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作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陶瓷鑒賞大家，乾隆一生不僅在陶瓷收藏上“達到了狂熱的程度”，而且還創作有249首以陶瓷為主要詠題對象的詩歌。在中國歷代名窯名器中，乾隆尤其偏愛兩宋窯器，其創作有專門詠題宋陶與宋瓷的詩歌高達172首，即是明證。在陶瓷詩中，乾隆可謂是酣暢淋漓地表達了自己對宋窯的看法。如，世間宋瓷方是瓷、名窯林立數兩宋、類玉類冰宋窯美、趙宋澄泥不輸瓷等等，此外還有“七大名窯”說、“官窯為魁”說、“澄泥如玉”說等等。顯然，在中國陶瓷史尤其是宋代陶瓷史研究中，乾隆陶瓷詩已然是不可多得的“以詩證史”的重要歷史文獻。
乾隆是個“文化皇帝”。他一生“喜好詩文、書法、繪畫、戲劇，還會多種語言，熟悉儒家經典，深諳佛學文化，鑒賞文物，整理古籍”等。就中國陶瓷文化史而言，乾隆大量創作有以陶瓷為主要詠題對象的陶瓷詩，制造了一個難以逾越的文化“高峰”。在陶瓷詩中，乾隆幾乎詠題了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名窯名器，其中又以宋窯為最多。那么，宋窯何以會讓乾隆如此魂牽夢繞？乾隆又是如何用詩歌的形式來詠題宋窯的？顯然，這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世間宋瓷方是瓷
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有“清高宗御制詩”。這是乾（?。┘危☉c）時期，由官方組織編輯整理的一部乾隆詩歌集。據對“清高宗御制詩”的檢索與整理，乾隆從丙辰年（1736年）執政開始，到己未年（1799年）去世為止，近63年間，共創作有詩歌42639首。平均到每一年便是670多首，折合到每一天即是1.84首。當然，如果加上乾隆做皇子時創作的詩歌，其詩歌創作總量則是43719首。僅就創作數量而論，乾隆詩歌的確可以與有唐一代289年間的二千多位詩人的詩歌創作總和比肩了。“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看來，乾隆不僅是人類歷史上稀有的超高產詩歌作家，而且擁有著“詩意地棲居”的人生。
據“清高宗御制詩”，乾隆詩歌詠題的對象，幾乎可以說是包羅萬象、無所不包。但凡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所觸、所感、所悟、所思、所想等等，無不可以成為乾隆詩歌的詠題對象。作為“清三代”時期中國為全球奉獻的第一大暢銷商品的陶瓷，以乾隆的“博雅好古”與“稽古右文”，自然是不會也不應該不予以特別關注的。事實上，乾隆陶瓷詩在其詩歌總量中的占比雖然不是很高，甚至可以說是很低，但在中國陶瓷文化史上卻形成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以詩歌形式詠題陶瓷，進而形成一種持續約千年的創作時尚，是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陶瓷文化的一大特色。據可見文獻推斷，盛唐時期的“詩圣”杜甫，應該是開啟這一創作時尚的第一人。杜甫創作的《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碗》，就是一首典型的以陶瓷為詠題對象的詩歌，盡管考古學家至今依然沒有找到大邑窯址。此后，整個中晚唐時期，乃至宋元明清數代，我國不少文人都創作過陶瓷詩。就我國千年陶瓷詩創作史而言，應該說清代超越了歷朝歷代，乾隆則是將我國陶瓷詩創作推向歷史巔峰的人。雖然學術界對乾隆詩歌的藝術水平一直微詞不斷，但乾隆創作的陶瓷詩，在中國陶瓷文化史上卻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學術文獻。
