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所說的越窯泛指東漢至宋一脈相承的青瓷體系，窯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紹興、寧波等地，這里原系古越族人居住地，東周時為越國政治中心，唐時稱越州，越窯因此得名。
 　　唐代中期，余姚縣上林湖窯產品因質地超眾被朝廷錄為貢瓷，并置官監燒。此后，品質愈發晶瑩的越窯備受文人雅士推崇，有"類玉"、"類冰"及"千峰翠色"的贊譽。晚唐起，越瓷中的貢品又得了一個千古絕唱的"秘色瓷"稱謂。
 　　越窯品種十分豐富，有碗、壺、瓶、罐、盒、罌和雕塑等。同類器皿又有多種制式。以碗為例，分圓口、花口。圓口碗以斜壁呈45度的淺身敞口多見，據考證，當時主要用于喝茶，所以也叫茶盞。花口碗則有四瓣、六瓣等。上博展廳的晚唐越窯海棠式大碗就是花口碗中的佼佼者，因為器大規整，釉色青黃和造型酷似四瓣海棠花而顯名貴。壺又是一種特色器，形狀分盤口、直口、喇叭口，壺身有圓腹、瓜楞形腹、橢圓形腹等。唐代執壺最明顯的特點是短直流、小曲柄、體態飽滿。晚唐至五代，流與柄相對加長放大，腹體喜作成瓜果形。宋時則形體輕盈秀長，尤其流和柄，幾乎高于壺口。細辨這一時期的碗、壺、水盂等造型變化，可發現一些小規律：花口或瓜楞體呈四瓣通常為唐，五瓣系唐末五代，六瓣屬宋；直、短流的壺為唐，曲流或長曲流為五代或宋；平底足器物的年代相對較早，玉璧形底足多數屬唐中晚期之物，唐末五代出現了玉環形淺圈足，宋代圈足相對見高見窄。另外，由于疊燒法世襲沿用，鼎盛時期的部分越窯產品依然在器內可見到支燒痕，比如上博晚唐越窯海棠式花口大碗的碗內心就有支釘痕16個。這說明，唐末五代的越窯疊燒器皿未必都屬粗瓷，收集時當多一份細心。
 　　越窯燒瓷歷史悠久，底蘊十足。最讓人夢寐縈繞的是名傳久遠的秘色瓷。何謂秘色，史說紛紜：艾色；艾青色；色似煙嵐。至于秘色瓷，唐代詩人陸龜蒙最早提及，卻沒作具體交代。宋代趙德麟在《侯鯖錄》中雖有"今人秘色瓷器，越州燒進，為貢奉之物，臣庶不得用"的記載，只比五代"秘色為吳越國錢氏王朝專用瓷"的史錄略詳盡一點，但仍顯含糊籠統。千余年來，對傳聞沸沸揚揚的秘色瓷后世人不乏尋找，終因不得要領，以致相見不相識。1987年，陜西扶風法門寺唐代塔基的地宮內出土了14件越窯青瓷，在同時出土的《衣物帳》冊上意外發現這批青瓷被注明為秘色瓷，才使天下大白。這14件秘色瓷大多呈青綠色，部分是青灰色和青黃色。原來，神乎其神的艾色、艾青色就是越窯司空見慣的基本色調，而秘色瓷的外觀除多些花俏外，似乎還缺少些想當然該有的奇詭、新意和讓人心顫的恢宏。
 　　秘色瓷，或許因為有太多的撲朔迷離，或者是為了太多的贊不絕口，在已往的1100年里，人們不得不久久懷有一飽眼福的奢望。地藏物的忽然呈現，不知逆反心理使然還是秘色瓷之秘潛藏得實在太深，眼前之物不止今人感到平淡，甚或有一種被愚蒙的感覺。一位坦誠的專家直言道："也可以說法門寺的所謂秘色瓷可能有出自唐代鼎窯者。希望考古工作者，多方采集標本探索之。"
　　流散物的啟示
