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宋六陵遺址考古發掘
宋六陵，為南宋時期歷代帝陵所在。2018年以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組織發掘了一號陵園遺址和二號陵園遺址。一號陵園遺址范圍內，基本確定了一號陵園的中軸線建筑和園墻范圍，并探明了該陵園內攢宮墓穴的具體位置與規模。二號陵園位于一號陵園東側約120米處，2019年主要揭露了一處大型夯土臺基，并初步發現了臺基兩側的回廊結構，為2020年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紹興南宋皇陵南陵區航拍
2019~2020發掘區域航拍
2020年的工作以2019年發現的一號臺基（F1）為出發點，分別向東、西、南三個方向進行擴方發掘，在遺址南側揭示出了一處規模更大的夯土臺基和東側回廊臺基，以及西側回廊的局部，并由此明確了兩座臺基之間的大型庭院的范圍。
二號陵園初步平面圖
夯土臺基（編號F2）位于一號臺基中軸線以南，兩者間距24米。F2遭到嚴重破壞，除北側保存狀況較為清晰外，東、西、南三側均殘損嚴重。推斷F2面闊約50米，進深約25～30米。臺基表面殘存部分磚構磉墩基礎，結構與F1的磉墩基本一致，但體量較小，邊長僅1.2米左右。F2東西兩端與東、西回廊完全連通，包邊條石也在與兩廊的連接處折而向北，一直連接到F1東西兩端。
兩回廊與F1間距各約7米，其間各有一長條形夯土帶與F1相連，夯土帶外側亦有石構包邊的痕跡。東回廊保存較為完整，南北全長約50米，東西殘寬3米多。西側回廊殘損較為嚴重，但與F2連接部尚較清晰?；乩葍缺诎吺cF2北壁包邊石共同圍合成一個凹字形封閉式院落的空間，面寬達45米。
臺基上層填土內出土了大量散落的磚瓦構件，類型與近年來所見基本一致。瓦當紋樣多數為不規則花卉紋，對稱蓮瓣紋極少見?；乩葨|壁外，出土了數量較多的龍泉窯青瓷和吉州窯白地黑花瓷殘件，胎、釉品質均較高。
經過發掘，我們對二號陵園的整體建筑布局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雖然尚未完整框定二號陵園的整體范圍，但可知其空間尺度遠大于一號陵園。鑒于目前二號陵園的兩座大型建筑內均未發現龜頭殿石藏遺跡，初步判斷該組遺址應為某帝陵攢宮的輔助陵園——下宮遺址。這也將為我們下一步完整揭示該帝陵的上、下宮陵園結構打下重要的基礎。（供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號陵園F1全景
二號陵園F2臺基北邊緣
二號臺基、西回廊與中央庭院
F2 磉墩
瓦當
瓷碗
高足杯
臨安天目窯遺址考古發掘
敖干2號窯位于 “天目窯遺址群”分布區內敖干水庫西北側，是一處燒造時間較長、產品類型多樣、堆積豐富的具有代表性的宋元時期瓷窯遺存。龍窯窯床位于山谷西北側坡地，依山勢而建，坡度約為6-9°，方向約為北偏西20°。
發掘區整體航拍圖
2020年度主要的發掘對象為龍窯和產品廢棄堆積，發掘面積500平方米。
龍窯于山坡上開鑿而成，長21.4米，寬2-2.7米，分室建成，前后共8間。窯室面積由北向南逐間擴大，產品主要分布在后三間窯床上。西側窯壁保存較好，窯壁殘留有一到三層磚，東側窯壁較殘，多數僅余一層磚。窯床底部普遍墊一層黑色沙土，部分方在黑色沙土下還有高嶺土的痕跡。窯頭處內收，呈刀把形。窯尾處清理出排煙道共19個，未發現煙囪痕跡。除龍窯主體部分外，對龍窯東側的廢棄堆積也進行了全面的發掘，產品廢棄堆積主要集中在山谷東南側，呈饅頭狀隆起。
龍窯航拍圖
隔墻（由北向南攝）
窯內產品（由南向北攝）
該窯址產品以青釉碗、盞類為主，灰、白胎，大多數為青黃色釉，少量飾刻劃花、凸棱。明火疊燒于窯床之上，黑釉瓷器多疊燒于青釉瓷器上。窯具有窯柱、墊圈等，以窯柱為主。
敖干2號窯是天目窯址群首次進行的主動發掘項目，是黑釉瓷器的主要燒造址之一，其分室結構是當時民窯燒造技術進步的典型例證，為進一步了解天目山窯址群的具體面貌提供了新材料，為未來的發掘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是反映浙西地區茶禪文化和研究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實物例證。（供稿：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敖干2號窯采集：15窯壁
Y1①：24 黑釉碗
Y1①：27黑釉盞
Y1①：16黑釉盞
D1①：15青釉盞