那么，乾隆一生到底創作有多少首陶瓷詩？受資料來源、概念界定、統計方法等諸多因素的制約與影響，目前國內學術界有兩種代表性看法。民國時期，“洪憲瓷”督造者郭葆昌，應該是第一個輯錄乾隆陶瓷詩的人。他以“御制集”為依據，共輯錄有乾隆陶瓷詩192首。此即刊行于“共和己巳孟夏之月”即公元1929年的《清高宗御制詠瓷詩錄》。較新成果來自陳雨前的《中國古陶瓷文獻校注·清高宗詠陶詩錄》。該“校注”出版于2015年。它“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底本”，共輯錄有乾隆陶瓷詩201首。
本文以乾隆陶瓷詩，如“磁本是澄泥”、“澄泥自是漢瓦貽”、“出陶雖非未央瓦”，以及“未央銅雀雖稱瓦，鼻祖澄泥實在茲”等為依據，對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高宗御制詩”進行了檢索與整理。結果發現，在乾隆創作的詩歌中，以陶瓷為直接詠題對象（標題）的詩歌至少有249首。它是郭葆昌發布數字的近1.3倍，是陳雨前發布數字的近1.24倍。其中，《猧食盆》、《詠官窯兩耳壺》、《詠宣窯碗》、《詠官窯紙硾瓶》、《詠哥窯爐》、《詠官窯碟子》、《題哥窯盤子》等7首陶瓷詩實際上都是由兩首組成的。如果像郭葆昌《清高宗御制詠瓷詩錄》那樣，將其全部拆分計算的話，乾隆陶瓷詩創作量應該是256首。正如郭葆昌在《清高宗御制詠瓷詩錄》“序”中所言，乾隆創作的陶瓷詩“何其多也”。的確，在人類陶瓷文化史上，乾隆陶瓷詩已然制造了一個了不起的文化“高峰”。
綜觀乾隆249首陶瓷詩，有五言、六言、七言等。其中，五言詩88首，六言詩4首，七言詩157首。在陶瓷詩創作上，乾隆始于1742年，終于1797年，前后持續有56年之久。乾隆陶瓷詩的詠題對象相當廣泛，幾乎可以說我國陶瓷史上的絕大多數名窯名器都有所涉及。那么，在中國歷代名窯名器中，乾隆最衷情于哪窯與哪器呢？為了研究與表達的便利，本文特意對乾隆陶瓷詩進行了如下的分類與統計。
一、在乾隆陶瓷詩中，共有詠陶詩69首，占其陶瓷詩總數的27.7%強。其中，有古陶詩15首、漢陶詩12首、唐陶詩1首、宋陶詩23首、元陶詩1首、明陶詩3首、清陶詩3首，等。二、在乾隆陶瓷詩中，詠瓷詩共有180首，占其陶瓷詩總數的72.3%弱。其中，有唐瓷詩2首、五代瓷詩4首、宋瓷詩149首、元瓷詩1首、明瓷詩10首、清瓷詩6首，等。三、在乾隆陶瓷詩中，有164首詩歌在指名道姓地詠題歷代名窯與名器，占其陶瓷詩總數的65.9%弱。其中，未央宮瓦4首、銅雀臺瓦3首、越窯1首、柴窯4首、官窯71首、定窯32首、哥窯19首、均窯8首、汝窯7首、龍泉窯5首、宣德窯7首、成化窯2首、嘉靖窯1首，等。四、在乾隆陶瓷詩中，歷代名窯名器稱謂出現情況是，大邑瓷4次、越窯26次、柴窯14次、官窯143次、定窯62次、哥窯33次、汝窯20次、均窯15次、弟窯13次、龍泉窯11次、永樂窯4次、宣德窯26次、成化窯14次、嘉靖窯2次，等。五、在乾隆陶瓷詩中，“澄泥”一詞共出現有56次之多，專門詠題澄泥的詩歌則高達38首，是個值得深入研究的特例。
從上述前四項統計資料可知，在乾隆陶瓷詩中，無論是詠陶詩，還是詠瓷詩，抑或詠名窯名器詩，甚至名窯名器稱謂出現情況等等，宋代都占絕對多數。其實，第五項統計中的澄泥詩也是宋代占多數。此即意味著，在中國歷代名窯中，宋窯是乾隆陶瓷詩詠題最多的對象。如果說宋窯是乾隆心頭的最愛，應該是合理的結論。