　　八棱短頸瓶是筆者幸獲的一件五代末越窯產品。同類器見鎮江市博物館有一件，被定名為"五代·越窯八棱蓋瓶"，系當地在1980年于宋墓發現的越窯珍品，同時還見諸于其它圖冊刊錄，或稱瓶，或稱罐，也有的稱之為秘色瓷。本文的這件八棱短頸瓶失蓋，高14.3厘米，短頸、直口、聳肩、淺圈足，肩塑蛙頭狀小系。口沿與底邊各飾淺刻單線一周，腹體八棱的兩側又豎刻長弧線，整體棱角分明，樸中見秀。此瓶除足端無釉露出致密的淺色灰胎外，通體滿釉，釉面晶亮瑩澈，色澤青綠溫潤。這些特點較符合五代上林湖窯體貌。上林湖越窯以質地細密、灰色胎壁較薄著稱，上乘之作不僅形體規整輕巧，平靜的釉質與胎骨還結合得十分緊密。五代時，素面與刻劃工藝并用使器物更具藝術性和趣味性。這件棱形瓶的外觀在此基礎上又別具特色：極薄的釉面雖不見開片，偏帶有幾絲撩人遐想的牛毛紋；色雖青綠，卻又夾些許灰調，并在上下體間微含色澤的交融。尤其讓人驚嘆的是瓶體的八方直壁僅0.2厘米厚。由此反映出的玲瓏秀巧和精工細作，可與一些明清時期的精品媲美。
 　　上林湖產品代表了越窯工藝的最高水平，史籍記載唐末、五代和北宋"唐民不得用"的貢瓷就出在這里。明嘉靖《余姚縣志》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時置官監窯，尋廢"，并引宋《談薈》"吳越時越瓷愈精，謂之秘色，即所謂柴窯也"，對秘色瓷的產地和含義作了詮注。現在，法門寺地宮內的出土物及帳冊上的文字已揭開了秘色與秘色瓷的面貌，也為今人尋找地面上的秘色瓷提供了依據。可是，在過去的十多年里，對秘色瓷的"秘"，陶瓷學界仍未取得一致見解，也不見秘色瓷標準器之研究報告問世。然而歷史留下的文字線索頗顯清晰，也有助于判斷。如：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924年記載：寶大元年九月使錢詢貢（后）唐……秘色瓷器…… 　　《十國春秋·吳越文穆王世家》935年：清泰二年九月，王貢（后）唐……全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宋會要·蕃荑》973年：開寶六年二月十二日，錢惟浚進……全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　　《宋會要·蕃荑》976年：開寶九年六月一日，明州節度使錢惟治進……瓷器萬一千事　　《宋史·吳越錢氏》976年：太平興國元年十月，太宗即位，……性貢……金銀扣器五百事　　《宋會要·蕃荑》978年：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二日錢性進……瓷器五萬事……金扣瓷器百五十事。
 　　由上不難窺見，同為吳越錢氏王朝貢瓷的越窯瓷，實際上檔次分明，或者說品級森嚴：有通言瓷器和秘色瓷器的越窯器；有簡稱金扣瓷器的貢瓷；還有直呼全名的全棱秘色瓷器。金扣是一種以金、銀包口嵌底或貼面的越瓷，全棱則指蓋與身帶棱帶角或器物通體有角有棱者。無疑這給秘色瓷的定性多了一條佐證。以上數據還可推算出秘色瓷的數量大約占越窯貢品總數不足百分之一，這又是一條線索，即所謂"越瓷愈精，謂之秘色"的精稀程度。從中還可以發現，全棱器、金扣瓷不僅少，還應該是王牌秘色瓷。這樣說的另一條理由不很復雜，因為，吳越國為求政治庇護，向有實力的大國進貢越窯青瓷的本身已說明了越瓷地位，而在史籍上能被道明全稱的器物，則肯定是一方保平安一方求實惠的交易雙方均能視作物有所值者。這一點很重要，在當時是國與國之間權其輕重的政治行為，于今日則是不能忽視的學術內容之一。
 　　綜觀越窯八棱短頸瓶，當有理由相信，它的薄胎薄釉、棱形體狀及釉質的玻化程度將給秘色瓷的研究帶來重要信息。特別是它可觀的存世量，短頸八棱瓶目前發現已有3-5件，長頸八棱瓶北京故宮就有2件，足以保證，要不了太久時間，人們一定能從這些古遺存物上截獲秘色瓷的全部奧妙。
