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15年春（公元1145年），南宋臨安城內盛傳這樣一則故事，說是一名乞丐拿著一個天青色的大碗乞討，此碗精美之致，可與修內司官窯媲美。消息傳到高宗皇帝趙構那里，他急召主管修內司的吏部郎官李椿詢問。
主管修內司的李椿聞知此事后大驚失色，官窯瓷器，原是秘不示人，一個乞丐拿著與官窯瓷器類似的大碗在都城沿街乞討，豈不是貽笑大方？于是，臨安城連夜搜查，終于在城門的橋下找到了這個乞丐。
經過審訊，這名乞丐是北地洛陽人氏，金人入侵時，家道破落，行乞度日。這個大碗，是他在汝州乞討時，一名燒窯的女子所贈。乞丐陳述自己真不知道此碗的貴重，從汝州到臨安，一路顛簸，他就靠這個碗吃飯喝水，并沒有覺得它有多么金貴，他用了將近10年，也沒人盤問此碗的來歷。
女人燒窯，從前朝至今沒有先例，李椿看乞丐忠厚，說的也不像假話，便賞賜了乞丐少許銀兩后，將其釋放。
拿到了汝瓷大碗，李椿不敢懈怠，他將大碗呈送給了高宗皇帝，趙構看到大碗內燒有“朱家紀之”四字。碗的釉色像千峰疊翠，青中泛藍，溫潤純凈，與修內司的官窯瓷器相比，宛如天地之別。只可惜是乞丐用過的穢物，高宗皇帝覺得膈應，就對李椿說：“前朝制瓷，似乎沒有留字，你將此碗拿到修內司，著工匠們看看，是否能將此等釉色燒在宮中瓷器上。”
修內司官窯在臨安。李椿來到窯場后，叫來了官窯場的總師傅張伯遠，宣讀高宗皇帝的口諭，并讓他看了看汝瓷大碗。張伯遠盯著大碗看了半天，他瞅著碗底的“朱家紀之”四字，連說了幾個“不可能”，放聲大哭。
李椿覺得奇怪，問道：“張伯遠，你為何痛哭呢？”
張伯遠跪在地上說：“啟稟大人，小人就是汝州府人，這件瓷器像我岳父家燒制的。小人和岳父、內弟隨大軍南遷到臨安，走時家中只有賤內和幼子，我岳父家還有個岳母和小內弟，金狗入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小人以為，家人已被金賊所殺，可這碗上的‘朱家紀之’四字，又分明是賤內所書，小人在想，莫非我的家人還在？”
李椿問道：“張伯遠，你是不是思鄉心切，胡言亂語呢？”
張伯遠跪在地上連連磕頭說：“小人不敢，我不是胡說，大人如果不信，小人的泰山還在臨安城內，大人不妨喚來詢問。”
衙役們來到了臨安城，找到了已從修內司辭工的老工匠朱崇山，朱崇山一見大碗上“朱家紀之”四字，老淚縱橫，抱著大碗哽咽著說：“李大人，這碗確實是小老兒的女兒豆娘所燒，當年小老兒燒窯的時候，我家豆娘常常送飯，小老兒教過她燒窯和配釉。”
汝瓷古瓷片（帶朱家字樣）
朱崇山是汝州著名的工匠。他在汝州大峪東溝燒窯，當年徽宗皇帝指令汝州燒制汝窯器，朱崇山被請到汝州城里專門為皇帝燒瓷。靖康國難，朱崇山和女婿張伯遠隨大軍南遷，走時匆忙，女兒豆娘一家留在了汝州。
北宋的時候，實行的是募兵制，汝州的工匠按照法定年齡都服兵役，朱崇山和張伯遠隨大軍參戰，九死一生來到了臨安。高宗皇帝在臨安建都后，朱崇山和張伯遠奉旨在老虎洞燒制青瓷，因為窯土的不同，朱崇山直到離開窯場，也沒燒出前朝青瓷的神韻。
按照過去的燒瓷，是不能在瓷器上燒上窯場的印記，這個“朱家紀之”四字，唯有在朱崇山離開汝州后，才會燒制。
看來是豆娘她們還在，朱崇山和張伯遠在嚎啕大哭的同時，也覺得上天有眼，讓他們的家人沒遭涂炭。
其實，在朱崇山和張伯遠離開汝州后，豆娘一家一直在尋找家人的下落，她們輾轉來到了汝州的嚴和店，靠與人漿洗度日。父親和丈夫生死不知，母親又因思念家人撒手西去。為了糊口，豆娘帶著幼子和弟弟又重新撿起了家傳的手藝，燒制汝瓷。她無時不刻思念家人，尤其是丈夫張伯遠，結婚三載，夫妻恩愛，舉案齊眉。然而，山盟雖在,錦書難托，戰火連綿，音信皆無。她唯有以淚洗面。
為了尋找家人，豆娘想了個辦法，就是在自家燒制的瓷器上寫上字，她知道她燒的瓷器都是使用品，不定什么時候，老天開眼，讓尚在世間的親人看到瓷器。朱崇山讀過幾年學堂，燒窯后他教過女兒寫過字，這帶著“朱家紀之”四字的瓷器走州過縣，還真的陰差陽錯地到了臨安。
李椿看著朱崇山翁婿淚流不止，動了惻隱之心，他將詢問的過程上奏給了高宗皇帝。
趙構在金鑾殿召見朱崇山和張伯遠。聽完了他們陳述后，問道：“朱崇山，你隨朕來臨安多少年了？”
朱崇山顫顫巍巍地說：“啟稟皇上，小人與犬婿自靖康二年追隨圣駕，至今已一十八冬。”
趙構聞知噓噓，長嘆一聲說：“故國飄零，你等隨朕顛簸流離，嘗盡了苦難，這樣吧，朕賜些銀兩，你和張伯遠返鄉去吧。”
朱崇山和張伯遠聽到高宗皇帝的話，大哭謝恩。
紹興18年冬，朱崇山和張伯遠輾轉返回了汝州。在嚴和店，一家人終于團聚到一塊。此時，張伯遠的兒子張繼宗已娶妻生子。
同時在嚴和店，朱家窯名聲遠揚，以瓷尋親的故事被說的神乎其神。
后人為記載這段經歷，寫了一出《汝窯傳書》的地方戲，傳唱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