公元1780年和1789年，乾隆曾分別創作有兩首陶瓷詩，名叫《詠官窯盤子》和《詠哥窯爐》。它們都是五言詩，都只有8句。其中，有兩句對中國陶瓷文化史而言，頗具經典性、終結性意義的詩句，即“宋瓷方是瓷”、“窯則代傳宋”。
北宋汝窯青瓷盤（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上刻乾隆御題《詠官窯盤子》
應該說這兩句陶瓷詩，是對上述統計結果的最好呼應。它們不僅是乾隆心愛宋瓷之心聲的真實寫照與流露，也與我國陶瓷文化界自明初以來逐漸形成的“我國陶瓷歷史的高峰是在宋代”的學術共識完全吻合。顯然，在乾隆看來，“世間宋瓷方是瓷”。
名窯林立數兩宋
名窯，作為中國陶瓷文化史上的“英雄”，當然不可能是陶瓷史的全部，但確實是陶瓷史的絕對主角。事實上，人類陶瓷文化史體系，正是以歷代名窯為基礎建構的。據第三項統計，乾隆直接詠題官、定、哥、汝、均、龍泉等宋代六窯的詩歌高達142首，占其詠瓷詩總數的86.59%；據第四項統計，在乾隆陶瓷詩中，官、定、哥、汝、均、弟、龍泉等宋代七窯之稱謂共出現有297次，占其總數的75.96%。毫無疑問，在乾隆陶瓷詩看來，“名窯林立數兩宋”。
追根溯源，在中國陶瓷文化史上，名窯的概念，至晚在中晚唐時期已經形成。當時，“茶圣”陸羽著有一部書，名叫《茶經》。顧名思義，這是一部茶學專書，并非專門的陶瓷論著。但是，陸羽在論茶之時，卻高調評選并推送出唐代兩大頂級名瓷——越瓷與邢瓷。正是陸羽的《茶經》，開啟了中國名窯名器史敘事的歷史。而國內考古發掘成果已經證實，在唐代“南方青瓷的典范”正是越窯，邢窯則是“北方白瓷的代表”。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陶瓷學界頗為流行的中國陶瓷燒造“南青北白”之格局形成于唐代的學術觀點，實際上可以追溯到陸羽及其《茶經》。
相對于唐代，宋代文人對名窯的討論應該說更加“熱烈”。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徐兢于《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就提到了定窯、汝窯等；在《老學庵筆記》中，南宋著名詩人陸游則提及定窯、汝窯、耀州窯等；南宋文人葉寘在《坦齋筆衡》中，更是提到定窯、汝窯、耀州窯、龍泉窯、官窯、內窯、新窯等等……綜合而論，在宋代文獻中，記載官窯、定窯、汝窯、耀州窯、龍泉窯、建陽窯、景德鎮窯者較多，而記載磁州窯、鈞窯、哥窯、弟窯者則較少，甚至闕如。由此看來，在宋代文人的意念中，對宋代名窯的認識雖有偏頗，但卻已經形成了一個初步的共識。
據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在中國陶瓷史上一直占據著主流地位的宋代“五大名窯”說，肇始于明代宣德年間。當時，官方編制有一部宮廷收藏器皿的目錄，即《宣德鼎彝譜》。其中，關于宮廷收藏瓷器的文字有：“內庫所藏：柴、汝、官、哥、鈞、定。”在此六窯中，柴窯屬于五代時窯，其他五窯皆為宋窯。
其實，在“宋代名窯”的提倡上，曹昭《格古要論》的學術史意義，或許比《宣德鼎彝譜》還要大?！陡窆乓摗房杏诤槲涠荒?，即公元1388年。在該著卷下《古窯器論》中，曹昭具體論述了汝窯、官窯、哥窯、古定窯、古磁器、古建器、古龍泉窯、古饒器等宋代八窯。換句話說，早在宣德之前的洪武時期，曹昭事實上已經提出了宋代“八大名窯”說。十分遺憾的是，學術界對此似乎一直關注不夠。