　　法門寺秘色瓷帶來的困惑
　　已見天日的地宮14件秘色瓷是唐代懿宗皇帝奉獻給佛祖的珍貴物品，其中的八棱長頸瓶和二件銀棱碗顯然是具有典型意味的秘色瓷，而且堪當標準器。
 　　八棱長頸瓶陳放于地宮后室第四道門內側的門坎上，當時，"瓶內裝有佛教五彩寶珠29顆，口上置一顆大的水晶寶珠覆蓋"。據法門寺博物館韓金科館長考證，"這件瓶子在佛教密宗拜佛的曼荼羅壇場中是有特殊用途的"。因而決定了它不能與別的秘色瓷放在一起，故沒有被納入地宮《衣物帳》內。但從其青釉比13件秘色圓器要明亮，玻化程度更好來看，上博研究員陸明華認為"法門寺八棱瓶是所有秘色瓷中最精彩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作品之一，造型規整，釉色清亮，其制作達到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我們可以確認，這件八棱長頸瓶造型新穎，形態穩健，釉色晶瑩，在碟、碗、盤圓器中不愧為供養重器。
 　　另13件置于地宮中室并用紙包在一起的青瓷被《衣物帳》注明為："瓷秘色碗七口，內二口銀棱；瓷秘色盤子疊（碟）子共六枚"。
 　　銀棱碗，據考證亦即史載上的"金扣瓷"。這二件銀棱碗因年月侵蝕，出土時部分銀棱已顯剝落，并讓人們一目了然它那釉色偏黃的本相。所謂"銀棱"，實際上是裹在碗口與圈足上的一層薄薄銀箔，此二碗，因碗壁上例外地貼以五朵用金箔和銀箔鏤刻成金鳥銀花的團花紋圖案愈顯華貴別致。瓷器上采用"髹漆金銀平脫"技法作裝飾，系匯合古代漆器工藝和唐代金屬的"金銀平脫"工藝在瓷器上的一種創舉，也是目前僅見的絕品。它的制作遠比金屬件或漆器上的艱難：須在碗壁上將兩種互不親和的物質反復髹漆粘接，直至把金銀圖案與釉面堅固貼牢，再經修平、推光、研磨等多道工序方成。由于制作難度大又不易保存，髹漆金銀瓷器的發現為史說填補了空白。但美中不足，由于二口銀棱碗目前仍處在研究和重點保護階段，實物和圖錄均未能與公眾見面。
 　　遺憾的是，法門寺佛門魂寶自亮相后，代表越窯最高成就的秘色瓷并沒有得到應有的禮遇，特別二口銀棱碗，其泛黃的釉色，讓行家里手皺眉搖頭："從銀棱漆金平脫碗銀棱的脫落處，可以看到，其釉面偏黃，說明當時秘色瓷燒造過程中仍有不足，對此兩件秘色瓷采取其他的裝飾方法補救"。一度給人無限憧憬的秘色瓷，又以弱還原氣氛所特有的青黃面目，讓人們沮喪無比。
 　　倘若，釉色偏黃果真是一種缺陷，情急之下一時又找不到替代物，那么，金銀其外，敗色其中，出于無奈，這也符合邏輯。可是，用心細想覺得并無此種可能性。其一，被今人視為越窯正宗呈色的青綠色、湖綠色，從兩晉起已為數不少，如兩晉越窯雞首壺、東晉越窯褐斑蛙樽、南朝越窯刻花蓮瓣罐皆有目共睹，唐代就更普遍了。何故"置官監窯"后的"秘色"反倒遜于民間瓷，合格品少到了乃至皇上也陷入"以次充好"的尷尬境地？尤其在長達一年的佛骨迎奉籌備期間竟沒能燒出二件釉色不黃的貢瓷補數。其二，法門寺地宮系李唐皇室供養釋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圣地，自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閉后再未開啟過。據記載，地宮內絕大多數珍寶屬懿、僖二宗供奉，其中一件鏨刻"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銀金花香爐"字樣的銀薰爐重三百八十兩；許多器件乃系皇帝隨身攜帶的心愛物，并刻有僖宗當太子前的名謂。