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益陽市赫山區的兔子山遺址，文物部門經過2013年的考古發掘，發現各類遺跡近百處，出土了戰國晚期至三國孫吳時期的簡牘1.3萬余枚，其內容被證實是益陽縣衙文書檔案。

　　“這是繼馬王堆漢墓、走馬樓吳簡、里耶秦簡之后我省又一重大考古發現。”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份報告中，這樣評價益陽兔子山遺址。

　　1月8日，省文物局主辦的“2013年湖南考古匯報會”上，兔子山遺址的發掘領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春龍詳細介紹了遺址的考古發掘情況。

　　古井里掏出1.3萬枚簡牘

　　兔子山遺址發現于上世紀80年代，此前已有證據表明遺址是益陽縣古城所在地。2013年春節后，益陽市文物部門啟動對遺址的發掘工作，5月28日，考古人員在清理一口古井時，發現幾片殘斷的木牘，上面隱約可見墨書的字跡。這成為發現簡牘的開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介入考古發掘。

　　至2013年底，遺址共發掘面積約1000平方米，弄清了城址的性質和基本范圍，城址平面呈長方形，東西寬約200米、南北長約300米。共清理古井16口，灰坑56個，灰溝7條，房屋建筑遺存9處。

　　16口從戰國至三國時期的古井中，有11口出土了數量不等的簡牘，經統計總數達1.3萬余枚，其中3號井出土簡牘數量最多，約8000余枚，6號井次之，約1000余枚。據現場考古隊員介紹，大多數古井的簡牘與其他出土物混雜在一起，估計是作為垃圾陸續丟入，也有部分古井的簡牘比較集中，如3號井，基本保持著成捆的狀態，可能是集中處理的。

　　除了簡牘，古井內還出土了陶瓷器、漆木器、銅鏡、鐵器、木質生產工具等各類珍貴文物。

　　罕見縣衙文書檔案重見天日

　　簡牘從古井提取后，為了避免因高溫發生變化，立即運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設在長沙銅官窯考古遺址公園的恒溫恒濕實驗室保存。

　　記者在實驗室看到，文物保護人員正在對簡牘進行保護、清洗、修復、掃描、釋讀。洗去泥沙，簡牘上用毛筆寫的文字仍然清晰可辨，盡管它們已在泥水中浸泡了約2000年。

　　從整理情況看，1.3萬余枚簡牘，其年代橫跨戰國、秦、兩漢直到三國孫吳時期，其中以兩漢時期數量最多。簡牘中發現了“建平”、“延平”、“元始”、“建安”、“嘉禾”等多個年號，具有重要價值。

　　作為著名簡牘研究專家，張春龍介紹，簡牘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司法等多個方面，尤其是3號井中的簡牘，已確定是西漢晚期劉姓長沙國益陽縣衙署檔案，具體內容分為司法文書和吏員管理。司法文書多是刑事案件審結記錄，詳細記錄了文書產生的年、月、日，承辦官吏職位、姓名，涉案人員，案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經過，判決結果，記錄者姓名等。地點涉及范圍廣泛，具體記錄方式為郡、縣、亭或郡、縣、里，有長沙、益陽、茶陵、臨湘、索、南陽、宛邑、南郡、江陵、新安里、萬歲亭、益陽亭等。吏員管理有吏員人數統計，鄉、里官佐的任免等。

　　如有一枚大型木牘，就記載了一個貪官落馬的經過：一名叫“勛”的吏員，在把錢從益陽運到長沙時，貪污了一些，后來案發，案子于元始二年審結，結果是判刑3年并追回贓款。

　　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郭偉民看來，這些簡牘涉及的內容，儼然就是一份地方政府日常工作和基層社會生活的記錄檔案，生動再現了古代制度的運行方式及其變遷。

　　秦二世昭告文書和“張楚之歲”觚

　　郭偉民表示，此次發現的簡牘數量之大、時代延續之長，在全國都極其罕見，“尤其是秦二世的昭告文書及‘張楚之歲’觚，更是驚世之發現。”

　　秦二世胡亥在史書記載中以殘暴愚蠢聞名。此次出土的一枚秦代簡牘，內容經考證是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的昭告文書。文書說：“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遺詔，今宗廟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當除定者畢矣。元年與黔首更始，盡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將自撫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縣賦援黔首，毋以細物苛劾縣吏，亟布。”背面為“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

　　張春龍認為，簡文內容是秦二世繼位后第一年的第一個月頒布，文中強調繼位的合法性，也稍有改革以惠及民眾的意思。其部分內容可與北京大學藏西漢簡牘中的《趙正書》互相印證，對于研究秦二世其人和秦代歷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此次發現的一個六角形觚，上有“張楚之歲”4字，更是讓史學界驚喜不已。陳勝吳廣發動起義，建立了張楚政權，由于存在時間短，后世幾乎很少提及。兔子山遺址的這一發現，是第一次出土關于張楚政權的考古資料，為研究張楚政權的性質和秦末漢初的歷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資料。

　　填補漢唐縣城考古的空白

　　對兔子山遺址的考古發掘，國內考古界投來熱切的目光。不僅因為簡牘留下的史料對解讀中國古代史給出了極為重要的佐證和依據，乃至改寫具體的歷史結論，而且可以填補我國漢唐縣城考古的重大空白。

　　“兔子山遺址未間斷地保留下了戰國、秦、兩漢、三國孫吳時期的遺跡遺存，包括古城、古城壕、衙署遺跡，遺址區古井、地貌、水系等基本格局兩千年來演變的歷史痕跡清晰可見。”郭偉民說，這種考古遺址在全國十分罕見，是湖南乃至全國城市考古學研究不可多得的遺址，也是探索益陽兩千年歷史發展的活標本。

　　之前湖北出土的簡牘，確定益陽在戰國時期就已建縣，是湖南最早設立的縣城之一。而傳世文獻中關于益陽的記載極少且非常簡略，只是記明益陽為長沙所轄，至于益陽縣的幅員、人口、物產等均無記載。張春龍告訴記者，通過這次考古發掘，可以明確兔子山遺址是楚、秦、兩漢、三國吳各朝益陽縣衙署所在地，各時期的簡牘可以彌補歷史文獻的不足，既可編綴益陽的遠古歷史，也可以推而廣之，據此研究各朝的政治、經濟、司法制度，了解縣鄉政府的運作和普通吏員、百姓的生活情況。

　　益陽市文物管理處主任曹偉透露，兔子山遺址作為益陽不可復制的文化遺產，市政府已決定對它進行原址保護，目前正在編制保護規劃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