隨著我國陶瓷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在當代中國陶瓷學界，已經有了宋代“十大名窯”說的共識。其代表性學者便是已故著名陶瓷史家葉喆民。葉先生在其經典著作《中國陶瓷史》中認為，宋代名窯除了定、汝、官、哥、鈞等“五大名窯”之外，還應該包括磁州窯、耀州窯、龍泉窯、建陽窯、景德鎮窯等。
遍讀乾隆陶瓷詩及其注釋，乾隆既不提“五大名窯”說，也未涉“八大名窯”說，更不可能知曉“十大名窯”說。唯有“官汝均定精為瓷”和“宋時秘色四稱名”兩句詩，可能受到過“五大名窯”說的影響。據前述第三項統計，在陶瓷詩中，乾隆重點詠題了官、定、哥、汝、均、龍泉等宋代六窯；據第四項統計，在陶瓷詩中，官、定、哥、汝、均、弟、龍泉等宋代七窯稱謂的出現頻率都非常高。綜合這兩項統計不難獲悉，乾隆事實上提出了宋代“七大名窯”說?？磥恚诤沃^宋代名窯的問題上，乾隆并非人云亦云之人，他是有著自己獨立的學術見解與判斷的。當然，乾隆陶瓷詩何以不提耀州窯、建陽窯、磁州窯等，其原因值得深入研究。尤其是建陽窯，北宋時“建盞”曾一度成為議論的熱點，宋徽宗就曾對其有過較高的評價。難道乾隆時期內府沒有收藏這三窯，或收藏極少？
八百多年來，在何謂宋代名窯的問題上，學術界的觀點顯然是不盡相同的。乾隆陶瓷詩的重大學術貢獻恰恰在于，首次提出了宋代“七大名窯”說?；蛟S為帝王身份所累，乾隆的宋代“七大名窯”說，與其陶瓷詩所具有的重大學術價值一樣，一直不為學術界所知曉。就中國陶瓷文化史研究而論，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與損失。
在陶瓷詩中，對宋代“七大名窯”，應該說乾隆的詠題是全面而充分的。乾隆僅綜合贊譽宋代名窯的詩句便有：“官汝稱名品”，“卻異汝官珍”，“窯瓷珍汝定”，“官汝均定精為瓷”，“宋時秘色四稱名”，“官汝之次稱宣成”，等等。
“官汝稱名品,新瓶制更嘉。 隨行供嘯詠,沿路擷芳華。 掛處輕車稱,簪來野卉斜。紅塵安得訴,香籟度帷紗。”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七大名窯”中，乾隆陶瓷詩贊美最多的還是兩宋官窯。據第三項統計，乾隆詠題官窯的詩歌高達71首，遙遙領先于第二名定窯的32首，比汝窯多了64首；據第四項統計，官窯稱謂在乾隆陶瓷詩中出現高達143次，是第二名定窯的2.3倍強，比汝窯多了123次。在陶瓷詩中，乾隆對官窯的詠題，可以說是不遺余力的：“珍逾夏商鼎”，“希珍致亦艱”，“特建官窯珍異常”，“品稱珍器亦稱稀”，“趙宋官窯珍以孤”，“官窯秘器作珍留”，“官窯今已晨星見”，“官窯為甲哥窯乙”，等等。此外，乾隆還創作有不少詠題宋修內司官窯的詩句。顯而易見，統計資料和陶瓷詩共同告訴我們，乾隆事實上提出了“官窯為魁”說。
在中國陶瓷文化史上，早在南宋時期，即已有了“汝窯為魁”說。到了明代洪（武）宣（德）時期，“汝窯為魁”說事實上已成文人與官方的共識。如果說《格古要論》代表的是洪武時期文人的看法，那么《宣德鼎彝譜》呈現的則是宣德時期的官方意志。在涉及宋代名窯之排位時，它們都不約而同地以汝窯來領銜宋代諸窯，即是明證。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中國陶瓷學界似乎只知“汝窯為魁”說，而對乾隆陶瓷詩首倡的“官窯為魁”說并不知情。