很難想象，為幾件秘色瓷，父子二人要在佛祖面前欺世盜名，徒冒天下大不韙。其三，色彩喜惡多與個人美學理念與素養有關，同時還受所處時代和環境制約，譬如南宋龍泉窯的粉青、梅子青，古人崇粉，今人重梅，不盡相同。以天青色為基調的宋官窯而言，在燒造的200年過程中有月白、翠青、油灰、粉青、灰青之別，這些釉色各領風騷，不惟討得歷代帝王關愛，也簇匯成一組龐大的"官釉"系列。有滋有味品出高低的是現代人，確切地說，是受近代價值觀左右，況且又只在乎于一、二種"顏色"，談不上美學。因而，現代的"燒造不足"和"釉面偏黃"之說，盡管在測試手段上不可否認是科學和進步的，于色彩認同上很可能屬一種自以為是的一廂情愿。進而再時光倒流至唐代，認定采取了"裝飾方法補救"，則有悖于歷史，也有失于公正。唐代，重豪華，嗜金銀，人所共知。以重彩裝扮供奉物，作為皇家，實在太自然了。
 　　此外，還有一個歷史演變過程被我們忽視了。據《唐會要》記載："開元十一年（712年），詔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古現瓷瓶，皆以銅為之，至唐始尚窯器"。從這則資料推斷，唐代，瓷器在"始尚"之初由于在人們概念中不如金屬器來得貴重，尤其唐代上層部分人士仍比較看重并習慣使用金銀銅器，導致瓷器的實際應用在開初階段并不順利，也無法與貴金屬抗衡。因此，秘色瓷的造型模仿金銀器，稱謂冠金銀名，甚至不惜用金銀作裝飾在當時就有了必要，連釉色也趨于"金鑾殿"（首創于唐代大明宮）之偏黃重彩。所以秘色瓷的釉色，反映出唐人獨特的審美取向。
　　被錯解的唐代證詞
　　最早提到"秘色"一詞的是晚唐詩人陸龜蒙（？-881年）。在題為《秘色越器》的詩篇中他吟道："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遺杯。"從詞意中我們感受到，秘色很美，宛如遠山秋色，充滿綠意野趣。可惜，這首詩，任憑眾人解讀千百回，每每提取的僅"秘色"與"翠色 "幾個字。于是，頂頂要緊的深秋季節"越窯開"時"千峰翠色來"的無限美景，在年代久遠的回蕩聲中被徹底誤解，最終，"秘色越器"的"千峰翠色"便心安理得地成了今日孤零零的一片翠色和一汪春水。
 　　陸龜蒙萬萬沒有料到，他一個不留神，竟把人們引入了湖邊一隅。倘若他意識到"秘色越器"詞句將萬世傳誦并被陶瓷學界廣泛引證為據，想來一定會小心翼翼地在當初附上一注的，這樣，大可引得人們如同領略畫家筆下"橫看成嶺側成峰"一般，來讀懂他詩意中氣象在眾多贊賞越甌的唐代吟賦中，被譽為"茶神"的陸羽（733-約804年）所著《茶經》當數份量最重，評價最透徹。陸羽說："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又次，或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
