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三顧茅廬圖，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收藏的帶蓋梅瓶和英國裴格瑟斯基金會收藏的元青花罐上均有此圖，前者通高38.6厘米，后者高27.6厘米。元代也有不少表演諸葛亮故事的雜劇，如《諸葛亮秋風五丈原》、《諸葛亮軍屯五丈原》、《諸葛亮隔江斗智》、《諸葛亮博望燒屯》、《諸葛亮掛印氣張飛》、《諸葛亮石伐陸遜》等，其中有的有流傳本，有的只存劇目，涉及上述史跡的傳本僅見一處，為王曄編寫的《臥龍崗》，惜只有劇名，未見傳本。瓷器上的“三顧茅廬”圖繪畫得相當精彩，梅瓶上的諸葛亮神情悠然地坐在茅廬內看書，頭梳雙髻的童子在庭院里掃地，另一側劉備居前躬身施禮，關羽拱手作揖、張飛緊隨其后，畫面構圖與《三國志平話》中插圖相類，但人物形象不盡相同，特別是瓶圖中關羽的扇形長胡子就是當時舞臺表演時戴的假胡子，十分夸張，關、張兩人的插翎之冠也與雜劇中的裝束相同，與插圖本明顯不同。罐中畫面繪畫得相當精湛，諸葛亮端坐在山石上，側身聆聽家童的報信，其旁立一雙手捧書的書童，籬笆外，身著織繡長袍的劉備躬身拜謁，關羽回首作阻止張飛吆喝狀，與《三國志平話》中書寫的“先生并關張直入道院，至茅廬前施禮，諸葛貪顧其書，張飛怒曰：‘我主是漢朝十七中山靖王劉勝之后，今折腰茅庵之前，故慢我主’。云長鎮威而喝之”的情節一致。但畫面人物衣飾線條飄逸，神情刻畫生動逼真，遠較平話中的插圖精美，顯然不是以平話的插圖為粉本，而應與當時流行的雜劇畫本相關。
7.江州司馬青衫淚圖，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法特博物館收藏的元青花梅瓶與日本德川家舊藏，現為日本松岡美術館收藏的元青花罐上分別繪有此劇不同劇情的畫面。梅瓶高35.6厘米、口徑5.5厘米；罐高26.7厘米。在以往很長一段時間里，此罐梅瓶上所繪圖案多被視為是《西廂記》中崔鶯鶯之母拷問紅娘的畫面劇情，然有研究者認為，紅娘身為丫鬟，老夫人在拷問她時，她不可能像瓶上所繪仕女那樣掩面而立，而應該像明人木刻插圖中所表現的“拷紅”畫面那樣，紅娘總是跪地對著崔母申辯的，因此梅瓶罐上所繪肯定應該不是《西廂記》，而可能應是元代馬致遠所撰《江州司馬青衫淚》中的場景中第二折的情節。
接下來有一個需要弄明白的問題是，元代制瓷工匠在青花瓷器上繪畫的這些故事圖時不可能事先將不同劇本的劇情記在腦子里然后默畫出來，而應是與元代浮梁瓷局所燒制的官窯器一樣是依照粉本繪畫的。浮梁瓷局的粉本是由將作院下屬的畫局提供的觀點已有研究者進行過探討，并得到了大多數研究人員的首肯，那么人物故事圖的粉本是由誰提供的呢？開始筆者以為應該是根據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建安李氏刊本《新刊全相三分事略》與元至治年間(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本《新刊全相平話五種》(上圖下文)一類小說的插圖繪畫的，然仔細對照后發現，盡管《平話五種》的插圖要比《三分事略》的細膩，人物形象也較之生動，但仍不如瓷器人物圖生動，人物的衣褶線條更不如瓷器的流暢自如，可見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圖應該另有摹本。上文論述可以證實，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圖多與雜劇有關，那么景德鎮制瓷工匠用作畫稿的也應該與雜劇有關。1980年，中國書店在一部《通志》的書皮中發現了元代(亦有認為是元末明初)刊本《新編校正西廂記》殘卷五面，間有插圖一幅半，表明元代確實存在根據戲曲劇情雕刻的版畫。