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興位于江蘇省太湖的西邊，離上海、南京、蘇州、杭州不遠。宜興成為中國陶都，和它自然環境有很大的關系，宜興山區產有大量的陶土，也有樹木作為燃料。由于宜興接近長江和上海等地，交通四通八達，產品很容易運銷江南各地及海外。
宜興是中國的陶都，產品特別豐富，它的花盆很受盆栽愛好者的歡迎，大龍缸也是宜興的產品之一。可是，宜興最出名的，就是它的紫砂陶器；有文房用具，畫家的用具，仿古的小擺設，鼻煙壺等等，其中最有名的產品，就是宜興的紫砂茶壺。它不但樣子美觀，有一百多種壺式，而且耐用，泡出來的茶味特別好，并能保持茶的香味和溫度。一個壺用久了，它的外面就有一層光澤，好像玩玉器的人每天盤玉盤出來的光澤一樣，很受茶壺收藏家的歡迎。宜興紫砂陶的特點，就是泥質好，塑性很高。陶土是在宜興附近的山采掘出來的，經過鍛煉，制成各種各樣的陶器。這種陶土有各種不同的顏色，明朝萬歷年間周高起的《陽羨茗壺系》（第一本關于宜興茶壺的書）就這樣說：“相傳壺土所出，有異僧經行村落，日呼曰賣富貴，土人群嗤之，僧曰貴不欲買，買富何如，因引村叟指山中產土之穴，及去發之，果備五色燦若披錦。”宜興紫砂陶顏色的確是與眾不同的，有朱砂、白泥、有黑的、綠的，各種顏色的，另外一種叫“梨皮泥”，就是加砂和燒過的瓦片在泥內，燒后形成一粒粒的，象沙梨皮的模樣，這種梨皮陶的砂粒有小的、大的，也有粗的。紫砂陶含有大量鐵質，燒成后呈黑點。有的壺，外表光滑，尤其是專為泰國出口而作的壺，它們經過拋光，是特別亮的。
宜興陶器是用龍窯燒的，這種龍窯有兩百多尺長，筑在山坡上，在遠的地方看起來象一條龍一樣，所以有此稱。做好的陶器是用匣缽裝的，這樣燒的時候比較干凈和安全，朱砂器通常用的溫度是900℃，但紫砂器卻要1100℃。
宜興陶藝有悠久的歷史。遠在春秋戰國，我們聽過范蠡和西施到宜興隱居，范蠡跟土人做陶器，現在的人還拜他為陶朱公。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在宜興羊角山發掘了一些紫砂陶片，經過南京大學和南京博物院的研究，初步鑒定為北宋中期及南宋時代的遺物，有些碎片是茶壺的各部分，有壺嘴、壺身，也有提梁壺（提梁壺柄子長，在壺的上面），這種提梁壺值得研究，因為蘇東坡很喜歡提梁壺的。蘇東坡喜歡宜興，曾在宜興買地，現在宜興蜀山這個地名是他取的，因為這地方的風景與四川相似。
宜興做陶器的人，名字是有記載的。這里的陶人和景德鎮造磁器的人不同，宜興陶人有簽名而后蓋圖章的習慣。宜興茶壺有歷史記載，是從明朝正德年開始的，離宜興四十里有個金沙寺，有個僧人做茶壺有名，我們叫他金沙僧，他做的茶壺是怎樣？因無傳器，故不可考，只知道他的壺是用手捏的，也用指紋為標記。這個時候，有個文人吳頤山到金沙寺讀書，準備考試，他的書僮供春一有空，就偷看金沙僧做茶壺，供春后來就成為做茶壺名家，但多數是后期仿造的。供春以后的五十年間，沒有做陶器的陶人名字記載，但五十年后的萬歷年間，又有幾個有名的陶人出現，像董翰造菱花壺，趙梁做提梁壺，還有元暢和時朋（時大彬之父），同時李茂林做小壺也很有名。最可惜的，就是他們沒有作品傳世。
《樹癭壺》——供春