 　　平心而論，陸羽的識鑒恰到好處。他對瓷業很在行，一口氣點出7個窯口。也精于此道，在將鼎窯與越窯作了區別之后，又單單列舉出白瓷表率者的邢窯與青瓷領頭羊的越窯作強強比較，這和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之說不謀而合。但是，憑著直覺，陸羽更愛越瓷。愛在什么地方？陸羽說：在釉質，在光澤，在呈色上，即"類玉"、"類冰"、"青而茶色綠"。陸羽的比喻實在精到無比。由幾把泥土化作的青色結晶上竟擁有天地間三寶：它滋潤絢麗像塊美玉；又晶瑩可鑒賽過薄冰；間或還伴有透心涼爽秀色可餐的青綠。而這等美瓷，視作通靈寶物，言為秘色瓷器，恐怕一點也不為過吧。可惜，秘色瓷這個新名詞的發明權不屬于陸羽，這已是稍稍以后的事情了，盡管當時陸羽上手的分明就是一件精妙絕倫的越州精品，亦即后來所謂的"秘色越器"。
 　　生卒年月先于陸龜蒙的陸羽，堪稱"瓷神"。試想，在交通不便，資料匱乏的中古時期，一個能以獨到見地對跨度為現時六省所轄窯口的各式瓷"甌"作出曠世評價的，不屬"鑒賞家"、 "瓷神"一類人物，又該作何論？可是，陸羽注定只能是"茶神"，我們也注定要在"秘色"上轉圈圈一千年。即便他近乎天使般神覺的"類冰"、"類玉"詞，已采用了可見深度和富有思維形象的字眼予以充分表述，而且他概括為主要特征的"類冰類玉"四個漢字，也世世代代地被人們無處不至地引用。然而，人們終究沒能把陸羽的"類玉類冰"句與"秘色瓷"特性予以真正的劃時代聯結。于是，自打把詩人眼見之色與鑒賞家手中之物統統錯覺錯位的一刻起，世人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南轅北轍之中。
 　　有關秘色瓷始燒年代，以前有二種說法。一為五代之說。這一觀點，所依據宋人趙德麟《侯鯖錄》及曾嵫《南齋漫錄》的"吳越秘色窯，越州燒進，為貢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解釋，長期以來被明清兩代專家學者普遍認同并成為陶瓷學界主流。至1982年，新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仍以該觀點為說，是因為五代的錢氏朝廷向后唐、后晉和遼、宋王朝進貢的越瓷均翔實地反映在《十國春秋》、《吳越備史》、《宋史》、《宋兩朝供奉錄》等文獻內，這為史證。爾后，"近二十年來，這類越窯青瓷在考古發掘中也出土過不少，吳越國都城杭州和錢氏故鄉臨安先后發掘了錢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郊玉皇山麓錢元鯧墓、施家山錢元鯧次妃吳漢月墓、臨安縣功臣山錢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中國陶瓷史》），這為實證。故"五代始燒秘色瓷 "之說在法門寺發掘前，基本上令當今陶瓷學界深信不疑。一為晚唐之說。由于此說歷來缺乏較明確的歷史背景和強有力的發掘實證，持這一觀點者主要以晚唐詩人陸龜蒙和徐寅在篇名中有"秘色"一詞固守陣地。該觀點雖不乏飄緲，卻亦先知先覺。及法門寺地宮藏物發現，"秘色瓷始燒于晚唐"之說終在1995年初于上海舉行的《越窯·秘色瓷國際學術討論會》上被眾專家學者基本贊同。
 　　筆者認為，秘色瓷的創燒年代尚可再早些，應當追溯至陸羽中晚年所處的時代，即八世紀末的中唐晚期。理由是陸羽記入《茶經》的"類玉、類冰、瓷青而茶色綠"之越甌，實際上是一種地道的秘色瓷。
 　　筆者還以為，秘色瓷的"秘"，淵源于燒窯上的厘缽單件裝燒工藝，并非色之純粹。秘色瓷的色，色彩紛呈各顯其妙，只在某些情況下，才顯示真"秘"，那也屬"天成"之趣，即窯技上的"奇詭"。 萬新的千重色度。其結果，自然就會大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