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瓷的歷史上，無論陶瓷釉色創(chuàng)造出多少種顏色，白色無疑是最早的追求。這一追求艱辛漫長，至少走了一千年。大約在北齊(550——577年)，古人才燒出相對意義的白瓷。以今天的眼光，這種白瓷不算太白，在釉厚處閃著不經(jīng)意青色，但正是這不單純的白色，拉開的中國白瓷的序幕，使得后世在陶瓷裝飾上有了拓展空間的可能。
古人長久地觀察自然界中的自然之白，天上的白云，飄落的白雪，盛開的白花，千姿百態(tài)，都為古人追求陶瓷之白出示了標準。這一標準本是天賜之色，上蒼賜予。古人在不知目標是否能達到之時，仍在努力執(zhí)著地追求;我們不能以今天的大好結局來評價古人的追求，在歷史的局限中，在古人不知陶瓷可否燒成白色的前提下，中國古代工匠一直孜孜不倦，踽踽前行。
早期白瓷不是橫空出世，僅是青瓷的改進型：工匠們在摸索了上千年的青瓷燒造的基礎上，發(fā)現(xiàn)了燒造白瓷的技巧。白瓷與青瓷不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而是一個系統(tǒng)中的拓展，簡單的表述就是把青瓷中的青色去掉，就燒成了白瓷。河南安陽北齊(575年)范粹墓中的早期白瓷的確不白，但它沒使用化妝土，僅憑本色，這一點尤其重要，使它作為早期白瓷的證據(jù)載入史冊。
僅二十年后，還是在河南安陽，隋(595年)張盛墓出土的那一批白瓷無可爭議地讓白瓷從此真正登上中國陶瓷的舞臺，一展風姿。今天來看這批白瓷，仍驚嘆當時北方瓷業(yè)之先進。
白瓷的誕生平平淡淡，卻藏有一個千古之迷。白瓷是在青瓷基礎上提純，去掉鐵及雜質，使之純粹起來，白瓷并沒有易幟，仍打著青瓷的旗幟前行。問題是，白瓷卻在中國北方誕生，而南方才是青瓷的發(fā)祥地，也是大本營，那此題做何解呢?
邢窯
人類的社會發(fā)展史有一個淺顯的道理，叫后來居上。現(xiàn)狀如果優(yōu)秀，很快就會成為負擔，讓前行受阻，變得緩慢。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了這一樸素道理。
唐及唐以前南方青瓷的優(yōu)秀使之容易滿足現(xiàn)狀，不思進取；而北方瓷業(yè)在唐之前明顯不如南方，故發(fā)奮努力屬正常狀態(tài)，尤其是隋唐結束南北朝的分裂，政治中心確立在北方，至北宋晚期徽宗時代，北方一直視南方為蠻夷之地。
唐代白瓷顯然明確對抗唐三彩的華麗。三彩屬低溫釉陶，色澤絢麗，僅為死者服務，古人重葬，不求樸素，求鮮艷，求熱烈，求繁縟，求地下仍是一個人間。唐代是一個張揚的時代，不追求收斂，唐詩中的名篇大都浪漫豪放，集中體現(xiàn)唐人的生存哲學，而白瓷與之背道而弛，一副文靜修練的樣子。
史載唐天寶年間：“每歲進錢百億，寶貨稱是。云非正額租庸，便入百寶大盈庫，以供人主宴私賞賜之用。”此事有證據(jù)。百寶大盈庫簡稱大盈庫，并非國庫，乃皇帝私庫，專門用于賞賜。過去帶“盈”字款的白瓷堪稱國寶，二十年前僅有數(shù)的幾件，分布于各博物館。近年來出土驟增，凡拍賣市肆常見，器型品種僅限執(zhí)壺，淺盞，萬年罐幾種，器型變化不大，可見唐時已成定式。
唐明皇攜楊貴妃一路賞賜，邢窯之白瓷獨領風騷，科技含量起了決定性作用。有文字以來，文明史中多了科學追求，歷朝歷代的皇家獎勵，都注重獎品的科技含量。邢窯以其白在唐代傲視同儕，讓唐明皇下令在器底深刻“盈”字，標榜金貴。
多貴重的東西，只要具備商品價值，早晚它會進入民間普及，經(jīng)濟力量之大都可能改變政治格局。邢窯在唐“天下無貴賤通用之”(唐李肇《國史補》)，大凡商品到了無貴賤通用的境地，它就能為社會創(chuàng)造極大的價值。即便在今天，千年以前的唐白瓷并不算太稀罕之物，可見當時的產(chǎn)量。
湖北天門人陸羽寫過《茶經(jīng)》。他認為邢不如越，可他對邢窯的評價仍為類銀類雪，客觀描述準確。如銀似雪的邢窯畢竟是陶瓷史上白釉老大，得此評語，實至名歸。
