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人葉寊的《垣齋筆衡》云：“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這條記載文字雖不多，但值得注意的問題卻有不少。
    第一，北宋以前北方承燒御用白瓷的窯口有河北的邢窯、定窯及河南境內的窯場，其中，定窯的產量最多。北宋太平興國五年（９８０年），原吳越王錢弘亻叔還曾向宋太宗進貢了“金裝定器二千事”。為了充分利用空間、增加每一窯的裝燒量，降低生產成本，定窯于北宋中期開始采用覆燒法焙燒瓷器，故碗、盤類器物口沿的釉在入窯前刮去，燒成后即形成“芒口”。不過，朝廷不喜愛定窯瓷器，絕不是因為它“有芒”，道理很簡單，只要朝廷需要，定窯必然是不惜工本地按要求燒造，豈會把為降低成本而影響美觀的覆燒法用到御用瓷器上？
    第二，統治者偏愛青瓷由來已久，這種傾向是受人的自然審美意識支配的。而朝廷命汝州燒造青瓷之際，正是越窯“無可奈何花落去”之時，這顯然不是巧合。
    第三，汝州受命燒制宮廷用瓷的窯場，屬于州府一級的官窯，與此同時，“河北、唐、鄧、耀州”皆為向朝廷土貢青瓷的地方。
    第四，耀州窯是北方最早受越窯影響而發展起來的青瓷窯口，五代時就已燒造一定數量的宮廷用瓷，北宋時則以５０件的數額承燒土貢青瓷。其產品的釉呈青綠色，類似越窯的“秘色瓷”，所以被稱作“越器”。汝窯青瓷既然“為魁”，那肯定與之有較大的區別，這種區別究竟是什么呢？我認為，關鍵的差異在于釉色。
    汝窯創燒出以往未曾有過的天青釉，無疑會使統治者激賞不已，這不僅是因為它的顏色新奇而出類拔萃，更重要的是它把浩瀚、深邃、神秘的藍天的顏色帶到了以天子自居的皇帝的生活中。
 
      河南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的青瓷瓶、茶托等，釉呈透明的天青色，器身飾刻花紋，就是這類瓷器將汝窯推上了各窯之首的地位。從刻花藝術的角度看，這類汝瓷如跟耀州窯同類青瓷相比，是難出其右的，顯而易見，天青釉才是它的優勢所在。未幾，汝窯天青釉瓷器的燒造量陡然增多，占了所有產品的９９％以上，此期的制品以素面為主，突出了釉的天青色和乳濁似玉的特色，以前的青綠釉、天青釉刻花瓷器與之已完全沒有可比性，換言之，這一階段是汝窯的成熟期和繁榮期。宋人周火軍的《清波雜志》記載：“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為油，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艱得。” 由瓷器的揀選、處理方式分析，此時的汝窯尚屬汝州府監控的官窯。 
    《垣齋筆衡》云：“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這條記載的問題既不是設窯時間，也不是窯名，而在于“京師”二字。因自古迄今“京師”一直是國都的代名詞，故清人認為此窯設于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而當今亦有不少人持相同觀點。但是，若把“京師”釋為國都，“京師自置窯燒造”就等于“國都親自設立窯場燒造”，這分明說不通。我在１９８９年發表的《論宋代官窯的形成》一文中就曾指出：“此句中的‘京師’是主語，即指代朝廷。從字面上看，并沒有指出燒造地點。因為人們誤將‘京師’理解為燒造地點，所以出現了‘汴京官窯’的提法，致使北宋官窯蒙上了一層撲朔迷離的面紗。”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很有必要對“京師”在古代漢語中的指代用法加以詮釋。據《晉書》記載，前秦曾對東晉政權構成嚴重威脅，“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堅后率眾，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很明顯，感到震驚恐慌的“京師”絕不是國都的代名詞，而是指代朝廷。另據北宋人魏泰的《東軒筆錄》記載，北宋時“京師置雜物務，買內所須之物。而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鋪供物之后，往往經歲不給其直，至于積錢至千萬者。或云其直尋給，而勾當內門內臣故為稽滯，京師甚苦之”。在這里，“京師”的指代用法更靈活，前面的“京師”指代朝廷，而后面的“京師”則指代京城內被拖欠貨款的各行鋪的業主。所以，《垣齋筆衡》所說的在“政和間”親自設窯燒瓷的“京師”，必指朝廷無疑。