那么，在陶瓷詩中，乾隆何以會有“揚官抑汝”之傾向呢？應該說這與乾隆所具有的較強烈的官方意識有關。細讀乾隆陶瓷詩，可以說其官方意識還是比較強烈的：“邵局由來勝處州”，官窯勝民窯的觀念；“不及官窯用廟堂”，定窯輸官窯的原因；“修內定評出宋瓷”，話語權官窯掌握的表達……乾隆在陶瓷詩創作時的官方意識形態性，倒是可以從一個較新的角度解釋清楚，在面對兩宋官窯之髺墾、薜暴、苦窳、茅蔑等“瑕疵”時，乾隆何以總在不厭其煩地為其辯護。乾隆為兩宋官窯之“瑕疵”進行辯護的詩句有：“雖微薜暴無害佳”，“足釘薜暴誠何礙”，“如玉豈得無瑕皆”，“詎以微瑕棄美瓊”，“縱微髺墾珍以古”，“古瓷髺墾人亦珍”，“取美棄瑕亦理宜”，等。
類玉類冰宋窯美
綜觀中國陶瓷審美史，大致可以分為兩大審美風格。一是素雅之美，二是繁縟之美。相對來講，素雅之美與單色釉瓷關系密切，而彩繪瓷呈現得更多的則是繁縟之美。如果說中國陶瓷繁縟之美在清三代時期被推向歷史巔峰的話，那么兩宋諸窯則創造了中國陶瓷素雅之美的典范。十分有趣的是，在主導御窯瓷器的設計與創制時，乾隆追求的是“善奇巧，重繁縟”的審美風格；而在陶瓷詩創作時，乾隆卻是陶瓷素雅之美的極力推崇者。
回顧人類文化史，陶瓷可謂是我國最具世界影響力的“國粹”。遺憾的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有關陶瓷審美，中華文化并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語言表達系統。某種意義上講，這正是導致中國陶瓷燒造十分發達，而陶瓷審美研究長期滯后的根本原因。值得慶幸的是，這一陶瓷審美史上的窘境，從中晚唐時期開始有了根本的轉變。彌補這一重大歷史缺陷的，正是唐代“茶圣”陸羽及其撰寫的《茶經》。
在《茶經》卷中《四之器·碗》中，陸羽如是說：
碗，越州上，鼎州次，邢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蛘咭孕现萏幵街萆希獠粸槿?。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
我國陶瓷學界在評價和利用陸羽《茶經》中的這段文獻時，或許被《茶經》為茶學專書所障眼，而對其重要的陶瓷審美史價值未予足夠的重視。的確，陸羽的《茶經》屬于一部茶學專書，陸羽“揚青抑白”的評價標準也未必準確，但是《茶經》中的這段文獻，卻可謂是我國首篇陶瓷審美專論。因為陸羽直截了當地表達了，越州瓷之所以勝邢州瓷，當然也勝鼎州窯、岳州窯、壽州窯、洪州窯，成為當時天下第一，除了第三個原因“茶色”之外，更重要的是第一個原因和第二個原因，即越瓷具有“類玉”與“類冰”的審美特質。在中國陶瓷審美史上，這是破天荒第一次將“玉之美”引入到陶瓷審美之中。從此，中國陶瓷審美史結束了無自己獨立語言表達系統的窘境，正式將“類玉類冰”視為陶瓷的最高審美境界。正是始于中晚唐時期，歷經宋元明清數代，直至今天，陸羽的“類玉類冰”說，一直被陶瓷鑒賞圈和陶瓷制造界所認可與傳承，進而成為中國陶瓷素雅之美的最高典范。當然，就中國陶瓷審美史而言，將陶瓷“類玉類冰”之素雅美推向歷史巔峰的，恐怕還是乾隆及其創作的陶瓷詩。
邢瓷類雪，越瓷類冰
如前所述，由于乾隆對宋窯的極端偏愛，導致在陶瓷詩中，其對宋代陶瓷“類玉類冰”之素雅美，詠題最多、贊美最高?；蛟S是為了能盡情地表達宋代“七大名窯”之“類玉類冰”的素雅美，乾隆對“玉”以及與玉相關的字詞，進行了較全面的挖掘、搜集和應用。據統計，在乾隆陶瓷詩中，僅“玉”字就出現有40次之多。其中，乾隆直接用于詠題、贊美宋代“七大名窯”的字詞就有：“瓊”、“瓀”、“圭”、“璧”、“瑛”、“珊”、“琳”、“球”、“瑤”、“瑯”、“玕”、“玖”、“珠”、“瑪瑙”、“翡翠”，和“脂玉”、“紅玉”、“赤瑛”、“美瓊”、“全璧”，與“玉螭”、“玉筍”、“玉英”、“玉蓮”、“玉壺”、“玉肌”，以及“類玉”、“如玉”、“擬玉”、“質玉”、“玉潤”……
