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到南宋
　　南宋可謂龍泉窯的黃金時期，青瓷出現了嶄新的面貌。北宋覆滅后，北方人大量南遷，全國政治經濟中心南移，而北方汝窯、定窯等名窯又被戰爭所破壞，甌窯和越窯也相繼衰落。到南宋晚期，由于北方制瓷技術的傳入，龍泉窯結合南藝北技，創造了我國青瓷史上的頂峰。
　　這一時期，龍泉窯出現了一種碧玉般的厚釉瓷，這種厚釉瓷分黑胎和白胎兩類。同時，南宋統治者為解決財政困難，鼓勵對外貿易，于是龍泉青瓷就藉海上貿易興起之利，從海路大量出口，行銷世界各國，成為當時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本陶瓷學者三上次男把這條運輸瓷器的海上航路譽為“陶瓷之路”。對外貿易產生的大量需求帶動了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現，產品燒制技術質量不斷提高。南宋末期，龍泉窯進入鼎盛時期，粉青和梅子青的燒制成功，巧奪天工，在我國瓷器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粉青、梅子青是公認的青瓷釉色的巔峰，它不僅意味著龍泉窯制瓷技術水平的提高，其本身也包含了更豐富的審美意蘊。南宋龍泉窯很多器皿的新造型都是傳承古代青銅器演變而來的，如尊式瓶、鼎式爐等。人們在審視這些玲瓏雋秀的南宋龍泉窯青瓷時不免要發出驚嘆，它們身上帶著太多官窯器的影子。官窯作為一種壟斷，絕對不允許民間仿制，龍泉青瓷與官窯器的相似恰好說明了它受到了官窯器的影響。雖然現在尚未找到南宋龍泉設立官窯的明確記載，但種種跡象表明，當時的宮廷很可能派遣了技術人員和官僚在龍泉等地監制“貢器”。
　　元明
　　或許元代統治者欣賞不了那種精致細膩的藝術，但瓷器仍然是貴族生活不可或缺的點綴。元代的龍泉窯依然為宮廷和貴族燒制瓷器，龍泉窯出現的八思巴文瓷器，便是一個力證。元代的龍泉窯瓷器在風格上更是煥然一新。其實元代的蒙古統治者不是單方面地被漢文化所同化，蒙古鐵騎在征服一個王朝的同時也帶來了草原的大氣與粗獷。加上元代統治者繼續奉行對外貿易政策，使龍泉青瓷生產規模在元代繼續擴大，窯址和產品的數量都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產品品種增多，遠銷國外。
　　1975—1977年在韓國西南部的新安海底發現一艘元代沉船，打撈出1萬多件瓷器，其中龍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見龍泉青瓷在元代對外貿易中的重要地位。
　　元后期，隨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劇，嚴重影響著青瓷的生產。此時青瓷器的胎骨逐漸轉厚，且較粗糙，多數瓷窯在坯體成型以后未經很好修整，釉層減薄，器皿釉色青中泛黃，造型也不及以前優美。
　　而明代龍泉窯青瓷是在元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殘片中仍可看出元代器物的影子。比如其燒制工藝就延續了元后期底足包釉，用墊盤等支燒的方法。而且元代為明代龍泉官窯的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尤其是一些器型碩大者，對于燒制技術是一個巨大的考驗，這些大件瓷器的燒成可能與元代窯制的改革有很大關系。元代龍泉窯的窯型仍沿用長條形斜坡式龍窯，與宋代窯制無異，只在長度上略有縮短。據目前掌握的發掘資料，北宋龍窯有長達80米以上的，元代龍窯則縮短了長度。這一改變有利于提高窯內溫度，并使熱量分布更均勻、合理，對燒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到了明永樂至宣德年間，鄭和下西洋，海外貿易促進青瓷生產。此后，青花瓷興起，加之中國航海事業衰落，海上貿易之路變為西方殖民者侵略之路。明王朝實行海禁，青瓷外銷量銳減。龍泉窯窯口紛紛倒閉，改燒民間通用青瓷，造型、燒制都不及以前精致。但是，明代龍泉窯也有精品的存在是不容否認的。如果將這些瓷器聯系起來看，會發現有一類瓷器在形神上竟是如此的統一：直徑達60多厘米的大盤，直徑達40多厘米的墩碗……精美絕倫的刻花紋飾是一種華貴富麗的姿態，而刻花與釉色融為一體的效果更可謂“羚羊掛角”，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這些都是普通的龍泉窯民窯器所無法望其項背的。對照同時期的景德鎮官窯器不禁豁然開朗，兩者在造型紋飾上的不謀而合正昭示著這類龍泉窯青瓷器的正統身份。
　　清朝　
　　龍泉窯窯場所剩無幾，產品胎質粗糙，釉色青中泛黃。燦爛的龍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但是，大明處州龍泉官窯，這個被歷史遺忘湮沒了很久的奇跡終究在種種機緣巧合之下，被撥開塵土，重見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