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吉州窯林林總總的瓷器中，不少器物反映出與道教的密切關系。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廣東省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宋“天慶觀”黑釉剔花膽瓶。

該瓶高33厘米，口徑8厘米，盤口，長頸，圓膽形腹，圈足。通體施黑釉，釉色烏黑瑩潤。腹部兩面剔刻相對的兩枝梅花，并剔出兩個相對的長方形開光，開光內用褐彩分別楷書“天慶觀”和“四圣臺”，筆法隨意。

北宋時，宋真宗因失意于北方敵國，竟寄托于宗教，異想天開地以神道設教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他假托夢寐，效仿唐代以李老君為祖先，也捧出一位宋室同宗趙姓的趙玄朗（即財神趙公明）來作圣祖，提倡道教，利用民眾心理，使舉國上下醉心于宗教信仰，藉此掩飾對北方軍事、外交上的失敗。道教由此被尊為國教。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七月，下令天下所有州縣都要建立天慶觀，供奉三清帝君。由此，天慶觀便遍布大江南北。

四圣臺指道教所崇奉的北極四圣，亦稱“北極四圣真君”“北方四元帥”，包括天篷元帥、天猷副元帥、真武將軍以及黑煞將軍。道教護法神將“四圣真君”的崇奉，起于隋唐，盛于宋代。《太上三洞咒經》稱其為：天篷紫微大帥萬神祖宗、天猷副元帥游行太空、黑煞將軍堯火斬兇、真武角將乞水玄酆。宋代以后，黑煞將軍為“翊圣保德將軍”所取代或合而為一，稱其為：天篷大元帥真君、天猷副元帥真君、翊圣保德儲慶真君、真武靈應佑圣真君。

這件“天慶觀”膽瓶很可能是當時某天慶觀定做之物，作為供奉之用。目前所見吉州窯瓷器中，直接反映道教內容的僅此一件，彌足珍貴。

然而，對于該瓶剔刻的梅花紋飾，有的學者產生了疑惑，認為梅花所反映的應是文人對堅貞、潔凈、高雅氣質的追求，與道教無關。事實上梅花不僅因其迎寒而立、經霜而開、清麗高潔而廣為文人所稱頌，同時與道教也有著密切的關系。

道教中流傳有真武大帝“折梅寄榔”的傳說。相傳真武大帝（靜樂國太子）一開始在武當山修煉時，由于意志不堅，中途下山。半路上于武當磨針澗遇姥姆（紫氣元君的化身）磨礪鐵棒。從對話中真武頓悟“鐵杵磨針，功到自成”之理，復又上山修煉，途中折梅枝寄于榔樹，并仰天誓曰：“吾若道成，花開果結。”功夫不負真武，42年的面壁修行終成正果，榔梅顯靈，果然開花結果。從此榔梅成為了中國土生土長的漢民族宗教——道教的“教樹”，道教徒將榔梅樹、榔梅果視作神圣不可侵犯的靈物。史載明永樂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起兵奪取皇位不久，“久無花實”的武當山榔梅樹開花結果。全真道士李素希帶著數百枚果實進獻給了永樂帝。永樂皇帝十分高興，認為他奪取皇位本是真武大帝的護佑，他的行為“精誠感格，祝厘國家，故能動高真降此嘉祥，以兆豐禳也”。于是在永樂十年御制祝文，大建武當，敕建榔梅祠，以答神貺（kuang，贈、賜之意）。榔梅果也由此被列為貢品并聲名遠揚。

榔梅是一種非李非杏、非桃非梅，卻又似李似杏、似桃似梅的水果。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榔梅，只出均州太和山”。古時武當山叫太和山，均州即今丹江口市轄境。也就是說，榔梅只出產在武當山，其他地方無有。明天啟三年（1623年），地理學家徐霞客游覽考察武當山，在瓊臺中觀、南巖宮共索得榔梅8顆，帶回家給老母親祝壽。明亡后，武當山的榔梅樹就長時間絕跡，成為千古之謎。關于這種果樹的來由，據植物學家分析，應該是“烏媒嫁接”的原因。鳥銜各種果實在榔樹上吃，梅核落入榔樹裂縫中，生根發芽，使榔樹發生變異，果實形成多親優點，味道鮮美。而古人把這種嫁接變異的果實，附會到了真武大帝的身上。

道教用于供奉的四時鮮花分別為春蘭，夏荷，秋菊，冬梅。也許是梅花迎苦寒而盛放、經風霜而芬芳自溢的天性，堪比得道高士的化身，因而梅花在道教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人說梅具四德：初生蕊為元，開花為亨，結子為利，成熟為貞。亦有人說梅花五瓣，是五福的象征。“五福”一詞原出于《尚書·洪范》，一為壽，二為富，三為康寧，四為攸好德，五為考終命。可以說，梅花的這些品性契合了道教的某些行為規范，也符合人們奉神祈福的愿望，因此與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當然，也不能說吉州窯的梅花紋飾器物都與道教相關。如“月梢梅”“喜鵲梅”等圖案，即是士人逸趣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