于是，在乾隆陶瓷詩中，我們便能閱讀到大量的詠題與贊美兩宋名窯“類玉類冰”美的詩句。如，贊美官窯的詩句有：“類玉還無玷”，“圭璧漫稱奇”，“漫擬玉無瑕”，“原非赤瑛比”，“詎以微瑕棄美瓊”，“如玉豈得無瑕皆”，“碌青卵白潤成瓀”，“卻無髺墾誠全璧”，等等；贊美均窯的詩句有：“黛質冰紋潤如玉”，“在玉壺中可并肩”，等；贊美汝窯的詩句有：“穆若非英發”，“色潤瑪瑙油”，“傳聞瑪瑙末為油”，等；贊美弟窯的詩句有：“近千年物擬琳球”；贊美哥窯的詩句有：“珍非翡翠澆”；贊美龍泉窯的詩句有：“珍自等瑤璧”。此外，還有綜合贊美宋瓷的詩句，如“芝為華彩玉為肌”，“那數瑯玕瓊瑤玖”……顯而易見，在乾隆陶瓷詩看來，“類玉類冰”之美正是兩宋名窯的最高審美境界。
然而，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在陶瓷詩中，乾隆對定窯的詠題與贊美。據第三項統計，在陶瓷詩中，乾隆創作有詠題定窯的詩歌達32首，僅次于官窯的71首，位居第二，領先于哥、汝、均、龍泉諸窯。而乾隆創作的贊美定窯“類玉類冰”之美的詩句，甚至可以與官窯比肩：“既質玉之質”，“已贏珊作枕”，“玉筍舉頭瞻”，“葆光有玉英”，“至今珍玉潤”，“白也非紅玉”，“白如脂玉未經磨”，“玉螭芝草影飄蕭”，“一朵玉蓮水面擎”，等等。顯而易見，在乾隆看來，“類玉類冰”之美，不僅適用于贊美兩宋之官、哥、汝、均、龍泉等青瓷，也適用于贊美定窯白瓷。這正是乾隆比唐陸羽及其《茶經》更客觀、更公正、更全面、更高明之處。
此外，在乾隆看來，“類玉類冰”不僅是瓷的審美特質，也是陶的審美特質。因此，在陶瓷詩中，乾隆罕見性地創作有不少詠題、贊美陶之“澄瑩如玉”美的詩句。如，乾隆創作的贊美趙宋澄泥“類玉類冰”之美的詩句便有：“堅如璊作形”，“撫不手留質古玉”，“復得三十皆瓊玖”，“玉質仍存栗子黃”，“夔為蟠以玉為胎”，“泥將為玉久堪知”，“歲久色如砂化丹”，等等。此外，乾隆還創作有贊美其他陶器“類玉類冰”之美的詩句。如，“撫之體輕堅逾珉”贊美的是古陶尊，“翡翠參差覆反宇”贊美的是漢未央宮瓦硯，“摩挲蒼玉認前朝”和“潤似端溪老坑出”贊美的是漢銅雀瓦硯，等等。
“陶”與“瓷”從材質上被區分，是現代科學研究的結果。其實，在中國陶瓷文化史上，對“陶”與“瓷”不曾從概念上做過明確的區分，以致在古文獻中“陶”與“瓷”經常是混用而互通的。盡管如此，至晚從唐代開始，“陶”與“瓷”的實際區別，已是有目共睹的。前述陸羽在《茶經》中所指的六大唐代名窯，實際上都是瓷窯。這種區分，在宋代時進一步明確，如宋代幾大名窯并不包括作為陶的澄泥等。從實物角度上講，在材料、溫度和釉等條件的作用下，造就了瓷的似玉度比陶要高出許多。正因為此，至晚從唐代開始，在文人詩文中，贊美瓷“類玉類冰”之美的文字逐漸增多，但是以“類玉類冰”來贊美陶之美的詩文卻是十分的稀少。從這個角度講，在陶瓷詩中，乾隆以“類玉類冰”來贊美陶之美的做法，對中國陶瓷審美史而言，顯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文化現象。
趙宋澄泥不輸瓷
據第一項和第二項統計，乾隆創作有詠陶詩69首，創作的詠瓷詩則高達180首，已經有“重瓷輕陶”之傾向。遺憾的是，在乾隆陶瓷詩輯錄時，《清高宗御制詠瓷詩錄》和《中國古陶瓷文獻校注·清高宗詠陶詩錄》，呈現的“重瓷輕陶”傾向更為嚴重。前者輯錄有15首乾隆詠陶詩，占其陶瓷詩總數的7.8%強，無一首澄泥詩；后者輯錄有24首乾隆詠陶詩，占其陶瓷詩總數的11.9%強，其中澄泥詩5首。人類陶瓷發展史告訴我們，雖然陶在先、瓷在后，但自從瓷產生以后，其發展勢頭的確超過了陶。然而，不應忘卻的是，瓷與陶，絕非淘汰式關系，而是共生共存式關系。因此，一部完整的陶瓷史，理應由陶史與瓷史共同構成才是。毋庸諱言，總體上看，中國陶瓷史研究在這方面是存在不小偏頗的。在這一大背景下，盡管“趙宋澄泥不輸瓷”，但依然被學術界所遺忘或忽視，就不足為奇了。然而，正是這種“遺忘”或“忽視”，反而凸顯了乾隆詠陶詩乃至澄泥詩之獨特的學術史地位。
