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紫砂器大致具有古拙、凝重、質樸、厚重的風格，此種遺風并不因朝代的更迭而突然終止。但是經由戰(zhàn)亂，宜興制陶業(yè)尤其紫砂壺業(yè)受到沖擊，紫砂文化因之陷入蕭條。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陳維崧想贈與朋友兩把品質比較好的紫砂壺都覺困難，他在《贈高侍讀澹人以宜壺二器并系以詩》中寫道：“百余年來迭兵燹，萬寶告竭珠犀貧。皇天動運有波及，此物亦復遭荊榛。”

　　然而，新政權漸趨穩(wěn)固，經濟逐步恢復，江南很快便有了繁榮景象，紫砂業(yè)也重新振起。清初一些老藝人開始重操舊業(yè)，他們大多未能擺脫前明簡勁、古樸、厚重風格的影響，所制砂壺基本承襲著前朝遺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藝人則是惠孟臣。

　　關于惠孟臣的生卒年有人以為是明天啟、崇禎年間，但在晚明周高起所著《陽羨茗壺系》并未收入此人，以惠孟臣的制壺技藝和在工夫茶法中的影響力，這樣一位重量級藝人周高起是不該遺漏的。合理的解釋只能是惠孟臣并非晚明而是康熙、雍正年間人。因孟臣所制砂壺后來各朝仿制極多，真贗實難準確區(qū)別。但不管真?zhèn)危滹L格是較一致的，都具有小巧、簡約、流暢、實用之美，明代審美傾向顯而易見。如此小壺極受閩南、潮汕地區(qū)茶人喜愛，所以便有“小壺必曰孟臣壺”“壺必孟臣”的說法。

　　比惠孟臣稍晚的雍正、乾隆間名家恵逸公的風格也基本未受到康雍乾時代華麗繁復風格的影響，延續(xù)著明代趣味，作品雅致脫俗、古樸可愛，與孟臣相近，故世稱“二惠”。王友蘭、華鳳翔、邵元祥等制壺高手亦多承襲晚明紫砂壺的風格。他們雖然也善于制作粉彩、爐鈞釉、藍釉等受時風影響的砂壺，但尚未喪失其人文氣息。比如《陽羨砂壺圖考》之“別傳”一章即有記載：“友蘭，順、康間人，康熙四年乙巳嘗制‘拙政園茗壺’，惲南田為之記。”《茶燕錄》整篇記錄下惲南田之記，文筆堪與晚明小品媲美。據(jù)此可知王友蘭制壺之風雅。《陽羨砂壺圖考》更明確記載了康熙朝華鳳翔的制壺風格為：“善仿古器，制工精雅而不失古樸風味，別臻絕詣……全壺巧而不纖，工而能樸，可稱神品。” 據(jù)當代多處所藏其制作漢方壺的雄渾古樸、大氣精雅來看，此等斷語不謬。這些評價置之明代家具、書畫、紫砂壺上亦絕無不可，華鳳翔的傳承如是。此種風習，即便是在絕頂大師陳鳴遠身上也有體現(xiàn)，他的光素器藝術成就絕不在花貨之下，歷來不被人們重視則是被他花貨大師的盛名所掩蓋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