D1①：14青釉碗
永嘉馬鞍山元代龍泉窯遺址考古發掘
2020年4月，為配合杭溫高鐵建設，溫州博物館聯合永嘉縣文物館對永嘉馬鞍山窯址進行考古發掘工作。
馬鞍山窯址位于永嘉縣三江街道南岙村馬鞍山南麓，西距楠溪江約1.5公里，南距甌江約4公里，在其北側不過500米處即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坦頭窯址。本次考古發掘工作揭露面積近230平方米，揭露出龍窯1處（不同時期窯尾3處）、儲泥池1處。
龍窯全景
龍窯斜長35.5米，內寬約2.2米，窯墻殘高為0.2米~1.6米，底部由磚壘砌，上部則由匣缽壘砌，部分窯墻直接由匣缽從底部壘砌而成不見磚塊。窯床可大致分為前后兩段，前段坡度為16°，后段坡度為12°。儲泥池位于龍窯東側，平面呈圓形，由匣缽壘砌，內徑約為1.5米，深約1.2米，底部鋪有塊石。
三個不同時期窯尾
通過現有材料我們初步判斷，馬鞍山窯址年代為元代中晚期，產品特征與龍泉東區窯場較為相似，產品類型包括盤、碗、洗、高足杯、爐、小口罐、粉盒等等。在蘇太倉樊涇村元代遺址和福建平潭大練島元代沉船中發現了與馬鞍山窯址相似的雙系小口罐，故推測馬鞍山窯址也有部分產品為外銷瓷器。（供稿：溫州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儲泥池
盤
盤
雙魚洗
洗
平陽雅山明代呂氏家族墓地考古發掘
呂氏家族墓地位于溫州市平陽縣昆陽鎮雅山社區馬鞍山北麓。2020年平陽寶龍世家項目建設時調查發現，經國家文物局審批同意，10月至12月，溫州博物館主持進行正式考古發掘。本次工作共清理土壙磚石墓5座13室，發現磚、石墓志10方，出土銅帶扣、銅發簪、環形金吊墜、銅框木雕帶板、銅步搖等各類文物13件（組）。根據墓葬形制、位置分布、志文內容及《呂氏宗譜》的相關記載，基本可以確定為呂洪及其父母、子孫前后五世共18人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跨越正統至萬歷的整個明中期，前后延續近一個半世紀。
平陽呂氏家族乃名門之后，根據墓志及宗譜記載，其祖上可追溯至宋代名臣呂公著、呂祖謙。平陽呂氏以呂洪成就最為顯赫。呂洪（1417-1485），字大正，號晉齋，平陽城西白石里人，是溫州地區著名歷史文化名人，方志多有記載。呂洪一生為官清正，風裁凜冽，歷任廣東道監察御史、江西巡按、云南按察副使、廣東按察副使、按察使等職，政績斐然，頗得圣意民心，辭官后致力于地方文脈傳承。
呂洪墓前神道原本設置有石柱、石馬、石羊、石虎、文臣武將等墓儀石刻各一對，墓表立碑銘5方，用度符合官階，不逾禮制，惜已不知所蹤，本次調查多有發現。另外，為表彰其功績，雅山村曾有為呂洪所立“經魁”“進士”“峨豸”牌坊三座，在平陽縣城白石河與市心街曾有為其所立的“繡衣”與“廉憲”牌坊兩座。
呂氏家族墓地的發掘，較為完整的展現了明代平陽呂氏家族的興衰與傳承，堪稱明代品官家族墓地的經典案例；墓地格局清晰，長幼有序，單體墓葬內位次排列獨具特色；墓葬封埋深邃，結構清晰，用料考究，隨葬品完整成套；出土的墓志多數志文清晰，記述詳細，補充了《呂氏宗譜》記載的缺失，并糾正了部分訛誤，為浙江地區明代家族墓地格局、墓葬形制、喪葬習俗、平陽地方史和中國呂氏宗族譜系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實證依據。（供稿：溫州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呂案夫婦合葬墓正視
呂洪夫婦合葬墓全景
呂洪墓志銘
呂云鶚家族合葬墓俯視
呂云鶚家族合葬墓正視
呂云鶚墓志銘
平陽明代呂氏家族墓地航拍
平陽明代呂氏家族墓地全景
云鶚妻馮氏墓志銘
紹興陽明故里遺址考古發掘
紹興市王陽明故居遺址位于紹興古城西北側，西小河歷史街區內。因早期擾亂嚴重，王陽明故居遺址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目前僅包含石門框、飲酒庭、碧霞池和觀象臺4處單體遺跡，其余區域盡為現代民居所疊壓。
遺址位置示意圖
2020年5月中旬起,為配合紹興市陽明故里環境整治與開發利用工程，經國家文物局批準，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紹興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陽明故居遺址進行考古發掘。
截至目前，遺址內共發掘揭露了南北向分布的呈中軸線對稱的兩進院落，基址范圍清晰，結構較為完整。
建筑基址分布圖
