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呂成龍與中國瓷網(wǎng)總經理、綠寶石藝術陶瓷館館長朱東明。

      “古陶瓷研究有一項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到窯址去考察。去窯址是件很苦的差事，都是在偏遠的山溝里，去一趟回來都蓬頭垢面，鞋子里全是土。撿瓷片還會把手刺破。但是我們依然樂此不疲，就是為了去窯址親身感受。如果要能撿到一個瓷片標本，那股子興奮勁兒是終身難忘的。”所以，“別人撿的拿回來給你”與“親自撿到親自看”的境界與收獲都不同。呂成龍將考察窯址作為工作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寧夏靈武窯的考察本不是特意去，故宮出借過文物給寧夏博物院搞過一個展覽，呂成龍要帶隊過去把文物取回。他想起這里有個靈武窯，故宮還沒有專家親自考察過。這一定要去！呂成龍打定了主意。那是2004年11月23日，呂成龍手里的照片精確記下了令他興奮不已的重要日子。
　　 當時的場景很壯觀，窯址的破壞不嚴重，漫山遍野都是瓷片，呂成龍那次采集了很多重要標本。故宮本有100多個窯址標本，唯獨缺少寧夏靈武窯的。寧夏之行帶來意外的驚喜，填補了故宮窯址標本的空白。“其實鑒定經驗的積累，都是在這些實際工作中積累的，包括陳列保管，包括去調查窯址。要在具體實踐當中積累鑒定經驗，必須是這樣。”

　　 呂成龍手里有張珍貴照片，可以稱之為“我們仨”。2013年是孫瀛洲先生誕辰120 周年，故宮辦了展覽，呂成龍陪著師傅耿寶昌先生到展室去，入口有擴放很大的孫瀛洲先生照片。孫老1966年去世，是耿先生的師傅，呂成龍便陪著耿先生在孫老的大幅照片下合了一張影，就當是“我們三個一起合了影”。
      像這樣珍貴的照片呂成龍保存了好幾張，都是關于去世的孫瀛洲老先生和依然健在、已經90歲的耿寶昌先生的“故宮博物院老一輩的人都是我的老師，實際上它也是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傳承。這種文物鑒定、古陶瓷研究都是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的。耿先生對我影響是最大的，不光是他的學問，還有他的做人。”
　　 1984年，呂成龍第一次進清史館瓷器庫房。庫里都是一級文物，呂成龍那時年輕、瘦高，工作時很緊張，手里拿個小本記東西。30年前的耿先生60多歲，正仔細端詳手里拿著的一個玉壺春瓶。下面擺了兩個永樂的青花梅瓶，都是清史館的一級品。呂成龍也記不清是誰拍下了這張照片，有不怎么老的耿先生和更年輕的他。
　　 2005年，呂成龍擔任了故宮古陶瓷研究中心秘書長的職務，耿先生也是中心的研究員。研究中心以五大名窯為切入點，一個窯一個窯地研究。重新實地考察窯址是每研究一個窯的必要過程。為研究鈞窯，研究中心的人近兩年一直跑河南，去鄭州的考古研究所，去一些像豫州、汝州、魯山這樣的小縣城。“耿先生這么大歲數(shù)，90多歲的人，跟我們一起到窯址去，而且要真正跑到窯址的位置去，就是我剛才講的條件很艱苦的窯址。”耿先生從來沒有抱怨，也沒有畏懼。讓呂成龍和年輕的后輩們都既驚訝又感動。
　　 “我就感覺這種精神確實太難得了。一般人吃不了這個苦。可能有的老先生也會去那里，但頂多待在車里，開到窯址看幾眼。耿先生不這樣，他親自下車，走到窯址去。我感覺這確實是了不起的一位老先生。”
　　 “好多人經常說搞文物研究的人會長壽。因為很多文物專家投入了一輩子，心無旁騖，高度專注，不停地在用腦，不停地寫東西、查資料。一個人有所事事，就會長壽。耿先生至今還被我們稱作活字典，記性一點不差，1.5的視力，耳朵也不聾。實在太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