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景德鎮，作為明清國家御窯廠，京城與景德鎮相距上千公里，在當時的條件下，易碎的瓷器能夠從生產者手中完好無損的交付到使用者手中，運輸得當自然重要，卻也得益于妥善、成熟的瓷器包裝工藝。
      關于瓷器的包裝這一問題，我們要從一個人說起。談及清代景德鎮的瓷器生產，自然會提及他，這個人就是唐英。

清代景德鎮督陶官唐英

      唐英（1682—1756），字俊公（雋公），又字叔子，自號蝸寄老人，隸漢軍正白旗，沈陽人，1728年起奉命兼任景德鎮督陶官。唐英在任督陶官期間做了許多事，其中有一件事很重要：在乾隆八年的時候，已經六十二歲的唐英奉旨編成了《陶冶圖編次》（《陶冶圖說》）。之所以說這很重要，或許因為“這是我國有關陶瓷工藝過程的第一部系統著作”。
　　從檔案《遵旨編寫<陶冶圖說>呈覽折》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此事的前因后果：

內務府員外郎管理九江關務奴才唐英謹奏：為欽遵諭旨事。
　　竊奴才于乾隆八年閏四月二十二日，接到養心殿造辦處移會內開，乾隆八年四月初八日，由內廷交出《陶冶圖》二十張，奉旨：“著將此圖交與唐英，按每張圖上所畫系何技業，詳細寫來，話要文些。其每篇字數要均勻，或多十數字，或少十數字亦可。其取土之山與夫取料、取水之處，皆寫明地名。再將此圖二十幅，按陶冶先后次第編明送來。欽此。”于四月十一日，將繕寫得《陶冶圖》上諭折片一件持進呈覽。奉旨：“將此改正折片與《陶冶圖》俱交唐英。欽此。”欽遵。相應移會前去等因。
　　奴才接到來文，隨欽遵諭旨，敬謹辦理。按每幅圖同所做技業，并取土取料之山，逐一編明，并將圖幅先后次第，另編總幅，恭呈御覽。至陶務為瑣屑工作，圖既未備，編亦不能詳列。惟謹就圖中所載，遵旨編次，伏祈皇上睿鑒。
　　再，奴才近日造得奉發之樣件并新擬樣瓷，一并呈覽，敬請皇上教導改正，以便欽遵燒造，謹奏。
　　朱批：覽。

      奉皇帝旨意，唐英在《陶冶圖說》中簡明扼要地介紹了瓷器生產的二十項流程。其中有一項或許因為與瓷器燒造本身無關，而較少被提及。不過這正是我們想要重點說明的內容：關于瓷器的“包裝”問題。

《陶冶圖說》——束草裝桶

       在《陶冶圖說》中，涉及瓷器包裝問題的僅“束草裝桶”一項。可見，當時景德鎮瓷器的內包裝有紙包和草扎兩種，外包裝則主要有木桶裝（也稱筒、籠）和竹蔑包扎兩種。選用不同包裝方式的依據，主要是瓷器的質量等級差異：相對上等的用紙包桶裝、次之草扎桶裝，而商用銷售或相對低等的瓷器則“只用茭草、竹篾包扎。”、“將茭草置于內，竹篾橫纏于外。”

　　這樣的瓷器包裝方式，也在流傳至今的一些關于瓷器生產的畫冊中被記錄了下來。在德國出版的《陶瓷之書》中，就對瓷器的桶裝過程及狀態有著詳盡的描繪：

《陶瓷之書》封面

箍桶

茭草

裝桶

運送

      德國阿騰堡博物館藏《陶冶圖》中，也描繪有同樣的內容：

       關于相對簡易且多用于商業用途的竹籠裝瓷，也在一些風俗繪畫中有所體現：

      事實上，清代大批量的御用瓷器分春秋兩次運送進宮時，都是采用桶裝的包裝形式，也正因此，大運瓷器也俗稱“桶瓷”。一些相對精致的器物，還會用紙包后放入木匣內，運送入宮。

木匣裝瓷器

      若涉及瓷器外銷，進入遠洋前，在大船中裝瓷器，則又會以艙為單位；為最大化的利用有限空間，極小器物也常常被裝入裝入大罐內，從而采用瓷器套裝的包裝形式。除卻文獻與繪畫材料外，關于瓷器包裝，流傳至今的原始實物材料并不算豐富。在故宮博物院現有藏品中，目前已知僅有兩個瓷器包裝桶：

      可以看到，桶上的姓名標簽表示這兩個桶可能是屬于郭葆昌的；而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的封條則顯示出了它們的官方屬性。作為幾乎是僅存的桶裝瓷器的實物證據，不論年代如何，其重要性不可小覷。

景德鎮貨運市場上正在包裝運輸的瓷器

      關于瓷器包裝的實物材料，除了類似上述故宮院藏的文物（這自然是可與文獻結合論證的直接證據），還有一些間接的遺存。它們并不是文物，而是傳統文化借由現代社會產物的一種表現：用靜態的眼光來看，那可能是某種相似性；用動態的眼光去審視，其實是一種傳承。
　　比如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現在的越南缽場窯場（該窯場在越南瓷器生產行業中的地位，相當于中國的景德鎮），還可以看到與我國景德鎮舊法完全相同的瓷器包裝形式。

越南缽場窯場瓷器包裝現狀

　　這顯然就是《陶冶圖說》中“將茭草置于內，竹篾橫纏于外”的包裝方法。這種穿越了時間與空間的相似性，造就了現代社會中關于舊時瓷器包裝的實物證據。這是工藝傳承的表現，更是文化傳播的結果。
　　瓷器外銷無疑是中外文化傳播與技術交流的重要途徑和表現，諸多關于外銷瓷的研究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然而關于瓷器的包裝這一細節卻往往為人所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