萬歷后期是宜興茶壺的一個很重要發展時期，有大名鼎鼎的時大彬、李仲芳和徐友泉等。這時期的壺已有很多種形狀，有自然型和筋紋器。代表自然型有時大彬的葵花壺，由兩朵葵花復合而成，他的學生蔣伯夸作海棠樹桿壺，壺嘴及壺把作成樹枝的形狀，枝上有一只鷹，樹下有一只熊，以喻“英雄”，海棠樹則代表美人，故此壺有“英雄美人”之稱，壺底有“萬歷癸丑”的年款，明朝陶人的簽名是用楷書寫的，用刀刻在壺底，蓋章是后來的習慣。除了自然型，另外一種就是筋紋器，亞洲美術博物館的白泥小瓜壺就是一個好的例子，這是時大彬做的，很工整。時大彬做壺要求很高，不合意的壺通通被他打破。壺下面有一個楷書的款：“品外居士清賞己酉重九大彬。”時大彬先是做大壺的，后來他遇到陳繼儒（當時一個很有名的文人），陳繼儒和他的朋友們提倡用小壺品茶，因為小壺能保持茶的香氣，時大彬受到他的影響，就造小壺了。這個款題上的“品外居士”也就是陳繼儒，是時大彬為他而作的。時大彬也有造別的壺，香港藝術館的僧帽壺是仿當時宣德窯寶石紅僧帽壺（故宮博物院也有一件寶石紅僧帽壺），這個壺上面有五瓣蓮花冠，所以叫“僧帽壺”。但是，這個壺的形狀是仿西藏茶壺的。永樂宣德年間，中國與西藏文化交流頗為普遍，所以有很多西藏的器物到中國來。美國華盛頓弗里爾藝術館有三個筋紋型的茶壺，一個是時大彬高足李仲芳泰昌元年（1620年）所作的瓜壺；另外一個是與時大彬同享盛名的徐友泉仿古代青銅器的三足鼎形壺；還有一個葵花棱壺是沈子澈所作的，他與時大彬齊名，此壺有崇禎壬午銘（1642年），即明亡之前二年。香港北山堂藏有一個大彬學生陳信卿造的方壺，梨皮泥是特別精致的。這時有另外一個陶人叫惠孟臣，他是作小壺出名的，新澤西州的NEWARKMVSEUM藏有一個朱砂孟臣壺，壺嘴和壺把曾經破裂，被日本人用金漆修補。惠孟臣死后三百年，許多有孟臣款的小壺不停出現，直到現在還有，可知他的壺是多么受歡迎。
《朱泥梨式壺》——明 惠孟臣
清康熙乾隆時代是宜興紫砂茶壺第二個發展時期。這時宜興茶壺宮廷里面也有，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兩個宜興壺，外面有畫琺瑯花卉裝飾，壺底有“康熙御制”的款，這時候的壺比較重視外面的裝飾，但有些是沿明朝的形狀，象舊金山亞洲美術博物館的梨皮水仙花壺，這壺是筋紋式，但有一樣與明朝不同的地方——作者許晉侯不用楷書簽名，而用圖章。清初以后，蓋章風氣比較普遍。
這時自然型的紫砂器相當發達，陶人陳次偉所作的葡萄杯是特別有意思的，葡萄的葉子、果子、松鼠表現逼真。這種葡萄的葉子比較長，果子數量較少，是標準江南品種之一種。
康熙到雍正年間，最有名的陶人就是陳鳴遠（號鶴邨），在宜興陶人中，除了惠孟臣，陳鳴遠可算是被后人摹仿最多。陳鳴遠以技術精湛及富創新精神著名，很受當時文人歡迎，他多才多藝，除制茶壺外，還造士人案頭擺件及小型象真果子，如栗和花生等。陳鳴遠制的茶壺什么形狀都有。弗里爾藝術館的瓜壺，是仿明朝的款式。西雅圖藝術館藏的梅干壺，是陳鳴遠的杰作，除了極富生態的殘桿，皺皮及纏枝之外，整件作品更是一強而有力的雕塑，壺上的梅花是用堆花手法，將有色的泥漿堆積塑造成形。現在宜興也能摹仿這梅桿壺的新壺出現。弗里爾藝術館的包袱壺是陳鳴遠的名作之一，清戊子銘（1708年），手工精巧，另一杰作是舊金山的方壺，簡單及現代化，梨皮泥特別精美。鳴遠傳世茶壺之中，最別具匠心的，莫比香港北山堂所藏的三友壺，此壺做于壬午（1702年），壺身由松枝、竹枝及梅桿束成，壺蓋隱于枝桿的橫切面中，最有趣的是在壺上加兩小松鼠。