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柴窯要以歷史為基礎,宋時就有柴汝之分的記載.這個問題再翻來復去論只是在耗費生命.
“柴窯”。真正是一種“蓋色鮮碧,而質復瑩薄”古瓷極品。在這里要再重析一下,關于“柴窯”蓋色“鮮碧”記述的含義。鮮:即嬌嫩、鮮艷、嬌翠欲滴;碧:即青綠、碧綠之意。近四年來,本人無數次觀察過“雨過天晴云破”后天空出現的色彩,就是一種可用“鮮碧”來記述的顏色。鮮綠中帶青,從濃到淡,尤其是夏秋兩季的雨后,天地一體,以藍天白云為背景的這種顏色尤為明顯,極為艷麗。真正感嘆,我們古代的君主,周世宗能在日理萬機之暇,仔細地觀察天體,竟然想到用這種“雨過天青云破處”鮮碧而玄妙的色彩來燒造御瓷,不能不使人由衷敬佩,真不愧為一代英主。
講到這里,有必要對“柴窯”一詞的同來,作一些探討。在周世宗時期,吳越王按世宗御批所燒制的御器,只能仍以“秘色瓷”的名稱奉貢,只是這一種特殊的秘色中的秘色,獨供周朝王室。所以直到北宋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北宋王朝派殿前承旨趙仁濟,要監理的仍是“越州窯務”,而不是別的其他窯務。顯而易見,從唐中期產生秘色瓷以后,直到北宋中期“汝官”的出現,“御瓷”就是秘色瓷(從法門寺出土的瓷器就是很好的證明)。要到人們發現周世宗所“御用”的“秘色”與眾不同,“蓋色鮮碧,而質復瑩薄,”才使后人追溯到周世宗的御批,而冠之以“柴窯”之名。才有北宋宣和年間的徐兢,作出“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關”的評述。很顯然,北宋的徐兢除最接近五代時期以外,還對陶瓷也頗有研究,說明那時仍沒有分“秘色”和“柴窯”,這更說明“柴窯”就是秘色,而且質量已與汝州新瓷器的“汝窯”相類,但仍稱作“秘色瓷”。從徐兢的記述中,可以肯定,徐兢所說的“秘色”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柴窯”。否則,徐兢的記述就會變成“××古柴窯,汝州新窯器”了。因此“柴窯”之名應是在五代消亡的若干年以后,人們在發現了周世宗所御用秘色的特別之處,根據周世宗的御批才冠名為“柴窯”。這也是史料中缺少“柴窯”官記資料的原因之一。
我們肯定了“柴窯”為五代的越窯“官窯”產品,從歷史意義上講,也平反了“五大名窯無秘色的”的“冤案”,過去我們在對古陶瓷的排列中,要么是“柴、汝、官、哥、定”,要么是“汝、官、哥、均、定”。都看不到“秘色”的蹤影,使人百思不得其解,從事實看不要說五代,就是唐宋的秘色瓷貢器,其質量和藝術成就,都在定窯以上,但卻排不上座位,難道是我們兩宋的陶瓷研究者,忘記或忽視了“越窯”和“秘色”這一中華民族、乃至全世界的“瓷母”的存在?現在我們明白了“柴窯”就是越窯五代的“官窯”,這個不是“冤案”的“冤案”也就隨之平反昭雪了。其實,“柴窯”是越窯“秘色”,明代的謝肇制指出,“陶瓷,柴窯最古”,這句話中,包含著兩個概念,一是“柴窯”是中國古代陶瓷中最古、最具悠久歷史的瓷種;二是作為貢瓷的“柴、汝、官、哥、定”中,以“柴”最古。在這兩個概念中,非常明了,“柴窯”只能是屬于“越窯”,其他任何窯口都無法替代。
從這些史料的記實中,我們可以肯定,吳越王錢叔,就是用在上于窯寺前所建的吳越國“官窯”來完成燒制,周世宗所欽定的“雨過天晴云破處”的“柴窯”,而且專貢世宗柴榮“御用”。難怪明萬歷的徐應秋在《玉芝堂淡薈》中指出:“越窯,至吳越有國時愈精,臣庶不得用,謂之秘色,即謂柴窯也。”由于這種“柴窯”燒制的成本肯定遠遠高于其他“秘色瓷”(技術不十分成熟,正品率肯定很低),所以在世宗故世后,即停燒。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吳越王錢叔,對在周世宗尸骨未寒的顯德七年正月,就發動“陳橋兵變”而稱帝的原后周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的不滿,有意停燒已燒制成功的“柴窯”,以示不滿。有理由相信,吳越王錢叔與周世宗深厚的情感,會導致吳越王錢叔有此舉動,直接導致了“柴窯”的十分稀少,被后人視為“古瓷奇珍”。筆者深信,隨著上于市“窯寺前”窯址的考古發掘,“柴窯”包括越窯“秘色瓷”中,許多還未清晰的問題,都將會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