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陶瓷史理清，柴窯的浮出水面還將有待時日。

    唐亡于公元九0七年，梁太祖朱溫稱帝，立國號為梁，五代十國正式開始紀元。至宋太祖趙匡胤改國號為宋，共歷53年。隋朝雖立國僅37年，但在陶瓷發展史上尚占有一席之地。后人對隋代白瓷、青瓷的演進和發展，器型及燒造工藝的特征、產地和窯口的記載都較明確，而五代時期，雖比隋代歷史還長了16年，但其在陶瓷史中的地位明顯不如隋代。
    我想，這大概和隋代帝王在歷史上，比五代時期的帝王，影響要大的多有關聯吧。隋文帝楊堅開疆拓土，統一了中國；設官置署，奠定了中國封建國家官僚機器的架構；首開科舉，創立了封建社會“學而優則仕”的人事制度，他的機構和人事制度，一直被唐、宋、元、明、清歷代所仿效沿用。隋煬帝楊廣，開鑿大運河，勾通了東西南北，為大唐盛世鋪墊了堅實的基礎。楊堅流芳百世，楊廣遺臭萬年，不啻是中國歷史上的兩顆原子彈。而五代十國時期的53年間，卻歷經五個朝代，先后傳了八姓十四帝，同時，還并存著十個諸侯國，它們占據著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除北漢附遼，自稱“侄皇帝”，與遼國共同占據西北一帶）。這一歷史時期，似乎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朝代更換幾乎達到十年一朝、四年一帝，朝廷統治僅及江淮以北的半個中國。這種錯綜復雜的政治格局，使這段歷史變得撲朔迷離。研究陶瓷史和研究其他專業史一樣，如果不先理清這一時期的政治史、社會發展史，就無法研究它的陶瓷史。因為社會的發展，陶瓷手工業的發展是沿著政治史、經濟史這兩條主線展開的。
    一、五代時期窯業大發展的歷史背景
    許多史學家面對紛繁復雜的五代史，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感覺，便往往將五代時期的陶瓷發展史一筆帶過。有的把它作為唐代的一個章節，有的把它作為遼代的一個章節，我認為，這對于這個時代,是很不公平的。在這一短暫的朝代里，“景德鎮窯”開始點燃的窯火，不僅日后稱霸了世界，而且燃燒至今。在陶瓷發展史上，五代時期，還有著名的“秘色瓷”和“柴窯器”，它們都是中國歷史上陶瓷作品的巔峰制作！是中國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但它們也同撲溯迷離的五代政治格局一樣，至今云遮霧罩、面目不清。雖然近幾年，圍繞著揭秘“柴窯器”，又牽出了五代時的許多燒造貢瓷的窯口如：黃堡窯、宣州窯等，以上這些窯口足以撐起五代陶瓷史的門面，但仍未引起陶瓷史界的足夠重視，仍未能還五代陶瓷史一個應有地位。
    馮先銘先生主編的《中國陶瓷》一書“五代的主要瓷窯”一節，著重介紹了河北曲陽窯（宋定窯）、河南密縣西關窯、浙江慈溪越窯的黃鱔山、燕子沖、瓦牌山三個窯址，江西景德鎮窯的勝梅亭、西虎灣、湖田、黃泥頭四個窯址。中國硅酸鹽學會主編的《中國陶瓷史》一書，將唐與五代合為一章，在每節之后附帶一筆，在介紹窯口時有：越窯、甌窯、婺窯、越州窯、長沙窯、景德鎮窯、密縣窯、西山窯、鞏縣窯、蕭縣白土窯、銅山窯、淄博窯、邢窯、曲陽窯等十四個窯址。
    筆者查閱了《中國全史。九。》隋唐五代經濟史有關五代時期窯業的記載：“制瓷業”以越窯（紹興）、西山窯(溫州)、岳州窯（湖南湘陰）、潮州窯（廣東潮州埠含山）、琉璃廠窯（四川華陽）五處和江西景德鎮勝梅亭窯為最。《中國全史》記載的六處窯址均在江南，《中國陶瓷》與《中國陶瓷史》所記五代窯址雖數量不同，但江南、江北各居一半。《中國全史》雖只記了六處窯址，但其中有廣東潮州埠韓山窯和湖南岳州窯，《中國陶瓷》《中國陶瓷史》中均未述及。且《中國陶瓷史》中稱“廣東地區還沒有發現可以確認為五代的青瓷窯址。”可見古陶瓷史界，對五代的陶瓷史研究，確實有待深化。其實，了解五代歷史的都應該清楚，中國歷史上，爭奪朝廷(政權)就是爭奪中原，所謂“得中原者得天下”。