    那么，北宋朝廷所設的官窯位于何處呢？根據宋人陸游關于北宋朝廷“惟用汝器”的記載，我最初認為：“朝廷先是在汝州民窯中搭燒宮廷用瓷，隨著宮廷用瓷需求量的增加，朝廷終于將這些民窯改為官辦窯場，專燒宮廷用瓷，并可能再增設一些窯場，于是形成了北宋官窯。”１９９６年，我在《宋代官窯探索》一文中指出：“朝廷‘命汝州造青窯器’時，承燒御用瓷器的窯為民窯，生產性質屬官搭民燒，由汝州地方官監管，后來朝廷‘自置窯燒造’，這個窯就是北宋官窯，地點在汝州。”從寶豐清涼寺窯址的發掘情況看，天青釉瓷器的年代確有早晚之分，而瓷器質量也存在明顯的由粗到精的提高過程，這些都印證了我早年對汝窯和北宋官窯所作的判斷。
 
    清涼寺窯址的天青釉瓷器，據制作工藝可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以刻花為主要特征，這類瓷器約燒于“汝窯為魁”的北宋中期晚段；第二類以釉層乳濁者為上品，此類瓷器的生產時段在北宋中期以后至“政和間”之前；第三類以“芝麻花細小掙釘”支燒為標志，這些精美絕倫的瓷器應為朝廷設窯前不久至汝窯倒閉前所燒。過去，人們在判定汝窯的始末年代上存在較大的分歧。
    一種觀點認為，汝州燒制宮廷用瓷的時間在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至崇寧五年（１１０６年）的２０年中。
    另一種觀點是，“官汝窯的燒瓷歷史大約始于政和元年，至北宋滅亡（宣和六年，即１１２４年），其間僅有十四年的時間”。
    也有人根據窯址出土的“元豐通寶”和“元符通寶”銅錢而判斷御用汝瓷始燒于宋神宗元豐年間，停燒于宋徽宗前期。 其實，這些觀點均因證據不足而缺乏說服力。
    首先，朝廷命汝州燒造青瓷的時間古籍沒有交代清楚，所能作出推斷的依據只是定窯“芒口”瓷器出現的年代和越窯走向衰落的時間，但這卻是大致的、不甚確切的時段。其次，朝廷開始掌窯燒瓷的時間是“政和間”，即政和年間，一說為“宣政間”，就是政和至宣和年間，不知所謂的“政和元年”以何為據？再者，在“元豐通寶”出現前，窯場可能已經設立，而銅錢從鑄造到進入流通存在時間上的滯后，并且使用的時間較長，故難以作為判定窯址年代上下限的可靠尺度。必須指出，汝窯這個約定俗成的概念，實際上是對汝州轄區內的燒造御用青瓷的窯口的統稱，它包括汝州府監管的和朝廷掌控的兩類窯場，后者就是狹義的北宋官窯。 
      ２０００年，正當人們因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的廬山真面目基本顯露而躊躇滿志時，汝州張公巷又發現了類似的窯址，于是激起了汝窯研究的新的浪花。張公巷窯址經過三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和窯具，實物資料表明，該窯的青瓷精品質量不亞于清涼寺汝窯的同類產品，而淡青綠釉、白胎等特征則使它別具一格。人們在對此窯究竟是否北宋官窯的判斷上游移不定的同時，提出了其為金元時期仿“汝”或仿“官”的可能性。還有人因窯址未發現青瓷祭器而否定它的官窯屬性。然而，在親眼看到張公巷窯址的極品青瓷碎片后，我堅定地認為這處窯場就是“政和間”或“宣政間”朝廷設立的官窯，理由有四個：
（１）北宋統治者喜好青瓷，是由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審美意識和文化傳統決定的，女真族建立金和游牧民族建立元以后，中原地區的人文出現了時代性的巨變，所以此時仿“汝”或仿“官”，缺少風俗和理念的支撐；
（２）金元時期北方制瓷業江河日下，器物質量多顯粗陋，在汝窯故地突兀地冒出產品用“芝麻花細小掙釘”支燒、做工極精的青瓷窯場，那它的技術從何而來？服務對象又是誰？毫無疑問，只有才藝絕世、窮奢極侈的宋徽宗才會設窯燒制這類青瓷；
（３）宋仁宗在祭神時已“器必全玉”了，到北宋晚期，極度奢靡的宋徽宗又怎么會用大量的次于金玉的瓷器去祭神呢？所以此窯即便不產青瓷祭器亦是符合情理的，這與疆土半喪、偏安江南、財力窘迫的南宋統治者不可同日而語；
（４）北宋人徐兢于宣和六年（１１２４年）奉命出使高麗時，看到高麗窯在仿燒“汝州新窯器”，這類瓷器傳世較多，除了支燒方法與汝窯相似外，其釉色不類以往所見的汝瓷的天青色，反而與張公巷窯址所出上品的淡雅的青綠色相仿，這有力地證明張公巷窯就是“汝州新窯”——北宋官窯。
    值得一提的是，朝廷設窯后，清涼寺窯并不會隨即停燒，當依然在汝州府的監督下為土貢和補充宮廷之需而延續它那短暫卻輝煌的窯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