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口市宣化縣曾發掘遼天慶六年（1116）張世卿墓，在后室南壁壁畫中描繪有兩個捧有酒壺、酒杯的男侍者。畫面上畫有三只平行擺放的青綠色梅瓶， 瓶口附蓋（也有學者認為反映以泥封口），應該表現的是瓷制梅瓶（圖1）。有意思的是，這三只梅瓶放置在低矮木幾上，木幾上開有三個圓口，梅瓶剛好卡放在木幾上，這幅畫面說明在北宋時期，造型修長、小底的瓷梅瓶由于重心較高，使用中應該是放在這種木架上，由于體積較大，這種長腹大梅瓶還上不了餐桌。1999 年，遼寧省博物館征集入藏了一套遼代彩繪壁畫木槨，也描繪有木桌下置一矮幾，桌上放有帶溫碗的注子、深腹碗等酒具，矮幾描繪有罩布，上面也放有三只帶蓋的長腹梅瓶，可惜由于年代久遠，壁畫上梅瓶的足部比較模糊，看不出矮幾是否有開口，但這則壁畫與宣化張世卿墓互為佐證，證明了這種矮幾是遼代梅瓶的放置用具。

1999年3月，宣化下八里村的村民在進行春灌時，在已發掘過的張世卿墓東南約50米處耕地里，發現了奇怪的滲水現象，河北省文物研究接報后展開鉆探，先后探出9座古墓并予以清理，發現這里是張世卿一族的墓地。其中7號墓出土有墓志，顯示墓主張文藻和張世卿為同宗近支，文藻為長輩，屬叔侄關系，張文藻與妻子合葬于遼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墓中出土物包括了2件綠釉雞腿瓶，口徑6、底徑6.5、高21厘米，造型作小口、短頸、溜肩，長圓腹，小平底，通身施有綠釉，瓶身較一般遼代雞腿瓶矮，應視為梅瓶造型。出土時，瓶口部用石灰封閉，瓶內尚存留有棗紅色的液體。張文藻墓中也保留有題材豐富的壁畫，基本占滿了整個墓壁，主要為反映墓主人生活為內容的風俗畫，包括散樂圖、對弈圖等。前室東壁上描繪有“童嬉圖”，主要為有關茶道的內容，畫面中木桌上放有一只短腹小口梅瓶，桌下的矮幾上放有腹部修長的雞腿瓶，考慮到墓中出土的兩只綠釉雞腿瓶在造型上與傳統梅瓶已比較接近，瓶中盛有棗紅色液體，墓中壁畫描繪的雞腿瓶也應是用作裝酒，并且從壁畫可知，當時的梅瓶已分長腹、短腹兩種，短腹梅瓶已可擺放在桌上了。

遼代梅瓶有茶葉沫釉和白釉剔粉、白釉劃花、白釉剔粉填黑等種類，裝飾圖案多為牡丹紋。造型上，有繼承契丹傳統造型的雞腿瓶，如遼寧省博物館收藏的“乾二年田”款茶葉沫釉梅瓶，高64.9、腹徑24.3、口徑8.4厘米，作平底，底足無釉，“乾二”應當是指遼乾統二年（1102），“田”字應為制作工匠的姓氏（圖2）；而圖3展示的則是受漢族文化影響而燒造的剔刻花填彩梅瓶。位于內蒙古赤峰市的猴頭溝鄉是遼代缸瓦窯所在地，北京故宮的劉毅先生曾在《關于梅瓶歷史沿革的探討》一文中提及，他在缸瓦窯考察時，見到許多雞腿瓶的殘器，說明赤峰缸瓦窯為是遼代梅瓶的一處重要產地。

三、宋金時期的梅瓶

雞腿瓶傳入北宋后，北方漢族地區也開始燒造這種長腹小口瓷瓶，最終使梅瓶造型固定下來，在宋代南、北方民窯中多有生產，而少見于宋代的官、汝等官辦瓷窯，說明梅瓶作為盛裝實用具主要為民間生活所使用。在造型上，北方梅瓶較多保留了契丹雞腿瓶的痕跡，形體修長而秀麗，瓶口為蘑菇形或梯形，便于使用繩索捆扎。而南宋景德鎮生產的影青梅瓶和江西吉州窯等地燒造梅瓶，其高度明顯低于北方梅瓶，容積縮小，腹徑較大，顯得矮而胖，造型上顯得比較小巧，反映了當時大江南北不同窯區的產品有一定地域特點。除了陶瓷器中出現梅瓶外，宋代的金銀器中也存在梅瓶造型，1996年4月，四川彭州市西大街發現過一處宋代金銀器窖藏，出土金銀器多達350多件，其中有10件銀制梅瓶，均為錘揲加工成型，包括素面梅瓶、如意云紋梅瓶、鳳鳥紋梅瓶等，有些還附有銀制瓶蓋，從出土金碗上有“紹熙改元”紀年看，這批窖藏金銀器為南宋中期產品，少量為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產品，類似的宋代銀制梅瓶在國內博物館還有收藏，說明了宋代梅瓶的質材已從陶瓷擴大到到金屬制品。

宋代北方生產的梅瓶以耀州窯刻花梅瓶為代表。這件青瓷刻花梅瓶現藏于上海博物館，口徑7.5、足徑11、通高48.4厘米，造型挺拔修長，瓶腹無接胎痕跡，說明系一次拉坯成型，顯示了耀州窯制瓷匠師的高超技藝。由于長腹小底梅瓶不便于放置，耀州窯在北宋時期還創造出一種吐嚕瓶，造型上看如同將長腹梅瓶截去下半部，這種瓶型在北方名為吐嚕瓶，據說因酒從瓶中倒時發出“吐嚕”響聲而得名。河北定窯、磁州窯和河南扒村窯、鶴壁集、登封窯諸窯都燒造刻花梅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