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和元代，南宋瓷和元代瓷，文天祥和忽必烈，兩個不同的朝代，兩個各不同的人和事。文天祥是南宋的靈魂，忽必烈是元朝的靈魂，前者是疾重難返，大廈將傾，豈能一人挽回？后者是驍勇善戰，知人善用，入主中原的大元帝國之君。一個是氣節而死，一個是挽用不得而痛惜。

　　在文天祥被俘的三年里，兩人多次間接交鋒，面對這樣一個大義凌然氣節之人，忽必烈明白了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由于非常器重文天祥的品格，未曾想早已引起了那些主動投降的南宋官員和與之交戰蒙古官兵的不滿。然而，忽必烈仍然心有未甘，在這一年的臘月初八決定親自出馬作最后的嘗試。這是兩個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會面。文天祥并沒有因為忽必烈的召見而感動，他以外臣之禮長揖不跪，對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謝。最后，忽必烈問：“汝何愿？”文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愿賜之一死足矣。”忽必烈無語，但很痛惜。文天祥離殿，寫了兩首絕命詩交給三年來照顧自己的張千載(毅夫)。張是文天祥的早年同窗好友，在文富貴時邀而不至，卻在文天祥押解途中自請隨行，三年里一直照料文的飲食起居。臨刑前，文天祥又寫了一篇《衣帶贊》藏于腰帶間。第二天，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處斬。臨刑一刻，監斬官告訴文天祥此時反悔還可以當丞相，文天祥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已經做完了。令斬。數日，元允文天祥之妻歐陽氏前來料理后事，在衣帶中發現了那篇《衣帶贊》。其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文天祥死后不久，南宋朝即亡。

　　朝代更替，文人生命難測，但氣節最終屬于自己。兩朝的瓷器，雖說是當時的當代藝術品，但述說著它們各自歷史、文化、藝術和技術的淵源和背景。它們的時代背景決定了它們各自的藝術特征。作為后人，對其進行評價，多多少少帶有自己的藝術偏好和價值判斷。但有兩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它們工藝藝術水平和文化藝術審美觀是否具有代表性。這一點來講，南宋時期的瓷器是符合中國文化整體審美觀的，無論是工藝的完美度和文化內涵，可以說南宋時期的瓷器是中國正統器物文化藝術的終結。

　　元之后，各種文化藝術的融合，器物藝術審美受這種多元文化的影響而走向新的方向。不可否認，元代器物藝術，尤其陶瓷藝術品經歷一段沉寂和糾結之后，展現了新的面貌，由傳統走向現代，由含蓄走向寫實。為以后700多年來開啟陶瓷新寫實主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