除了茶壺，陳鳴遠的梅桿筆擱和別的文房用具也很出色的；舊金山亞洲美術博物館的水洗是仿造蓮蓬、蓮藕和紅菱做的，蓮蓬內的蓮子可以活動；另外一件竹筍水洗也很逼真，上面有蟲蛀的痕跡，北山堂的白菜水滴有兩條小蟲，在慢慢蠕動，黃瓜水滴的葉子也被蟲蛀。香港藝術館的花生也是鳴遠的杰作，花生米會動。貝聿銘先生所藏的果子也不錯，可以看到宜興紫砂陶的多種顏色。研究陳鳴遠的作品是一個問題，他的傳世作品中，很難說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摹仿的，這個難題需要慢慢的研究。
乾隆年間的茶壺形狀比較簡單，比較注重裝飾，代表這個時候的紫砂器有弗里爾藝術館藏的陳漢文六角壺，三面有茅亭樹木，另三面有乾隆的題款。舊金山葉萬華先生藏有一個硃砂萬壽壺，這個扁圓小壺布滿“壽”字，和六角壺的裝飾一樣，用細的泥漿線作出，壺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印章。這時有很多壺隨茶葉運到歐洲區，顏色多數是紫砂紅。紐約莫特赫德所藏的雙流壺和梅花壺都是外銷貨，用透雕玲瓏手法裝飾，這些茶壺對后來歐洲的陶瓷有很大的影響。另外一種乾隆時代的壺式仿漢朝的方壺，香港北山堂藏有兩個，一個光身的是荊溪華鳳翔所作，另外一個上了爐鈞釉，是荊溪徐飛龍所制（荊溪是宜興的舊稱）。宜興紫砂陶往往有采用官、哥、及鈞釉為裝飾，也有涂上漆的，洛杉磯私人所藏的一個上漆四方茶壺，便是一獨特的作品，上面有吉祥圖案，用桃、石榴以喻“長壽多子”，另一面有百合、柿子及如意，以示“百事如意”，整件作品既華麗又吉祥，極可能是為祝壽所造。壺底有“荊溪蔡乾元制”印章。
上承時大彬僧帽壺為傳統，是圣路易藝術館的一個高身圓壺，這個是仿西藏金屬酒壺“多穆壺”的造型。可是，宜興陶人不知道這是一個密宗法器，卻加上了八仙圖案——典型的道教裝飾。
清代爐鈞釉《漢方壺》
紫砂器第三個發展時期，是在十九世紀初期。這時的紫砂上面常常刻了詩句，這種風格，在乾隆的時候已有存在，但因陳曼生等文人極力提倡，所以在壺上題字變為很普遍。因為要方便題字，所以壺型就要平滑，越簡單越好，因此，筋紋型和自然型茶壺便不再流行。陳曼生是領導這新潮流的主角，他的名字是陳鴻壽（1768-1822年），曼生是他的號，他是浙江錢塘人，曾在宜興做官，他喜歡茶壺，更喜歡在壺上題字。曼生書、畫、篆刻皆精，是“西冷八家”之一，他設計了十八壺式，清代當時最有名的制陶名手楊彭年和邵二泉幫他做壺。曼生有很多幕客，都是當時有名的文人雅士，他們特別為茶壺作銘文，并且在茶壺上刻上他們的大作，這種壺后人稱“曼生壺”，很受收藏家的愛好。“曼生壺”有它與眾不同的風格，通常壺底有“阿曼陀室”印，壺柄下有“彭年”小章，壺身有曼生或他幕客的銘文。舊金山亞洲美術博物館有一個“曼生壺”，這個白泥小瓜壺的嘴和把造的很自然，看上去很舒服的，壺身有曼生的銘文。香港北山堂藏有一個“壺公壺”，是曼生送給七薌的，七薌是改琦的號，是當時有名的畫家，畫紅樓夢士女著名。CHICAL OART INSTITUTE有一個“觚稜”型“曼生壺”，壺身刻有祥伯銘文，祥伯是曼生幕客之一，名郭麐。曼生訂了很多把茶壺，上海博物館的“曼生壺”上面刻了“四千六百一十四號”，香港藝術館的“曼生壺”卻刻了“茗壺第一千三百七十九”，壺底有十五個曼生朋友的名字，他們在“嘉慶乙亥秋九月”在曼生衙門里品茶，用這個壺作為紀念。