據第一項和第五項統計，乾隆創作有詠陶詩69首，其中澄泥詩高達38首。它們分別占乾隆陶瓷詩總數的27.7%強和15.3%弱。以目前可見文獻推斷，在人類陶瓷文化史上，乾隆應該是創作澄泥詩最多的人。以創作數量論，乾隆澄泥詩事實上制造了另一個不可小覷的文化高峰。
另據第一項統計，在陶瓷詩中，乾隆創作的詠題宋陶的詩歌有23首。其實，這23首宋陶詩都是以澄泥為詠題對象的詩歌，皆屬于澄泥詩范疇。從創作數量上論，比對第三項統計可知，乾隆澄泥詩，在宋代“七大名窯”中，僅次于官窯和定窯，超過了哥、均、汝、弟、龍泉等五大名窯。如果用百分比表達的話，便是：在乾隆澄泥詩中，趙宋澄泥詩占60.5%強；在乾隆詠陶詩中，趙宋澄泥詩占近33.3%強；在乾隆陶瓷詩總數中，趙宋澄泥詩占9.2%強。顯而易見，在乾隆陶瓷詩看來，趙宋澄泥在中國尤其是宋代陶瓷文化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以此為據，如果我們將趙宋澄泥稱之為乾隆陶瓷詩中的宋代“第八大名窯”的話，亦未嘗不可。遺憾的是，八九百年來，如果說宋瓷研究“門庭若市”的話，那么宋澄泥研究真可謂是“門可羅雀”。
那么，乾隆何以會在宋代“七大名窯”之外，對澄泥如此情意深深呢？這是一個值得繼續探討的學術話題。在乾隆詠陶詩中，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無論是澄泥，還是漢未央宮瓦，乃至漢銅雀臺瓦等，都是以“硯”的形式出現和存在的。眾所周知，中國歷代文人須臾不可離的“文房四寶”，恰是由硯與筆、墨、紙等共同組成的。其中，硯似乎更為歷代文人所青睞。如，“柳公權所寶惟硯”，蘇易簡“可與終身俱者唯硯”，蘇子美“筆硯精良人生一樂”等等，都是明證。硯與文人之間的關系親密，由此可見一斑。就中國硯文化史而論，其核心載體便是由“三石一陶”所構成的“四大名硯”。所謂“三石”是指端石、歙石、洮石，而“一陶”正是指澄泥。由此不難推定，“三石一陶”之一的澄泥，所具有的“文房四寶”之文化功能，或許正是招致“文化皇帝”乾隆對其喜愛有加的重要原因。需要提醒的是，相對于乾隆的宋代“七大名窯”，在這一文化功能的呈現上，澄泥顯然更勝一籌。
在中國硯文化史上，到底何硯為良？應該說，經過北宋“歐譜米論”之后，已經有了基本的共識。借用米芾之“米論”，便是“石理，發墨為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雖天然失硯之用”。而蘇易簡的論述更為簡潔，“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顯而易見，在宋代文人看來，作為“文房四寶”之一的硯，首先應該強調的是“器以用為功”，即以“可研墨，使和濡”為良。
傳宋 米芾 蘭亭端硯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硯背刻乾隆四十一年（1776）之硯銘：「物殊顯晦各有時，晦藏顯出誰使其。穆然宋硯古色披，猶是老坑出端溪。蘭亭圖畫前序誰，精鐫四面筆法奇。宣和紹興璽識遺，后有米符小印施。或即顛翁手所為，山莊散置今見之。是誠實也逾珣琪，康熙舊冊還可稽。綈幾曾用供臨池，弗愛彝鼎惟愛斯。崇文并與是儉垂，生敬生愧心自知?！?/span>
