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陶刻的裝飾方法，若以燒成前后來分，在燒成前有絞泥、浮雕、堆繪、仿古青銅器紋樣裝飾和陶刻等裝飾手法；燒成后的裝飾則有釉彩、拋光和包銅、金銀絲鑲嵌裝飾等多種手法。陶刻則是主要的裝飾方法，由于紫砂陶坯具有良好的可塑性，故易于在紫砂陶上進行雕刻，無論草、隸、篆、魏碑、漢瓦、鐘鼎銘文等各種書體，或花卉、蟲鳥、山水、人物等國畫白描，匯集國文學、書法、繪畫、金石篆刻諸藝術于一體，形成國紫砂陶特有的雕刻裝飾工藝。
陶刻的源起
紫砂陶刻裝飾，最早見于元代銘“且吃茶、清隱”五字草書。紫砂壺雕刻它與古代陶器刻文同為一個模式，即是作者在其所制陶坯上記述姓名或記上所敘銘文，起初都在壺底底刻劃，這只是紫砂壺雕刻的雛形，還談不上雕刻裝飾工藝。我們先從宜興壺藝的創始人供春說起。供春是士人吳頤山的侍童，是時吳氏為準備三年一次的京試而寄居于金沙寺靜讀，而供春則服侍吳氏的起居飲食。供春親時就觀察寺僧和當地陶工制作各類器皿。據說他有一天利用一塊紫砂泥捏成一個茶壺。吳氏拿供春為他所制的茶壺供其友儕觀賞，大家看后頗為欣賞，也請供春為他們制壺，由此宜興壺開始風行，且漸及全國。
作為一個侍童的供春的教育水平自然不高，就連工整地寫出自己的名字或許也有困難。因此，他請求主人吳氏替他在壺底署款，而后由自己親手刻上。壺底秀麗的楷書刻款就成為明朝宜興壺的特徵之一。隨著文人的參與合作，為滿足自賞，繼而將雕刻的部位移到壺腹，鐫刻簡單的銘文與詩句，以后更發展到刻畫與書畫同時銘刻。
到十六世紀中期，名壺手時大彬在其早年仍需要求士人替他書寫銘款。但很快地能自行銘款，且無需用筆墨先行書寫起稿。據說在后期，時大彬更能運刀如筆。
到了十九世紀初期，宜興陶藝最重要的人物是陳鴻壽。陳鴻壽字曼生，生于一九六八年的乾隆時代。他是一位深受文化薰陶的學者，對古文經學有深入的研究，并精擅書法、繪畫和篆刻，被譽為西冷八家之一。他傾心于紫砂銘刻，經常構思書畫，并親手在砂壺上鐫刻詩文，且多有精品。陳氏曾任宜興縣令三年之久，并致力復興宜興陶業。據說他曾設計十八款宜興壺新式樣，并聘請楊彭年、楊葆年、楊鳳年、邵二泉、申錫及吳月亭等名家制作這些茶壺。以陳曼生的意見來說，一件茶壺的制作需要三位人士的參與。首先由壺手捏制茶壺，待其坯胎干至皮革硬度時，則請書畫家在壺上施予繪畫或書畫的裝飾，隨后再請人在壺上刻畫，完成后始進行燒窯步驟。因此，一件清代嘉清年間，士人與壺手通過融洽無間的合作和探索，不僅制作為精美的紫砂藝術品，也歸納出來一套獨特的紫砂雕刻裝飾藝術，同時也創造國紫砂陶刻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
陶刻的技法
紫砂陶的雕刻不同于一般的雕刻，也有別于漆雕、木雕、碑文銘刻利其它陶瓷刻繪。它是在紫砂陶坯凹凸不平、多角線條等復雜的造型上進行刻畫。誠然，書畫雕刻是紫砂工藝過程中最后的一道工序，書畫題材的取舍與筆法，基本上與國畫相似。即有書有畫，書畫之外，還有款識印章。只是布局有不同，要按照砂陶器各種造型分別施藝，畫面要求清晰而層次分明，一般都是先在陶坯上書畫，然后依著字畫雕刻。刻字要劃平豎直，刻得珠圓玉潤，鹿畫要刻得有來龍去脈，做以結構相稱，刀法分明。而雕刻用刀法則可歸納為“劃、豎、撇、踢、捺”五個字。刻“劃”刻刀先下后上；刻“豎”刻刀先左后右；刻“撇”先用順刀后用逆刀；刻“踢”先用逆刀后用順刀；刻“捺”刻刀先上后下。
