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瓷窯眾多，絕大部分是民營制瓷手工業，在眾多的民營瓷窯之中，少數產品質量好的，地距兩宋都城較近的瓷窯被宋宮廷看中，在燒民用瓷器的同時，也為宮廷燒造一定數量的宮廷瓷器，這類瓷窯有定窯、耀州器、鈞窯、景德鎮窯和龍泉窯。宋代還有三個瓷窯產品為兩宋宮廷所壟斷，燒瓷全部供宮廷專用，失去的商品瓷的性質；三個瓷窯是浙江余姚越窯、河南開封的北宋官窯和浙江杭州南宋官窯。現分述于后。

浙江余姚越窯

越窯燒青瓷有悠久歷史，唐人陸羽列為六大青瓷名窯的首位。五代吳越錢氏為了結納中原中央朝廷的后唐、后普、后漢、后周以及宋諸政權，無不稱臣進貢，貢物之中除珍寶外，越窯青瓷也列為貢品之一，錢氏以中原統治者貢奉之多，次數之繁以及態度的虔誠。都超越了歷來地方割據政權稱臣供奉的程度。越窯由于有此政治上的特殊需要，錢氏立國后就把它壟斷起來，年燒瓷器除自身使用和做為貢品之外，臣僚及百姓都不能使用。

據《冊府元龜》、《宋史》、《十國春秋》、《吳越備史補遺》及《宋兩朝貢奉錄》所載，宋立國之初，從開寶到太平興國十年之間越窯貢奉青瓷竟達十七萬件之多。宋·周密《志雅堂雜鈔》諸玩條有“李公略所藏雷咸百納琴”，“兩傍題云，大宋興國七年。歲次壬次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監越州窯務趙仁濟”記載。可知自吳越錢氏入朝、納土稱臣，越州窯務已由宋朝廷接收，并設官監察院燒，但設官監察院燒的時間似乎并不長。因為明嘉靖刊本《余姚志》，〈風物記·雜物〉條有“秘色瓷器初出上林湖，唐宋設官監窯，尋廢”的記載。尼外還有當時越窯所產的實物可以作證。故宮收藏越窯器中有“端拱元年戊子歲十二造”十二字年款盒蓋一件。盒面光素無紋飾，僅刻文字，與五代到宋初越窯精致劃花盒相比，質量相差懸殊。另一件里刻“淳化二年·····”年款碗，胎釉都很粗糙，找不到一絲“千峰翠色”的痕跡，此外，見于著錄的腹部刻“元豐三年”年款的雙系蓋瓶，不過是一般陪葬的大路貨。這些實物標本顯然都不是官監察院時期貢奉朝廷的作品?？磥砉俦O察院停廢的時間也就在太平興國七年至端拱元年七、八年之間。

至于越窯官監停廢的原因，據現在已知的材料推測，大約此時北方諸瓷窯中定窯、耀窯燒瓷工藝有很大的進步，定州白瓷刻花器的雅潔素凈，耀州青瓷刻花器比之越窯器更是青出于藍，宮廷 用瓷已無須取給于越州窯了。而越窯也自官監停廢以后，大約也有一部分熟練的工匠走散，越窯轉向民間，生產民用的大路貨，產品質量下降，在競爭中，后來者居上，越窯的盛名也漸次為其他青瓷諸窯所取代。

汴京官窯

汴京官窯是北宋的官窯，也是一個無法從窯址取證的一個瓷窯。關于北宋官窯也僅有南宋人顧文薦〈負暄雜錄〉中的一條簡單記載，僅云：“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顧文薦雖是南宋人，”雜錄“而以”負暄“名，應是作者老年閑居時的著作，行文也是老年憶舊時的語氣。所以這條記載應當是可信的。顧文的所謂“宣政間”，即是宋微宗政和到宣和十五年間（1111-1125年）。宋微宗是一個紈褲子弟型的帝王，他能不惜民力到江南采運花木竹石，即所謂花石綱，在汴京設一個專燒宮廷用瓷的官窯，更屬可能，宋微宗風雅自命，能詩能畫，并仿制古代銅器，好古成癖，疫窯燒造他所指定式樣的瓷器，不僅可能，而且必要。但是由于汴京入金以后，有幾次大的黃河泛濫成災，宋汴京城遺址早已掩埋于泥沙之下，據古遺址鉆探所得資料，宋汴京遺址深埋在今開封市地下六公尺深處。而且黃河在開封上下，河床高于地面，成不地上懸河，開封存地下水位很高，考古發掘也難以進行，況且地面遺跡一點不見，也無從入手。風乎是無法取得實證。

因為文獻材料太少，窯的有無又不能以窯址作證。因此尋汴京官窯問題就有許多分歧的意見，迄今關于汴京官窯問題，主要三說。

一說認為汴京官窯即是汝窯。特此說的根據可能來自《格古要論》謂汴京官窯器“色好者與汝窯相類”。但是好果比較兩窯傳世的實物標本，兩窯燒造器物的造型并不一樣，釉色也有關別。汴京官窯和汝窯是兩個窯，而不是一個窯。況且，據明初人曹昭的意見也分明說的是兩窯，只是他所見的某些官窯器色澤類似汝窯器。

第二說者以明清兩代談瓷諸書只說“官窯”而不言“汴京官窯”，據此否定有所謂“汴京官窯”。但此說看來也難以成立，因為南宋人寫的《負暄雜錄》早已明確提到有汴京官窯。此外南宋人葉真《坦齋筆衡》在論到南宋修內司官窯時也明說修內司官窯是“襲故京遺制”，實際上暗示了“故京”也有官窯，只是當時去北宋未遠，汴京之有官窯不如后世之成為問題，故略而未提而已。

