命題。其邏輯是：英語中的“China”即指中國，又代指瓷器，而景德鎮是瓷器的故鄉，曾俗稱“昌南”。于是，“昌南”——“China”便順理成章了。這是一個多么美妙的推論！景德鎮的各種媒體、各級領導無不歡欣鼓舞，廣為傳播，甚至省級和中央部分媒體也欣然接受，參與宣傳。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聽到不同的聲音。
      筆者也曾激動過，但仔細想來，又覺得許多地方說不通，想批駁它又嫌史料不足難以服人，也就擱了下來。近來搜尋到了一些相關資料，覺得有理有據，于是，近乎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先說說英語中稱中國為“China”的源流。查閱一下新版《辭海》就會知道，原來“古代印度、希臘和羅馬等等地人稱中國為Cina、thin……后在佛教經籍中譯作支那、至那或指那等”。如唐代名僧玄奘，在其所著《大唐西域記》中，記錄了他與印度戒日王的一段對話：“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亙，去斯遠近？’“對曰：‘當在東北數萬余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是也’。”摩訶至那就是大支那的意思。《慈恩法師傳》也記載：“三藏至印土，王曰：‘支那國何若？’對曰：‘彼國衣冠濟濟，法度可遵，君圣臣忠，父慈子孝。’”玄奘所謂的“文教之邦”，正可看出他對“支那”的具體描寫。據馮慶鈞《西域地名》考證：支那（Cina）是“梵文邊鄙之稱，原為雪山以北諸神之名，后以為‘中國’之號。那么，支那為什么用作中國之號？其本意又是什么？還須作進一步的考察。
      與玄奘相去不遠的唐代高僧義凈，曾由海路往印度取經，歸國后又曾在東（洛陽）西（長安）二都主持譯事，著譯甚豐。他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說：“且如西土名大唐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別義”。這一有名無義的說法，得到比義凈稍晚的唐代高僧慧苑的糾正，他在所撰《華嚴經音義》曰：“支那，此翻為思維，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制作，故此得名，即今漢國是也。”宋釋法云的《翻譯名義集》則說：“支那，此云文物國。”這是兩部專講梵語語義的辭書，當是可信的。與之佐證的，則是近代對梵語文學有精湛研究的蘇曼殊大師，他在《曼殊全集·書扎集》中所作考證認為“支那一語，確非秦字轉音，印度古詩《摩訶婆羅》中已有支那之名，《摩訶婆羅》乃印度婆羅多王朝記事詩，婆羅多王言：‘嘗親統大軍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
      考婆羅多朝在公元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時。當時印度人慕我文化，稱智巧耳。”這就足證，“支那”一辭不僅有“義”，而且是古印度人對中國的尊稱，包括了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一種友好感情。至于近代日本軍國主義者為侵吞中國，采用佛經中對中國的稱謂，不稱中國國號而稱“支那”，妄圖以此來侮辱中國國格，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我們當然是不能容忍的。從史料分析，早在印度婆羅多王朝，約相當于我國殷商時期，印度就有代指中國的“支那”之名。古代印度高度發達的文明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對歐亞兩大洲產生過巨大影響，以“支那”（thin、sinal）稱謂中國，正是古希臘、古羅馬接受印度現成說法的例證。而英語中對中國稱“China”，便是從希臘、羅馬語中轉換而來。
      那么，英語中“China”一詞，語意既指中國，又指瓷器，這是怎么回事呢？拒以上分析，代指中國的“China”（支那），早在我國瓷器還沒有真正產生的殷商時期便已出現。而代指瓷器的“China”卻出現的很晚。眾所周知，十七世紀以前，歐洲還沒有生產真正的瓷器（硬質瓷）。歐洲人見到中國瓷器最早不會超過十三世紀（相當于宋、元間），早期只是通過阿拉伯商人經地中海轉口。景德鎮瓷器大量出現在歐洲市場上，是十五世紀以后的事。精美的中國瓷器不僅給歐洲人帶去了意想不到的美的感受，更給他們的生活帶去極大的方便。然而，這些妙不可言的器物該怎么稱乎呢？既然是從中國來的，英語中又沒有現成的稱謂，那就叫“China”吧！
      根據英文《韋氏大辭典》所載，瓷器（China）一詞最初即來源于支那（China）。由此可見在西方是先有中國之名，后有瓷器之稱。其實這種借代稱謂在歐語中并不鮮見。如青綠色的龍泉青瓷，便是以法國田園戲劇《阿司特萊》中牧羊人“雪拉同”(celadon)的名字命名的，因為他的舞臺服裝色彩很接近龍泉青瓷。再如，十七世紀初，荷蘭人在海上俘獲一艘名為克拉克（kraak）的葡萄牙的貿易商船，上面裝載大量的景德鎮及福建沿海等地生產的青花瓷，這些滿飾開花圖案的盤、碗、杯、碟等，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公開拍賣，給歐洲人以巨大的影響。以后這類外銷瓷便以船號命名，統稱“克拉克”瓷。
      回頭再說說景德鎮俗稱的所謂“昌南”鎮。嚴格地說，宋代以前，地處浮梁縣興西鄉的現景德鎮所在地，還只是個江村草市，名不見經傳。瓷器生產大部分散落在浮梁縣境內各地，以南河、小南河兩岸為中心。明嘉靖《江西大志·陶書》云：“陶廠景德鎮在今浮梁縣興西鄉，水土宜陶，宋景德中始置鎮，因名。”清乾嘉間藍浦在其所撰《景德鎮陶錄》中則作了進一步發揮：“景德窯，宋景德年間燒造，土白壤而埴，質薄膩，色素潤。真宗命進御瓷器，底書‘景德年置’四字……于是天下咸稱景德鎮瓷器。”考古資料證實，北宋景德鎮瓷器屬吊腳裝燒，器底無釉而多粘渣，不可能書底款，也從未發現過。可見是他根據清代的官窯燒造而杜撰的。
      同樣，所謂“昌南”之說，也是發揮文人的想象而杜撰的。他在《陶錄》卷一《圖說·景德鎮圖》中謂：“景德鎮興西鄉，去城二十五里，在昌江之南，故稱昌南鎮”。這是站在浮梁縣城看景德鎮，昌江河浮梁段由東西向改南北向，景德鎮自然在昌江之南。既使如此，“昌南”鎮也只是在文人中流傳的雅稱，并非官府設定。而且據藍浦所說，自宋景德年間（公元1004——1007年）設鎮后，“昌南之名逐微。”可以想見，這樣一個僅在地方小范圍、短時間流行的名稱，何以與代稱中國的英文“China”掛上鉤呢！
      景德鎮的人民十分樸實，愛市之心溢于言表，在保“瓷都”地位的熱潮中表現尤為突出。但是，著名學者劉新園先生有一句恢諧的名言：“如果自己不漂亮，老在人前吹噓：我母親漂亮，母親的母親更漂亮，會讓人笑話的。”景德鎮“瓷都”地位的確立，是靠我們先輩工匠自強不息的精神，海納百川的胸襟和強烈的創新意識與竟爭意識。我們所要繼承的，正是這些優良傳統而不是徒有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