第一進院落：發掘出門屋西界墻以及部分石鋪地面，門屋進深約17米，東西跨度約32米；一進大廳（F1）南北進深19米，東西面闊約32米；前月臺進深3.75米，東西跨度15.5米；后月臺進深5.5米，東西跨度6.9米。
第二進院落：院落進深19米，東西跨度約32米，保存了部分庭院石鋪地面；連接一、二進兩座大廳的甬道一條，以橫向石板鋪成，長13.9米、殘寬2.2米；二進院落西南角發掘清理出一條石構排水暗溝（G1）以及部分磚鋪地面。二進大廳（F2）面闊與F1相同，進深達20.8米。經初步擴方發掘，F2的北側中央也發現了疑似倒座抱廈的基礎。目前沿中軸線向北做擴方發掘，發現了部分三進院落建筑基址，并在三進院落東南角發掘清理出一條石構排水暗溝（G2）以及部分石鋪地面。接下來，我們將繼續深化考古發掘工作，以期完整揭示王陽明故居的全貌。
排水暗溝石鋪地面
三進院落建筑基址
排水暗溝及石鋪地面
王陽明故居遺址的考古工作，初步明確了王陽明故居的核心建筑基址，為陽明故居遺址的保護、利用以及建設提供基礎的學術支撐；首次揭示了陽明心學傳播地的真實面貌，對增加紹興歷史文化內涵，深化陽明心學文化遺產價值的展示和利用，都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供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富陽新登縣城遺址考古發掘
新登古城為杭州市市級文保單位，是目前浙江省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墻之一。為配合新登古城有機更新項目，受市園文局委托，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20年上半年始對古城更新一期工程范圍內相關區域進行系統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并在城門發掘、城墻城河解剖和揭示古城建造歷史的唐、宋、明清時期遺跡發掘等方面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
本次城門的發掘主要涉及南、西兩城門，其中南城門保存相對完整。發現明清時期南城門的門洞、城門外道路、馬道等遺跡。南城門門洞寬2.8米、縱深8.2米。殘高0.65-1.76米。門洞兩側以長條石砌筑，沿地勢從外至內逐漸增高。門洞內道路以條石呈臺階狀砌筑。馬道遺跡位于城門東西兩側，距城墻外側約1.5米，發現相互疊壓的兩層馬道遺跡，均以鵝卵石鋪砌。城門外道路遺跡位于城門與城河之間，也發現上下相互疊壓的兩層路面，均以鵝卵石鋪砌。上層路面殘長34米，寬2.4-2.6米，中部以兩列較大鵝卵石橫向鋪砌，將路面分為三幅。路面兩側有作為護坡的石板，呈斜坡狀。下層路面主要位于南側部分，位于上層路面之下約0.25米，方向略有偏差。路面殘長9米，殘寬1.4米。
通過對北門東側缺口處進行局部解剖，發現城墻由外到內由三部分組成。最外側為條石包邊層，中間為土石混砌層，內側為生土和夯土層。進一步證實了新登古城依山而建、單邊城墻的獨特建造方式。
通過對城河的局部解剖，發現城河一側的駁岸和兩排用以加固駁岸的木樁遺跡，木樁排列密集，直徑6-10厘米不等，兩排木樁的間距為4.5米。
于南城門內側發現有磚鋪路面遺跡，路面用磚橫向錯縫側砌而成，中間以磚順向側砌分隔。殘長2、殘寬2.4米。磚規格長30、寬8、厚5厘米，初步判定年代應為宋代。于南門門洞下發現被明清城門所疊壓的磚砌建筑遺跡，磚規格為長34、寬16、厚6厘米，年代應為唐末時期。
此次勘探和發掘揭示了古城南門和西門的結構和面貌，基本明確了城墻城河的建造工藝，為古城的復建和展示提供了科學的依據。
據《咸淳臨安志》記載，唐大順二年，杜棱因山建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步。清道光三年《浙江新城縣志》記載，宋天禧五年重修，明嘉靖三十四年因倭寇重建，并將城墻范圍縮小。本次考古發現的唐、宋和明三個歷史時期的建筑遺跡客觀揭示了古城的建造興衰史，印證了文獻中對古城的記載，反映了新登古城的歷史真實性，具有重要意義。（供稿：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城河駁岸與木樁
城門外道路遺跡（南-北）
城內宋代道路遺跡
城墻側面圖
城墻結構
馬道遺跡
南門唐、宋、明清三個時期遺跡位置和關系圖
南門遺跡（北-南）
南門遺跡（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