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 (晚唐至五代) 定窯燒瓷歷史上的第一個高峰。燒制精白瓷的技術此時己經完全成熟，產品胎體潔白，從斷面看瓷化程度很高。釉色及釉面質量雖然仍不夠穩定，但光亮瑩潤、釉色潔白者已占多數?？茖W測試的數據表明，此時定窯白瓷胎、釉的質量達到了歷史頂峰，其品質遠遠高于宋、金時朝的刻花、印花白瓷，其中薄胎白瓷普遍具有較好的透影性。
　　這一時期出土的資料也相對比較豐富，其中可供編年排比的紀年墓葬有:河北靈壽縣唐景福二年(893年)墓、浙江臨安唐光化三年(900年)線寬墓和天復元年(901年)水邱氏墓、河北曲陽五代同光二年(924年)王處直墓、江蘇五代吳大和五年(933年)王氏墓、安徽合肥五代保大四年(946年)湯氏墓叭內蒙古赤峰遼應歷九年(959年)駙馬贈衛國王墓等。此外，1997年曲陽澗磁村晚唐墓群出土的幾十件白瓷以及西安火燒壁窖藏出土的“官”字款白瓷，也為研究晚唐、五代定窯瓷器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第三朝 (北宋早期至中期) 定窯裝飾藝術發生明顯轉變的時期。經過晚唐、五代的發展，定窯己經完全掌握了生產高檔白瓷的技術。在此基礎之上，除了造型不斷變化創新外，開始注重對器物的裝飾。這一時朝定窯瓷器的裝飾主要以深刀雕刻的蓮瓣紋和大朵纏枝牡丹為主，同時也有少量采用針狀工具劃刻的淺細紋飾。技法與紋飾主要是模仿越窯和耀州窯，裝飾風格尚未形成自己的特點。1985年至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對定窯進行再次發掘，在北宋中期文化層中，出土有刻線遒勁、花紋飄逸、別具一格的刻劃花白瓷與紋飾清晰有淺浮雕美的印花白瓷殘器。北京豐臺遼墓也出土有刻劃萱草紋六花口盤。這表明北宋中期定窯裝飾工藝處于轉型階段，為北宋后朋刻劃花與印花裝飾工藝的純熟與盛燒，為定窯獨具一格的裝飾風格的形成，開啟先河。
　　北宋早期紀年墓葬、塔基中出土的定窯瓷器較多，可供編年排比的有:北京遼統和十三年(955年)韓佚夫婦墓、河北定州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年)靜志寺塔基和至道元年(995年)凈眾院塔基、北京順義遼開泰二年(1013年)凈光舍利塔基、內蒙古哲里木盟遼開泰七年(1019年)陳國公主及駙馬合葬墓、遼寧遼開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婦墓、遼寧朝陽遼太平元年(1026年)耿新知墓、此外，遼寧法庫葉茂臺遼墓、遼寧北票水泉一號遼墓以及遼寧建平張家營子墓、碌碌科墓雖非紀年墓葬，但從墓室結構以及出土的遼瓷看，均具有鮮明的遼代早期風格，故亦可作為重要的參考資料。與之相比，北宋中期紀年墓葬出土的定窯瓷器相對貧乏。只有北京豐臺遼重熙二十二年 (1053年)王澤墓、江蘇鎮江北宋熙寧四年(1071年)章泯墓以及遼寧阜新大康元年(1075年)蕭德溫墓。此外，北宋中期可供參考的非紀年墓葬還有北京豐臺遼代石棺墓和北京府右街兩座遼墓。
　　第四期 (北宋晚朝至金代) 定窯的鼎盛時期。刀法流暢飄逸的刻花瓷器、畫面繁縟富麗的印花瓷器以及成熟的覆燒工藝，標志著定窯進入了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古籍中對定瓷的記載、描述以及國內外博物館收藏的定窯瓷器，也大多屬于這一時期的產品。此時定窯瓷器主要以精美的刻花、印花見長。在早期刻劃花裝飾的基礎之上，定窯的制瓷匠師逐漸摸索出一套適合薄胎白瓷的多齒刀具刻劃花工藝，裝飾紋樣已臻成熟。纖秀流暢、生動自如的線條充滿了動感與活力，而富麗別致的印花工藝不僅將圖案紋飾的裝飾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且起到了規范器物尺寸規格的作用，非常適合大規模批量生產。
　　北宋后期出土定窯瓷器的紀年墓葬很少，只有內蒙古昭烏達盟遼壽昌五年(1099年)尚瑋符墓和北京西郊遼天慶三年(1113年)丁文遣墓。金代以及南宋時期的紀年墓葬相對較多，有北京通縣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石宗璧墓、遼寧朝陽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馬令夫婦墓、江蘇江浦縣南宋慶元五年(1199午)張同之夫婦墓、江西吉水縣南宋寶枯二年(1254年)張宣義墓等。此外，曲陽縣北鎮村出土的3件紀年印花模子和英國大英博物館、大維德基金會收藏的3件紀年印花模子也是判定這一時期印花瓷器風格的重要依據。隨著今后新資料的不斷豐富，相信定窯的分期一定會更加趨于準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