相同的是在整理出版1908至1909年被俄國柯茲洛夫探險隊從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掠取的約5000件西夏-元時期的寫本刻本文獻和約2000件古代繪畫、雕塑、織繡、器物等美術品時發現了數件與金元戲曲有關的資料，一是元刻本，為未染麻紙，墨色偏淡，由于時代久遠，麻紙已損，但依稀能觀察到圖案的刻線繁復而流暢，表明元代有相當精細的版畫。二是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北曲雜劇即是受之影響形成的，表明在元雜劇之前已有戲曲刻本的存在。三是《隋朝窈窕呈傾國之芳容》圖和《關公圖》，如果說前兩個發現可以表明元代已有將戲曲人物故事雕刻成版畫的事例，那么后兩幅木刻版畫的發現，可以成為探討元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圖是否有粉本，粉本出何處的重要依據。俄國學者薩瑪秀克在《十二至十四世紀黑水城漢藏佛教繪畫》一文中對此作了頗為深入的研究，針對《隋朝窈窕呈傾國之芳容》圖(其文中稱之為《四美圖》)指出“沒有或沒有任何一部文學作品是把四個人同時寫進去的。這幅版畫的一系列特點都讓人想到，它定是某個文學原型的再現，須要在戲曲作品中去尋找”。同時她以明代戲劇《四艷記》為例，認為“四個美人命運的戲劇作品，有同時寫在一個劇本中的……四幕劇，名為《四艷記》，是已經失傳的劇本，也是我們推測這幅版畫的素材由來”。針對版畫的制作年代，有一些學者視之為金代作品，但薩瑪秀克不持金代說，認為“說這幅《四美圖》是屬于晚一點的年代——元代也是合適的，因為正是十三至十四世紀，被認為是中國戲曲的黃金時代……”薩瑪秀克的觀點與中國戲曲、版畫的發展更吻合。另一幅《義勇武安王》圖(其文中稱之為《關公像》)中的人物形態、服飾、神情，及四周陪襯的書有“關”字的大旗與松針、松樹枝干等刻畫，與青花瓷器的繪畫風格完全一致，特別是關羽，三縷美髯，濃眉大耳，束袖長袍，幞頭長靴，雙拳緊握、雙腳斜蹬，神情威武地端坐在椅子上，那裝束、那姿態與戲曲舞臺形象如同一轍。此《關公像》的制作風格與《四美圖》接近， 兩件作品的時代自然相同，元代作品的可信性很強，它們的出現，使得《通志》書皮中發現的一幅半戲曲插圖(其中一幅為“孫飛虎升帳”，另半幅標目無存)不再是孤例。尤值得一提的是兩幅畫面均有題款，前幅上部偏左一側印“平陽姬家雕印”，后幅左側上部有“平陽府徐家印”，都出自山西平陽的雕版印刷匠之手，只是出于不同工匠之手而已。據查，平陽是古代，特別是元代戲劇活動最活躍的地區，而且也是元代印刷業的中心，此處留存有不少與戲曲有關的文物古跡，此兩幅版畫雖出土于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但其是當時從平陽制作后流傳出去的作品。由于這兩幅版畫的尺寸很大，其高多在70厘米以上，因此有人分析它們應該是某一戲劇上演時用來宣傳的招貼畫，但也有人認為當是年畫更合適， 有的干脆說是招貼年畫，然不管是招貼畫還是年畫，抑或其他，圖中內容取材于戲劇這一點是相同的，同時從刻印的水平看，這兩幅雕版印刷畫遠較元代建安李氏、虞氏的小說插圖要高。元代景德鎮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圖應該是以類似黑水城出土的由平陽工匠特為戲曲制作的印刷畫為粉本的。這類通過雕版后再印刷的紙張畫便于攜帶，從北方平陽流傳到南方景德鎮是十分方便的。景德鎮制瓷工匠在以雕版印刷畫為粉本作畫時，既抓住了版畫注重人物神情姿態刻畫的特點，又保留了版畫上山石剔刻的犀利風格，使元代瓷器上出現了與其他青花紋樣別樣風格的畫面。從而，不僅填補了元代戲曲版畫數量的不足，而且也使部分失傳雜劇的劇情通過瓷器畫面保存了下來。這些精湛作品的問世，表明元代景德鎮窯的彩繪工藝已達到了其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