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新奇兮萬變，師造化兮元功。信陶壺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這是清代學者吳梅鼎在他所著的《陽羨茗壺賦》中對陶壺鼻祖供春的贊句。

    供春，又稱龔春、龔供春，明代正德年間宜興人，原是一個吳姓顯宦的家僮，也有人說是婢女。據《宜興縣志》記載：“明正德年間，提學副使吳頤山，攜帶書僮供春，讀書于湖父金沙寺中。”吳騫《陽羨名陶錄》說：“供春，學憲吳頤山家僮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春給使之暇，竊仿老僧心匠，亦淘細土摶坯，茶匙穴中，指涼內外，指螺紋隱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現節腠，視以辨真。今傳世者，栗色，暗暗如古金鐵，敦龐周正，允稱神明垂明矣。”吳梅鼎《陽羨茗壺賦》的序言里說：“余從宜拳石公（指吳頤山）讀書南山，攜一童子，名供春，見土人以泥為缶，即澄其泥為壺，極古秀可愛，世所稱供春壺是也”。據查考，吳頤山名仕，字克學，宜興人，極有文名，是吳門畫家唐寅的好友。明正德甲戌進士，以提學副使擢四川能政，供春。實頤山身旁一個“髻齡穎異”家僮。

    金沙寺，在宜興西南境湖山間，原是唐代宰相陸希聲晚年隱居的地方，稱“陸相山房”，又稱“遁叟山居”。建筑宏偉。這所在“地當君山之隅，東溪之上，”古謂“湖者”。古時寺旁有一棵四五人合抱的大銀杏樹，據說滿100年才結一個樹癭（即樹瘤），100年以后每年結一個，色式非常奇特。當時供春侍候主人吳頤山住在金沙寺里讀書，見一老僧煉土制壺，成品精美，就在空閑的時候仔細研究老僧的制陶技術。久而久之，他掌握了這一套復雜的技術。他私下取了一點老僧制壺后洗手沉淀在缸底的陶土做坯，把寺旁的大銀杏樹的樹癭作為壺身的表面花紋，做成幾把茶壺。當時，他沒有工具，只有一把茶匙用來挖空壺身，并完全用手指按平胎面，捏煉成型。因此，他的茶壺燒成后，茶壺表面上就有“指螺紋隱起可按”的痕跡，顯得古秀可愛，很像三代的古銅器。

    有一次，供春做的茶壺被主人吳頤山看到了，以為質樸古雅，便叫供春照樣再做幾把，一面又請當代名流加以鑒賞。不消幾年，供春竟然出了名，他的作品為時人所珍愛，收藏家況相搜購。從此，供春就離開了吳頤山家，擺脫了仆僮的生活，專門從事制陶事業。他的制品也被稱為“供春壺”。

    供春壺造型新穎精巧，溫雅天然，質地薄而堅實，時已經負有盛名，所謂“供春之壺，勝于金玉”。清代詩人周澍曾有這樣的詩句贊譽供春的作品：“寒梧垂蔭日初晴，自瀉供春蟹眼生。疑是閉門風雨候，竹梢露重瓦溝鳴。”又在《臺陽百詠注》中記述：“臺灣郡人，茗皆自煮……最重供春上壺，一具用之數十年，則值金一笏。”可見供春壺的工藝成就和當時的社會聲望。

    《項子京歷代名瓷圖譜》中所輯兩件供春壺，有“壁呈工色，注茶后即現綠，茶傾倒色復原”之說，美妙絕倫。此即李景康、張虹合撰的《陽羨砂壺圖考》下卷圖刊中首列兩壺：一名龔春圓形變色壺，并加注：“項氏歷代名瓷圖譜紀龔春褐色壺云：宜興一窯出自本朝武廟（按：即正德皇帝廟號）之世，有名工龔春者，宜興人，以粗砂制器，專供茗事，往往有窯變者如此壺，本褐色貯茗之后則通身變成碧色，酌一分則一分還成褐色，若酌完則通身復回褐色矣，豈非造物之奇秘泄露人間，以為至寶耶？與下朱壺咸出龔制，予曾一見于京口靳公子家，其后俱為南部張中貴以五百金購去。”一名龔春六角宮燈變色壺，并加注：“又紀龔春窯變朱色壺云：怪誕之物，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余之未信者，未曾余自見也！今見此二壺……”項氏所記，把供春壺描寫成神奇的器物，不足為信。已有后人駁其所言云：“案壺用久則茶漬深，貯茗略現碧色，理或有之，非窯變色也。若如項氏說，通身轉變，分明若此，似不近情”。這個批評是以科學態度分析的，當然不無道理。

    供春所制茶壺，款式不一。他還創作過“龍蛋”、“印方”、“刻角印方”、“六角宮燈”等新穎式樣，而尤以“樹癭壺”為世所寶重。此壺乍看似老松樹皮，呈栗色。凹凸不平，類松根，質樸古雅，別具風格。也許是出于對自己絕技的矜重受惜，供春的制品很少，流傳到后世的更是鳳毛麟角。清代吳騫編《陽羨名陶錄》一書里，對紫砂壺搜羅極廣，記載詳盡，可是單單缺少供春壺，吳氏以未曾親眼見過供春壺為終身遺憾。稍后的張叔未自詡為陶壺鑒賞家，平生看到過不少紫砂壺，但在他的《清儀閣雜詠》中，也自嘆福薄，沒有看到過供春壺，甚至還感慨地說：“這個瑰寶，世間已經不復存在了！”    （編輯：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