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瓷外銷方面，大明萬歷一朝是特殊而且非常重要的時期。萬歷年間處于晚明的衰落之季，其皇帝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統治最長的一朝，其統治時期農業、商業凋敝，民不聊生，民變紛起，且成為明朝最終滅亡的重要原因，但此時其陶瓷外銷在當時卻顯得特別活躍。從大背景來看，從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初葉，就是從嘉靖到萬歷年間，是中國歷史上資本主義萌芽最顯著的階段。這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萬歷年間的陶瓷外銷，或可為當代藝術市場的走向給予借鑒和指導。

　　陶瓷外銷成最賺錢生意

　　萬歷年間，海關正式開放，公元1600年至1602年，英國和荷蘭先后成立了東印度公司，在我國臺灣、廣州、福州、廈門、金門島等從事陶瓷業商貿活動。由于此時處于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全球性商業貿易也頻繁興旺起來。當時的萬歷政府還特別設置了市舶司以專門管理出口貿易。

　　我國陶瓷一直以來因其富有東方藝術之美及獨有制陶技術，而受到國外的歡迎。到明萬歷年間，國外對陶瓷的熱衷超過以往任何時期達到高潮，使國外市場對我國陶瓷的需求猛增，陶瓷不僅大量涌進歐洲市場也開始進入美洲，成為我國海外貿易中的對外出口的重要的大宗商品，當時從事陶瓷外銷成為我國和海外商人最賺錢的生意。

　　據國外有關統計資料，僅從萬歷三十二年到順治十三年(1604-1656)銷售到荷蘭的瓷器達三百萬件，平均每年六萬件。萬歷四十二年出荷蘭船運銷歐洲的瓷器就達6萬多噸。據粗略統計，在十七世紀的八十年間僅荷蘭東印度公司就運出景德鎮等中國瓷器1600萬件。

　　從以上材料中不難看出，我國陶瓷業的交易量數額巨大且逐年遞增，可見，當時我國的海上貿易不僅沒有處于萎縮、凋敝狀態，而且空前興盛。

　　稅收促使陶瓷外銷繁榮興盛

　　在稅收和當時社會發展方面，至今學術界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說法是認為萬歷稅收是以發展礦業為名，實則是實行抽稅以滿足統治者的奢侈享樂，是違反當時社會經濟發展要求的，對工商業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是對資本主義萌芽的摧殘，是與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對立的。以至于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及農民暴動，導致了明朝的最終滅亡。另一種說法，則是認為，萬歷年間的稅收是歷史的進步，它促進了社會發展的質變，使封建晚期經濟結構松動并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特別是對于海關政策和稅收，即明后期萬歷1599年，正式開放海禁，完全以改明初的免稅政策，并加重稅收和允許私人商船出洋，是明代海外貿易政策的一個轉變，是歷史的進步。然而，萬歷的稅收究竟對陶瓷外銷造成了怎樣的影響？讓我們先從萬歷前期的商業稅收制度，客觀的看待當時的稅收。

　　萬歷年間正處于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換成商業正在逐步發展起來，特別是海外貿易開始興旺。稅收方面實則是農業方面稅重，商業稅不受重視，稅收十分低下，而陶瓷外銷方面相應稅輕。

　　由于資本主義萌芽，國內市場繁榮，當時的商人之利遠遠高于農民所獲之利。商品的交流利高，商業市場也相應繁榮，這必然為商業的征稅提供了充足的稅源。但是明朝的“重農抑商”思想，依然使農業稅作為國家稅收的主體。商業稅入與兩稅收入懸殊甚巨，兩稅收入可以達到商業稅入的6.5倍，如果與不止包括兩稅在內的農業稅相比，商業稅更顯渺小。

　　可知在萬歷稅制的安排中，農業稅收遠遠超過商業稅收；在和陶瓷外銷緊密相關的海關稅收方面差距更甚。海商獲利甚巨，每年海上貿易額以千萬計，而所征市舶稅卻不過數萬兩，利歸于下。明萬歷年間，征收并加大海關稅收是適應當時貿易發展的。

　　除海關增加稅收外，內陸沿途關卡過多，可推出農業和其它商業也同樣受到層層稅卡的盤剝，因而相比于海商的暴利，海商贏利的速度可能更快。可以說稅收的增加在海商方面是完全合乎經濟發展的，而且是相對較輕的。

　　因而從當時商業贏利的角度來看，商業稅收應高于農業稅收，而海關稅收從其獲利甚巨來看，應高于其它的商業稅收。而萬歷年間因其稅收制度的不完善，沒有看到各行業的發展贏利的不同，而幾乎實行統一準則收稅，這不但違反了經濟的發展規律，更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故而會出現農業萎縮、商業凋敝，唯獨陶瓷外銷等海上業務繁榮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