逐鹿中原，使長江以北的中原大地連年征戰，兵戈鐵馬，人民流離失所，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北方易碎的陶瓷，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時代，既無市場，又無人愿意投入，窯場只能茍延殘喘。與此同時，長江以南九個小諸侯國，隔岸觀火，劃地為牢、豐衣足食，漸入奢華。以致南漢國皇帝，連尿壺都鑲滿珠寶。這一時期，得到長期休養生息的江南九諸侯國，面對方興未艾的世界陶瓷市場，全面繼承了大唐帝國的陶瓷出口市場，為滿足國際市場對中國陶瓷制品的需求，在窯業的發展上，有了長足的挺進。因此，我以為《中國全史》所記的江南六窯應較確切，應該還遠不止于此。五代時期，除以上三本史料已記載的之外，偏安江南的著名窯口，還有“南唐官窯”宣州窯，產品號稱“宣州雪”；生產了荊南名瓷高足碗的南平窯。江南窯口，應在規模和產量上，比江北的窯口有了質的飛躍。
  縱觀五代十國時期的歷史走勢和格局變化，可以肯定地說：該時期的窯業發展，無論在新建窯口的數量上，還是規模上，南方都應超過北方，成為該時代陶瓷手工業發展的主流。因此，研究五代陶瓷史，我認為應將研究重心，放在研究南方窯業的發展上，重點搞清該時期在南方各諸侯國區域內，新建窯口的位置、數量、規模、創新產品，及其在陶瓷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五代時期不僅出現了“秘色瓷”、“柴窯器”,而且，還創造出了有史以來的第三大瓷種“青白瓷”。不但青白瓷在歷史的長河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它還衍生出歷久不衰的“青花瓷”；從而，確立了景德鎮在世界上的“瓷都”地位。這一新產品的出現，從研究瓷都---景德鎮發展史的角度講，它開啟了世界陶瓷史上新的、也是最重要的歷史階段。
    二、關于五代時期器型的復雜性
  辨識五代作品的器型特征，一般較注重五出筋、五葵口、唇口、玉璧底或玉環底；盤、碗則多為花口，北方窯口出現穿帶壺、倒流壺，南方窯口推出夾梁蓋罐；執壺的流，開始發生顯著變化，由圓短流，發展為曲流，但又較宋代的曲流短；胎料配比與成型工藝都有改進，碗盤盞盅的胎壁較唐明顯變薄，器型也由唐之圓潤肥腴，向宋之清雋瘦秀過渡。裝飾上，越窯出現褐彩劃花紋飾，定窯則較多“官、新官、易定”刻款。
    唐、五代、遼、宋的制瓷業，在胎、釉、器型、工藝、紋飾等方面發展變化的脈絡，是十分清楚的。但在晚唐、五代、北宋早期的過渡器型，有何明顯的界定，很難找到依據。晚唐、五代、北宋早期的器型交叉，被錯誤斷代的情況應當不少。因為五代時，窯業較為發達的南方九個小諸侯國，在晚唐藩鎮割據時，即已逐漸形成尾大不掉之勢，雖未公然稱帝，但已自成體系，針插不入、水潑不進，受唐朝廷“官樣”的影響明顯減弱，皇家占統治地位的審美標準，由于諸侯割據而不再是一統天下，諸侯開始按照自己的喜好燒造器形。
  五代之后，趙宋王朝建立之初，也是先得中原，而后南漸，逐步統一起東南各諸侯國的，各諸侯國在朝代的更替上，又多與北宋早期有一段交叉。大宋最終完成統一大業，已至第二代皇帝趙光義登基之后幾年。南方青瓷的代表----越窯所在的吳越，一直延續到大宋立國十九年后才降宋。吳越錢氏傳了五代，共85年，先后有32年與唐和宋交叉（五代僅傳承了53年）。這些交叉的歷史，客觀上對嚴格界定相關朝代的作品不利，造成了五代器型在斷代上的復雜性。
    另外，江南諸侯國較多。五代時，南方雖相對兵戰較少，但相互間依然有吞并割讓之爭，以致邊界版圖也屢有變更，州縣更、廢，亦多不可考究其詳。加之文獻中，對小諸侯國的歷史記載又較簡，在研究五代陶瓷史時，確定窯址的具體位置、所隸屬的行政區劃，確定準確的朝代紀年，亦即斷代、斷窯口上，都會帶來一定的難度。
    總之，如果不將五代陶瓷史理清，柴窯的浮出水面還將有待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