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宮遺址位于北京市豐臺區南苑街道，清代行宮新宮東北部，地處燕山南麓太行山東麓古永定河流域的沖積扇平原。周圍地形開闊，遺址擇地古河道西南岸高壟臺地，是北京市城區內發現的唯一一處夏商時期環壕聚落遺址，主體文化是大坨頭文化（相當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包括雙環壕、祭祀遺存、墓地、古河道等，亦發現有晚商西周時期墓葬、灰坑、窖穴和溝，戰漢時期墓葬、溝，遼金、明清時期道路，明清灶址等不同時期遺跡

項目概況

該遺址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設考古工作中發現。2022年4月至2023年11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對該項目范圍內發現的古代遺跡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工作。2023年5月，被列入考古中國新發現項目之一，該遺址現存面積約4.5萬平方米，歷時兩年度發掘面積約16000平方米。

地層堆積

根據土質土色及包含物，發掘區內的地層可分為七層，第①層為現代墊土層，厚約8～50厘米。第②層為清代層，厚約10～30厘米，可辨器形有青花碗、盤等器物的殘片。第③層為明代層，厚約15～50厘米，出土有明代碎磚塊、瓦片及明代瓷片等，可辨器形有瓷杯、瓷碗底部殘片、瓷罐等器物的殘片，并出有遼金時期的瓷片。第④層為漢代層，厚約18～60厘米，出土有布紋板瓦殘片、繩紋青磚殘塊及零星的商周時期的夾砂灰陶、褐陶和泥質灰陶等殘片。第⑤層為西周層。⑤a層，厚約0～40厘米，分布于探方內的西北部。出土有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紅陶等，其夾砂陶較多，泥質陶少量。紋飾有繩紋、弦紋等，可辨器形有鬲、罐等器物的殘片，并出有鉆孔殘石器等小件器物。⑤b層厚約15～55厘米，遍布全探方。出土有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紅陶等，其中夾砂陶居多，泥質陶少量，紋飾有繩紋、附加堆紋、素面等，可辨器形有鬲、罐、盆等器物的殘片。第⑥層為商代地層，厚20～70厘米，土質疏松，土色深灰，遍布全探方，該層下的大部為黃色含粉砂黏性水銹層。出土有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紅陶等，其中夾砂陶居多，泥質陶少量，紋飾有繩紋、附加堆紋、弦紋、網格紋、戳刺紋、素面等，可辨器形有鬲、罐、甑底等器物的殘片。第⑦層為商代早期層，厚約10～40厘米，土質較硬，土色深灰。出土有泥質灰陶、紅陶和夾砂灰陶、紅陶等，紋飾有繩紋，可辨器形有罐等器物的殘片。

H74出土陶甗

2 H74底部

主要收獲

大坨頭文化遺存

環壕發現內、外兩重環壕，兩條環壕大致呈同心圓圍合而成，兩環壕之間相距20～25米。內環壕位于遺址核心區域，現存寬12～18、深約4、直徑約70～72米，圍合面積約0.4萬平方米。內環壕西南部有一進出口處，現存寬約6米。其東部段被后期坡毀嚴重，西北、西南部保存較好。外環壕現存寬5～8、深約3、直徑142～155米，圍合面積約1.7萬平方米。外壕上層不同區域段分別被晚商西周、戰漢、明清、現代地層疊壓破壞，西北部相對保存較好，出入口應當與內環壕西南方位相對應，其界出發掘區外為現狀路區域。根據地層關系及出土陶片、科技提取相關遺物檢測分析，兩條壕溝的營建、使用、廢棄年代大致均為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

祭祀遺存在內環壕接近中心位置，發現一處上層平面呈同心圓夯土遺跡，整體結構大致呈外圓內方，開口于近現代層①層下，由內及外共三圈，土質土色有明顯區別，直徑分別約為2.3、5.9、7.9米。夯填土內不同區域發現有集中堆放陶片、獸骨、炭化痕跡、有意擺放石塊等現象。夯土遺跡中心有一用大小不一青色片石砌筑的方坑，邊長約1.2米，上下通體一致，深距現地表7.3米。方坑內從上至下不同層都有陶片、獸骨、炭化腐殖等堆積，尤其底部出土大量陶片、石塊、獸骨、炭化植物等。陶器可辨器形有鬲、尊、甑、盆、缽等，陶器（片）多見被火燒痕跡現象。方坑底部四邊位用片石砌筑，其下還保存有用于加固的圓木搭構成方框狀緊貼片石砌筑內側。這處核心遺跡周圍發現排列有序、大小不一的坑，一部分較小的圓坑其直徑大小大致相同，坑內可見炭化植物、獸骨，個別出土石器、陶片，陶器可辨器形有鬲、甗、盆等。這處營建和形制較為特殊的遺跡是目前北京地區首次發現，初步認為這些坑與祭祀類特殊活動有關，這個外圓中部似方琮狀上下直通的核心遺跡（K1）。K2，在內環壕西北部緊貼壕外側，開口于晚商西周層地層⑤層下，坑平面大致呈弧角方形，口小底大，坑口南北長3.3、東西寬2.9米，坑底南北長3.45、東西寬3.1米，現存坑深0.85米。坑內有人骨一具，人骨距坑底0.2米，頭向西南，呈俯首側爬狀，右臂及手側壓于身下，左手握拳，經鑒定為一男性，年齡25~30歲。人骨頭部有擊打痕，坑壁及發現人骨層位有火燒痕跡，初步判斷為人祭行為。