紫砂陶刻裝飾藝術的技法可分為印刻（雙刀正入法）和空刻（單刀側入法）二種。此外還有澀刀、遲刀、留刀、輕刀、切刀、舞刀等各種金石用刀方法。印刻是行將詩詞書畫的底稿謄印到壺坯表面，再運刀依樣雕刻，通常由一般刻工進行雕刻。空刻則須由具備多年雕刻經驗的紫砂藝人進行雕刻工序，或熟悉紫砂陶刻的書畫家親手雕刻，他們在確定大體輪廓安排后，用斜刀刻法以刀代筆，唯刻畫精細的作品，必須注意行刀的浮沉利鈍、深淺寬窄、刀勢的氣脈連貫，以顯示出跡外傳神的韻致。空刻用刀必須胸有成竹，自由馳騁，猶如天馬行空，刀法多變，可輕可重，或虛或實，可粗可細，或刮或劃，粗獷豪放，耐人尋味，這樣才能反映出紫砂陶刻的藝術特點。
至于紫砂壺的陶壞刻款則有下列四種不同類型的刻法:
（一）干坯刻款：紫砂壺泥坯基本干燥后，以毛筆書繪字畫墨稿，然后再用鋼刀依著筆畫進行雕刻。
（二）寫泥刻款：紫砂壺的泥坯尚含有百分之二十的水份時，就以圓鈍的鐵筆或竹刀進行刻寫。
（三）濕泥刻款：紫砂壺泥坯近于干硬狀態時，即以鋒利的鋼刀進行雕刻。
（四）描邊剔泥刻款：先以細也描出輪廓邊，再以挑或點的手法去掉其中的部份。這樣的陶刻手法能夠產生特殊的裝飾效果。
陶刻的藝術
紫砂陶刻裝飾手法獨特，以刀代筆，將中國的書法、繪畫、金石、篆刻諸藝術融于一體，神韻怡然，彰顯國筆墨藝術與工藝技巧高度結合的高雅風貌，形成國具有民族工藝特色的藝術。
陶刻藝術的題材極為廣泛，形式更是豐富而多樣，舉凡山水、人物、花鳥、博古諸圖案均可作為入畫素材。陶刻作品特別講究各種書法，利用正、草、隸、篆、鐘鼎、石鼓等各種不同的書法來表現于各式形體，或圖文并茂，或情趣皆有，表現出作品的構圖嚴謹、參差有致，體現國陶鹿藝術的精髓。
只是，陶刻藝術不應只是把書法、繪畫、金石、圖騰等在紫砂器上的搬移再現，即使最成功的轉移摹寫也只能算是上乘的工藝裝飾；不管是那一位書畫名家有飾壺時，倘若不加刻意經營，只以自己習慣于內容與形式去裝飾，忘卻了舞臺不同應各有各的深度與空間要求，就算是筆墨技法高超，也只能說是壺上留下某某名家的墨跡，不能算是一件成功的陶刻藝術品。
徐秀棠大師在述及他的陶刻時說道：“人在飾壺時要隨壺撰寫切茗、切壺、切情的銘文和尋求逸趣橫生的款識以外，還得考慮入壺、入銘、入格的畫面安排。如我為吳群祥所制方正壺上題銘曰：‘自成甘苦注方孤’，這里面帶點哲理。為翻模高手樂泉生業余愛好所作自賞之壺上題銘：‘樂此泉流趣亦生’之句，把很多要說的字外之言與樂泉生的名字結湊在一起。如此，陶刻藝術不僅有它本身獨立存在的表現形式，透過意境追求更能體現陶刻藝術存在的價值。”
“字依壺傳，壺隨字貴”道盡國陶鹿藝術的高度價值。只是，就今而論常被一些筆者或紫砂業者漫無邊際的喧染曲解，不去就事論事地理解壺與字間的內涵關聯。總以為一件陶器，只要經名家一書一畫，使能壺隨字貴，欺哄紫砂玩家，漫天要價，這一錯誤的概念，誤解國陶刻的存在價值，也阻礙國陶刻藝術的發展與進步。
總之，陶刻藝術不但注重形式、內容及手法上的技巧，最主要的是作者的文學素養、書畫功能以及人格氣質整體的表現。因為表現形質的筆法、技法、章法只是手段，而寫神才是藝術的本質，也是藝術表現水平的重要標準。所以，一把茗壺配上得體的陶刻書畫裝飾，便為好的藝術作品，閑暇之余，沏上香茗，品茗賞壺，滌瀘煩憂，當余甘留舌之時，體會銘文刻畫的意境，當能理解文人雅士對茶道的鐘情、砂壺的珍愛及陶刻藝術的頌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