應該說，在陶瓷詩中，對宋代文人特別強調的硯之“磨墨”與“發墨”功能，乾隆是高度認可的。1792年、1794年、1780年，乾隆分別創作有《詠宋均窯硯》、《題均窯硯》和《詠宋哥窯蟾蜍硯》等詩歌。在詩歌及其注釋中，乾隆對“趙宋均窯制硯臺，面平去釉有池隈”作注釋道：“瓷釉不生墨，去釉則與澄泥無異，可磨墨矣”；對“石堪匹老洞，磁本是澄泥”作如是注釋：“是硯雖出于埏埴，而質本澄泥，發墨與洞石同”；對“書滴曾聞漢廣川，翻然為硯永其年”則注釋曰：“硯作蟾蜍形，仰腹承墨處無釉”。固然，上述三硯，兩硯出自均窯，一硯出于哥窯，表面看似乎都屬于瓷的范疇。但是，正如乾隆所言，瓷“去釉則與澄泥無異”，且其“質本澄泥”，更何況“可磨墨”、“發墨與洞石同”。
在澄泥詩中，乾隆并非只是停留于澄泥的“器以用為功”的層面上，而是對澄泥的文化內含作了深度的挖掘與詠題。其創作的相關詩句有：“制仿古法陶煉精”，“潤似端溪老坑出”，“質堅制古與墨宜”，“滴露研朱此合宜”，“呵之直欲流神液”，“呵之有澤理致精”，“于面滴水不易干”，“拭水乃潤蒸露溥”，“何來文房佐儒雅”，“松煤研處溢文瀾”，“常供和墨寫筠叢”，“益毫起墨佐翰筵”，“用彰厥美摛文篇”，“磨而不磷佐儒雅”，“得茲三友佳話傳”，“函三得一輝文房”，“佐我文房之四友”，“一器千金乃不易”，以及“總以儒林稱……友墨資文翰”，“氣呵珠吐潤，露滴墨霏馨”，甚至“類玉還無玷，澄泥更有輝”……固然，文具質量與文章水平之間，并沒有必然性關聯。但是，在澄泥詩中，乾隆從制精、宜墨、益文、珍貴等多方面，對澄泥文化和文化澄泥的全面詠題，于中國陶瓷文化史而言則意義重大。
十分有趣的還有，在陶瓷詩中，乾隆對“四大名硯”的排列順序，竟然進行了重新調整。在中國硯文化史上，“四大名硯”的排位，其實一直存有爭議。據相關歷史文獻，端硯和歙硯“重于世”，大約始于中唐時期。到兩宋時期，端硯和歙硯應該說已經獲得了文人較廣泛的公認。高似孫的《硯箋》將端硯和歙硯單獨成卷，而將洮硯和澄泥硯收納于“諸品硯”之中，即是證據之一。然而，乾隆陶瓷詩似乎并不這么認為。乾隆覺得：“硯之珍者宋時端”，“老坑佳品應難得，別裁澄泥用作陪”，“誰把澄泥認石差”，“趙宋澄泥兼兩代”，“或端溪舊或澄泥”，“宋澄泥不減溪端”……顯而易見，乾隆的態度十分明確：“硯石以采自端溪水洞者最佳，次即以澄泥為貴”。如此，在乾隆的觀念里，中國“四大名硯”的排序應該是：端石、澄泥、歙石、洮石。顯然，乾隆對澄泥尤其是趙宋澄泥的偏愛，已然有“愛屋及烏”的意味。
小 結
如前所述，“我國陶瓷歷史的高峰是在宋代”，這是明初以來逐漸形成的學術共識。為了彰顯中國陶瓷史的這一特征，當代中國陶瓷學界也可謂用力頗多。如，中國硅酸鹽學會編的《中國陶瓷史》用了兩章的篇幅來論述宋代陶瓷，葉喆民著的《中國陶瓷史》則用了12節的篇幅來闡述宋代陶瓷。顯然，相較于其他各朝各代，宋代陶瓷史的篇幅都是最大的。事實上，在宋代何以成為“我國陶瓷歷史的高峰”的學術論證上，乾隆陶瓷詩呈現了不容小覷的學術力量。遺憾的是，乾隆陶瓷詩這種“以詩證史”的學術價值，一直未被陶瓷學界所發現、所應用。由此可知，階段性與局域性，正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較為普遍的特征之一。（本文作者：侯樣祥(1963-) ，江西貴溪市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藝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