白瓷在唐朝較之白瓷在任何一個朝代都白，這個白是心里之白，感受之白，境界之白，是陶瓷史上對白色這一基色或曰無色的追求與肯定。
定窯
宋定窯白瓷，一副心安理得的樣子，一看就是出身好的不行。在邢窯的創(chuàng)業(yè)下，定窯坐享其成，讓其白重新演繹。定之白與邢之白的區(qū)別不是技術上的革命，而是思想的飛躍。可以看出，邢窯使盡渾身解數(shù)，唯恐器具不白，而定窯則輕松上陣，游刃有余地將白淋漓盡致的表現(xiàn)。定窯覺得客觀白已不再那么重要了，感覺名貴才是重要的，所以定窯鑲上了金口銀口銅口。
定窯鑲金銀口是奢侈之舉，不是無奈的選擇。許多書籍以訛傳訛地講，鑲金銀口僅是彌補定窯覆燒工藝澀口的不足。以其高成本彌補低成本的商品古今未有，豈非就在定窯身上獨現(xiàn)?理論上講，覆燒僅為了提高產(chǎn)量，提高產(chǎn)量降低質量的事只能在低檔商品中流行，而早期定窯作為皇家用瓷時，決不可能計較這樣一個差距不大的成本損失，去冒皇帝不悅的風險。
定器包鑲金銀口，華貴時髦，宮廷盛興，逐漸蔓延民間。于是，包鑲金銀口遂成為一門行業(yè)，宮廷民間均設作坊以供時需。宋朝工部文思院設“棱作”，內廷后苑造作所亦設“棱作”，只負責定器及其他器皿的鑲口。汴京城內，鑲金屬口的作坊面向市場，不必金銀，銅口亦使定器增色。
鑲口這樣一個風靡宋代的時尚，被后人不負責任地指責為亡羊補牢之舉，緣于對古籍的理解有誤。“定器有芒不堪用”(南宋葉寘《坦齋筆衡》)，芒被一直誤解為芒口，即澀口，古之大謬。定窯有芒，光芒耀眼。徽宗以此抑定揚青。北宋末年，青瓷得寵，白瓷漸入后宮。五代及北宋，定窯白瓷風頭也已出了一百多年，看定州靜志寺塔基出土的大凈瓶可知定窯之輝煌，洋洋灑灑，百多件瓷器以定為主，足見彼時佛教對白瓷的虔誠態(tài)度。
與邢窯固守素器不同，定窯此刻開始動腦筋裝飾，刀刻、竹劃、模印，盡其想盡其能。定窯于是朝著媚俗邁步，走到北宋末年遇見宋徽宗這樣一個藝術天才不買帳，定窯的藝術探索號角才逐漸走弱。至于遼定，南定，地域的效仿；粉定，土定，質量的追隨，都為定窯之白推波助瀾，搖旗吶喊。
白瓷在唐宋，隨政治沉浮。古人沒有知識產(chǎn)權、無形資產(chǎn)這些現(xiàn)代概念，古人就是一個抄襲，想盡方法把白瓷燒白，占領市場，分攤份額。南方的景德鎮(zhèn)，白瓷不如北方，只好揚長避短，燒出青白瓷，俗稱影青，改良了白瓷，以期適應南人的審美。應該說影青的改良是大獲成功的，元代以后景德鎮(zhèn)成為瓷都，其早在宋時就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金定
金人打仗在行，一路南下，逼得宋人節(jié)節(jié)敗退。金人治國有點兒麻煩，哲學高度上不去，不知從何下手。金太祖完顏阿骨打改國號為“金”，他說：“遼以鑌鐵為號，取其堅也。鑌鐵雖堅終亦變壞，唯金不變不壞。”金太祖認識還算有點兒意思，《金史》載：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于是國號大金。
金之定窯在此理論基礎上發(fā)揚光大。盡管此時宋人抑定揚青，金人不管那套，在其統(tǒng)治地區(qū)河北山西推崇白瓷。定窯延續(xù)不用多說，井陘、介休、霍州等地白瓷其白有過之而無不及。金人的漢化由于太祖放縱，向漢文化迅速靠攏。遼人的衰敗，給金人以警鐘。金人提高自我修養(yǎng)，培養(yǎng)生活情趣，難怪有學者曾贊美：金之文物，遠勝遼元。
北方定窯白瓷的發(fā)展至金，雖戰(zhàn)火頻仍，但一直未有間斷，尤其印花手段，大幅度提高了產(chǎn)量，提高了質量，使其手工業(yè)文明帶有工業(yè)文明的前兆。印花工藝的采用，讓白瓷放下身段，根植民間，觀察印花定窯，可以看出百姓的樂趣，嬰戲、走獸、花卉禽鳥、水波游魚，無一不是宋金百姓生活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