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代沒有粉彩瓷，粉彩替代洋彩是歷史的誤會
有專家說，雍正時，景德鎮御窯廠大量燒制粉彩瓷器。在當代出版的圖錄中，凡是清代的彩瓷的多數被稱謂粉彩。然查遍清宮瓷器檔案，卻無粉彩的記載，僅見琺瑯彩、洋彩、五彩。
洋彩是如何消失而粉彩又是如何出現的呢？
成書于乾隆年的《陶說》，作者朱琰曾任江西巡撫幕僚，多次深入景德鎮考察調研，結合歷代古文獻，真實反映景德鎮燒瓷現狀。書中在“說今”部分引用了督陶官唐英的陶冶圖說第十七張圖“圓琢洋彩”圓琢白器，五彩繪畫，仿西洋曰洋彩……所用顏色與佛郎(琺瑯)色同。全書無一處提到“粉彩瓷”。
嘉慶二十年出版的《景德鎮陶錄》，作者藍浦，景德鎮人，乾隆三十七年的進士，曾任浮梁文學監。他對制陶非常了解，經常深入窯廠調查第一手資料，隨時隨地做筆記，絕對不是偶爾略有所涉獵的人所能相比的。該書卷三陶務條目中引用唐英語說：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琺瑯畫法，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不精細入神)。全書亦自始至終未提粉彩瓷。
清宮檔案中雖有“粉底洋彩”“五彩洋瓷琺瑯”“五彩琺瑯”等名稱，但這顯然不能簡稱為“粉彩”。因此，在清代，沒有出現過“粉彩”一詞。
“粉彩”一詞最早出現在法國人的著作中，國內學者以訛傳訛。清末民初陳瀏(寂園)《陶雅》云：“軟彩者，粉彩也。彩之有粉者，紅為淡紅、綠為淡綠，故為軟也。惟藍黃亦然。”民國許之衡《飲流齋說瓷》也說：“軟彩，又名粉彩，謂彩色稍淡，有粉勻之也”“硬彩華貴而深凝，粉彩艷麗而清逸，青花幽靚而雅潔。硬彩、青花均以康熙為極軌，粉彩以雍正為絕美。乾隆夾彩最盛”。他們所描述的“粉彩”，看不出與琺瑯彩有什么實質區別。許之衡在此書的“說色彩”部分，淘汰了“琺瑯彩、洋彩”，用“粉彩”取而代之。許之衡何許人，生于廣東番禺，光緒二十九年貢生，后到日本明治大學留學，回國后于1923年在北京大學任教，出版多部音樂專著。此人是否去過景德鎮，此書何年出版都無從考證，他對陶瓷的研究頗有不可信之處。
“粉彩”一詞第一次出現在故宮是1925年，當時溥儀已被趕出了宮，清室善后委員會清點故宮文物時，工作人員自作主張把幾件洋彩瓷器改定為粉彩。如：呂(宮廷代號)，一七二五，粉彩瓷煙壺。
1935年故宮文物赴英國倫敦展覽，參展負責人擅自做主，在展覽圖冊中把清室善后委員會所編的《點查報告》上原登為“磁胎洋彩”的9件瓷器，均改稱粉彩【25】。這樣一誤再誤，從此以后，“洋彩”就變成了“粉彩”，真是歷史的誤會。
歷史的真相是一回事，后人的改寫是另一回事。有些專家把硼這種熔劑作為琺瑯彩和粉彩的分水嶺是極不科學的，因為用硼作熔劑還是用鉛作熔劑無關緊要，含量在釉彩中微乎其微。有人形象地說，做粥時有人放堿，有人不放堿，但實質還是粥。還有專家說，粉彩瓷與琺瑯彩瓷是同時誕生的，或者說粉彩是琺瑯彩的衍生品，這是臆猜。粉彩在清代是沒有的，現代人所認定的粉彩應當就是琺瑯彩、洋彩或五彩；清代人所起的名稱，用的是中醫的方法，現代人所認定的粉彩用的是西醫方法。
五、嘉慶皇帝三次賣掉清宮庫存瓷器45萬件，民間的琺瑯彩、洋彩瓷應大大多于宮內
耿寶昌先生說："這些名貴琺瑯彩器盡管傳世品很少，但其時的燒造，恐不僅是目前清宮遺留的品種和數量，在歷史的長河中必定由于各種原因而有相當數量的流失與損毀，這情況應是今后探討的問題之一。”【26】筆者根據檔案資料研究，瓷器從清宮流出，大約有以下幾種途徑：
1、賞賜。
賞賜對象有西藏的達賴、班禪額爾多尼，各類使節、大臣等等。僅雍正四年，皇帝先后23次賞出琺瑯彩瓷266件，得賞的有104人，其中有大學士、工部中郎、尚書、總管、侍郎、浙閩總督、頭等侍衛等。嘉慶十二年，皇帝賞在京一二品文武大臣、御前大臣、總管內務大臣、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三旗侍衛等，各按品級分列，共賞4984件。其中大學士、尚書、左都御史19人，每人瓷器12件：瓶1件、罐1件、書燈1件、盤四件、碗五件；三旗侍衛590人，每人瓷器6件。道光元年一次賞各級官員侍衛等瓷器10665件；賞蒙古親王等瓷器3595件【27】。
2、調撥。
如乾隆四十四年一次調撥盛京(沈陽故宮)瓷器10萬件，調撥承德避暑山莊10萬件(嚴格地說，還算在宮里)。
3、陪嫁。
如道光二十二年五公主下嫁用瓷200件，其中洋彩瓷器20件，琺瑯彩瓷8件。道光二十四年壽恩固倫公主下嫁陪各樣瓷器400件【28】。
4、變賣。
這是一個最可能引起誤解的話題，但卻是實實在在的記載。乾隆二十三年六月，皇帝三次下旨將8511件瓷器拿出宮外變價，地點崇文門。“乾隆十六、二十三、三十五等年宮廷在外變價琢器5100件，圓器117668件”【29】。另外，還有一部分皇家御用瓷器并未進宮，十選一，百選一的精品入宮了，剩余部分在景德鎮當地就變價了。乾隆七年六月十四日，皇帝給遠在景德鎮的唐英下旨：挑選用得的送進，其他用不得的不必送京，即在當地變價。乾隆三十七年，在景德鎮變賣瓷器得銀1291兩1錢6分3厘【30】。嘉慶五年，總管內務府奉旨“將廣儲司六庫久儲物品可酌量售變”，“擬招商變價物件清單：康熙年款瓷器55115件，雍正年款瓷器37111件，乾隆年款瓷器99699件，連無款粗瓷器198336件”【31】。嘉慶十二年內務府奉旨庫存瓷器內變價10萬件，“隨傳集各商人等赴庫逐款看視，所出價銀多寡不一，唯商人喬文郁愿出價銀4311兩9錢1分2厘，與崇文門經紀所估價銀有盈”【32】。嘉慶十四年，“瓷庫現存圓琢瓷器329350件，”“招商售變圓琢瓷器15萬件”“招商認買先將價銀交納廣儲司銀庫后再赴各庫領取物件”【33】。“按上次售變價招商認買，唯商人李賡揚投遞認呈，情愿出價銀14487兩2錢5分。其中尊262件、瓶4381件、罐925件、碗80504件……【34】。嘉慶年間的三次大招商、大變賣，約45萬件瓷器從宮中流向了民間，康雍乾三朝的瓷器精華幾乎傾巢而出。這也是臺北故宮幾乎無好瓷器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