第三說則認為汴京官窯與南宋杭州“修內司官窯”都同樣存在。此說主要是從經較兩窯傳世實物與南宋郊壇官窯標本立說的，說者以傳世品官窯圓洗為例作了剖析。洗的形狀是器身接近垂直而微外敞，平底，里外施滿釉，底部用支釘支燒，與汝窯的施釉支燒方法相同。它們之間應有某種關系，或是汝窯給汴京官窯為薄，釉色也有顯著區別。官窯傳世品中還有一種帶圈足的圓洗，圈足寬而淺，露紫黑色胎，用寬圈足支燒，洗底沒有支釘，底部處理與支燒方法與汝窯及汴京官窯迥然不同；但這類圓洗在杭州烏龜山南宋郊壇官窯遺址里發現了這類標本，從而證明這件寬圈足圓洗是南宋郊壇官窯的產品。可是就這件洗的釉色，卻與用支釘支燒的汴京官窯洗大體相同，都是粉青色，施釉較厚，與南宋葉真《坦齋筆衡》年謂修內司官窯“釉色瑩澈”、“襲故京遺制”說法相合。

杭州修內司官窯

北宋汴京官窯隨著北宋王朝的滅亡而終結，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另立新窯，這是汴京官窯的繼續，因稱南宋官窯。最早見諸文獻著錄的是南宋葉真《坦齋筆衡》，“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后苑，號邵局，襲故宮遺制，置窯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范，極其精致，油色瑩澈，為世所珍。后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余如烏泥窯、余杭窯、續窯皆非官窯比，若謂舊越窯，不復見矣”。這里明白指出修內司窯也稱“內窯”。事業有內廷及大內的用意。也指出修內司官窯是仿汴京官窯形制特征燒制的，用澄泥做坯，制做極其規整，由于釉色晶瑩透澈而受到珍視。明初曹昭《格古要論》說：“官窯器宋修內司燒者土泳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品鐵足，色好者與汝窯相類，有黑土者謂之烏泥窯，偽者皆龍泉所燒者，無紋路”。曹昭說修內司官窯特點是胎細釉潤、色青帶粉紅，釉有深淺之分，有蟹爪紋開片和紫口鐵足特征；他概括的幾點比《坦齋筆衡》具體，紫口鐵足，蟹爪紋等一再為明清兩代文獻所引用，修內司窯的燒窯地點在鳳凰山下。此說見于高濂《遵生八牋》，半個世紀以來中外研究修內司本倒為數不少，日人米內山庸夫有《南宋官窯の研究》一文，所列的標本有青瓷、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各類標本，青瓷標本種類繁多并有精粗之分。似乎可以肯定，米內山庸夫采集到的標本多數不是修內司官窯的產品。因為沒有任何文獻資料說到修內司官窯燒過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就是他采集的青瓷碎片似乎也不都是修內司官窯的標本。因此修內司官窯遺址究競在鳳凰山下什么地方到今還沒有搞清楚。

《坦齋筆衡》里提到的“后郊壇下別立新窯”，是南宋初期設立的第二痤官窯，也稱“郊壇官窯”，它的窯址在今天杭州市南郊的烏龜山一帶。早在本世紀初期，窯址已經被人發現，瓷片零星流落到古董市場。由此引起中外大型 陶瓷的人們的注意。1930年以后到烏龜山郊壇官窯遺址訪古還大有人在。五十年代浙江省文管會對窯址進行了小規模試掘，發現了窯爐一座與瓷片、窯具等，歷年郊壇官窯遺址出土的標本，胎土呈黑灰以至黑褐色、胎較薄，施釉較厚，釉有粉青、炒米黃等多種色澤；器型除習見盤、碗、碟、洗等之外，仿商周秦漢古銅及玉器者甚多，顯然是受北宋微宗朝帝王提倡的仿古復古風氣影響，這類仿古器皿只能是作為宮廷陳設用品而生產。郊壇官窯遺址中遺物比較豐富，其特征又與文獻記載頗多吻合。此外，《遵生八牋》中還有“官窯品格，大率與哥窯相同，色取粉青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紋取冰裂鱔血為上，梅花片墨紋次之。細碎紋，紋之下也”之說。按照高濂的說法，官窯與哥窯一樣，無法區分，因此他只能把兩窯并列在一起。但就目前傳世的官窯和哥窯瓷器而言，應當說大體是可分的，不可分的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高濂在書中把官、哥二窯瓷器分為四個等級，即妙品、上乘、中乘和下乘四種，每個等級都列舉有器物名稱；如上乘作品中的“方印色池、四入角印色池”；中乘作品中的“菱花壁瓶、提包茶壺、觀音、彌勒、洞濱神象、螭虎鎮紙”；下乘作品中的“徑尺大盤、夾底盆、蟋蟀盆、佛前供水碗”等等器皿，絕大多數是元、明兩代景德鎮民窯仿宋代官哥二窯的作品，元后期興起了一股仿宋名窯的風氣，入明以后幾乎代代都有仿制，高濂的書刻于明萬歷十九年，高濂所見傳世中這類仿宋官、哥二窯瓷器的數量也確實不少，其中書六字官窯青花款的，屬于明宣德、成化時期。高濂列舉的既是仿造品，那么他所歸納的特征描述當然也把仿造品包括進去，而官窯、哥窯的真正面貌，反而不顯。官、哥兩窯既有宋代的，又有元、明及以后歷代的仿制品，加上明后期以來的文獻又誤把仿品當真品而予以概括描述，給辨別真偽無疑增加了不少困難，這只有依賴考古發掘的資料，才能澄清陶瓷歷史上的這類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