以上提及的“曼生壺”全是楊彭年的作品，和他同一個時代的邵二泉，制壺技術和刻字手法也不錯，這個高身和球形圓壺是十九世紀初期的作品，泥質是深色紫砂，有邵二泉的銘文。
和曼生同一時代的上海人瞿應紹，也很喜歡在壺身上刻字，他的壺通常是一邊刻梅花或竹，一邊刻字。CHICALO ART INSTITUTE的黑梨皮泥帽形壺是個好的例子，刻有竹和行書體字，這種壺和“曼生壺”已經不是純粹宜興陶人的作品，而成為和當時文人的合作品。
道光時代還有一種新發明，就是用錫包紫砂壺，在上面刻字，這是朱堅（朱石梅）的創作，錫壺很別致，有白玉作柄和流。
道光以后有大量紫砂壺外銷，這些茶壺水準不高。但當時名人訂制的壺，水準卻不錯，舊金山琴軒所藏的白泥小壺是個標準的宜興壺，但是在廣州制造。廣州有個富商名伍元華，他住在“萬松園”，特請宜興做壺名手到他家煉土、開窯，此壺底款采用明朝風格，用楷書刻有“癸巳（1833）年萬松園鑒制”。另外一個是晚清吳大澂訂制 堪薩斯城納爾遜藝術館收藏，這個覆斗壺一面有詩，一面雕刻老人采茶圖，是晚晴海上派畫家陸恢的刻工。吳大澂是晚清的大官和鑒賞家，他收藏漢朝的銅缽，特用一銅缽蓋在壺底。
傳世清末壺中有些是提梁壺，宜興人為了紀念蘇東坡，特稱這種壺為“東坡壺”，竹節提梁壺是當時比較受人歡迎的款式，現在宜興還繼續制造，舊金山亞洲美術博物館的一個扁圓的提梁壺，壺底有“榮卿”印，壺蓋用一小太湖石作紐。在咸豐同治（1851-1864）年時期的邵大亨創造了“魚化龍”壺，于傾茶時龍舌會向下伸出。另外一種流行的型式是石榴多子壺，以菱角為鏊，蓮藕為流，冬菰為蓋，并在壺外貼上荔枝、白果、紅棗及各種瓜子、果子等。
民國初年的壺是不錯的，曾在外國的國際博覽會得獎。這個時代茶壺是上承十九世紀的傳統，茶壺一邊刻山水人物，一面題字，詩文多取于《唐詩三百首》，圖案則用當時的《金石索》、《芥子園畫譜》為參考。從前的陶人不會刻銘文，這時已有一批藝人是專門替人家刻字的，所以，一個茶壺不但有店子或工廠圖章，也有陶人自己的章和刻壺專家的簽名。芝加哥的自然博物館藏有一白泥方壺，一面刻有人物，另一面鐫北周石刻拓本，是出自《金石索》。舊金山琴軒的紫砂缽外面雕刻波羅蜜多心經，是鐵畫軒的出品，鐵畫軒是上海一間著名陶瓷店，專門到宜興訂購多種紫砂器。另一小壺是民初的作品，下面有一個特別的圖章，是仿新莽的大泉五十，是當代名手王寅春所制。
我們已看過很多壺，我想大家都想知道是怎樣斷代的。宜興紫砂器跟瓷器書畫一樣，有很多仿的。所以制陶人的聲名越大，買者越要小心，還要看陶的顏色，看器物的造型和手工，另外的就是看里面有幾個孔。民國以前的壺是多數有一個孔的，后來就變成多孔制度，用來隔茶；七十年代的孔是效法日本，像半個高爾夫球一樣。可是，這種斷代方法只可以用于普通中型和大型茶壺，小壺永遠是一個孔的，高身茶壺就會有比較多的孔。現在宜興繼續造茶壺和其他用品，形狀是不錯的。臺灣也有很多新型茶壺，這次來臺北，我看見很多地方都提倡喝茶，用全套設計的茶具。日本有他們的茶道，我們也應繼續我們的喝茶傳統，希望中國的陶瓷專家多多創作，使茶具更加發揚光大。（原載《我們的故鄉宜興》）【文章選自《宜興文史資料（宜興陶瓷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