（K1）祭祀遺存解剖照

墓地墓葬區位于外環壕（G3）外東南部，已發掘豎穴土坑墓29座。墓葬整體規劃有序，墓向基本為頭東腳西，開口于近現代地層下，其上部均被后期活動破壞，大多僅存墓底部分。隨葬品主要為陶器，多為素面折肩鬲、寬沿折腹盆、尊、上腹飾旋紋三足鼎、缽等，另外部分墓葬隨葬有玉玦、綠松石項鏈、紅玉髓墜珠等遺物，尤其是M75出土的靴形足彩繪陶尊和M77出土的扣針形帶翼喇叭口金耳環等重要文物，彌足珍貴。墓主人應具有較高的等級身份。這批墓葬整體出土遺物豐富，為目前燕山南麓最為重要的一處大坨頭文化墓地。

 M75：9靴形尊

M75器物組合

M77

 M77出土金耳環、玉石器

晚商西周聚落遺存

在環壕內外及環壕上層均發現有灰坑、窖穴、灰溝等遺跡，被后期活動嚴重破壞，不同區域遺跡單位開口文化地層不完全統一，遺跡多僅存底部。灰坑多見袋狀圜底或平底，為環壕廢棄后的遺存，出土有陶片、陶紡輪、獸骨等。陶器可辨器形有鬲、盆、罐、豆、簋等，其器形、紋飾、陶質等與大坨頭文化時期不同，年代相當于晚商西周時期。在外環壕東北部發現一處西周時期墓地，由出土物及墓葬形制初步認定該處墓地墓主人身份地位較低。

古河道

新宮遺址東北部發現一條古河道，自西北向東南流過，開口于戰漢地層下，距現地表深約2米，淤積分層，河底見植物腐殖、粉砂、黑色淤泥等，鮮見陶片，河道寬約132～146米，深8～10米，該遺址與墓地都在古河道西南岸。河道沉積遺物及水流量緩急等諸多因素對環境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結合文獻等方面的線索，推測這條河道或與永定河（古?水）故道有關。該河道的發現，為研究三代時期聚落的給排水系統、建設與布局提供了直接依據，并對探索古永定河的變遷提供了新的資料。

初步認識

新宮遺址大坨頭文化雙環壕及核心祭祀遺跡的發現顯示該遺址是一處等級較高的祭祀性特殊遺址，是京津冀地區首次發現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功能、布局結構較為完整的祭祀遺址。這處祭祀遺存的選址和規模，反映出先民強大的組織管理能力，并動用社會大量人力資源來完成此處具有特殊活動性質的場景。新宮遺址的祭壇為土壇，土壇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居多，如陶寺遺址祭壇、鹿臺崗遺址祭壇、城頭山遺址祭壇等，而北方地區大多為石壇，如趙寶溝遺址祭壇、東山嘴遺址祭壇、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祭壇等，皆砌有石墻基，土壇當受到黃河流域的影響。其使用、延用時空及主導使用人群社會地位還需要進一步探索研究。

外環壕剖面

外環壕出土陶鬲

喇叭口耳環可能與分布在葉尼塞河以西的安德羅諾沃文化有關，但考慮到這類耳環在夏家店下層文化中較常見，可能直接受到了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影響。

穩定同位素結果顯示，新宮遺址人群曾對粟、黍、稻等多種農作物進行過栽培和利用，并以粟作農業為主。5粒水稻的發現尤其引人注目，這是目前北京地區發現最早的稻作遺存，為探討先秦時期北京地區水稻栽培和稻作文化傳播與交流提供了重要資料。肉食水平略高于二里頭遺址人群，有著豐富的肉食來源，包括蚌科、蛙科、雞、狗、驢、豬、梅花鹿、黃牛、羊、魚等10多種動物，且發現了食物加工的痕跡。不同等級墓葬的墓主人之間飲食結構差異不大。新宮遺址存在遷徙現象，發現外來人類個體以及南方和東邊牛、豬、鹿等。該墓地的發現，對于研究大坨頭文化的時空范圍、人群與族屬、喪葬習俗等提供了實物資料。

古河道將近150米寬，距現地表深10米左右。環境考古專家初步判斷，當時水流較緩，周邊環境很適宜先民臨水而居，這條河也為周邊農業發展提供了必備的水資源。

價值意義

新宮遺址文化年代久遠，文化延續性強，疊壓打破關系明顯，出土的文物既包含土著文化雪山三期、塔照類型、張營類型等多種文化因素，又受到北方夏家店下層文化和中原二里頭、二里崗等文化的影響，填補了北京城區夏商時期歷史文化面貌的空白，是一處體現多元一體文明中文化融合現象的典型遺址。

尤為突出的是發現大坨頭文化等級較高的墓地，出土了陶器、石器、金器、銅器、玉器、骨器等大量文物，最具代表性的靴形足彩繪陶尊、彩繪陶罐、折肩陶尊、扣針形帶翼喇叭口金耳環、喇叭口銅耳環、紅玉髓珠墜、綠松石項飾等珍貴文物，為認識大坨頭文化的社會性質、文明、文化面貌、社會組織結構、生業經濟發展水平及宗教信仰禮儀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同時，新宮遺址發現的晚商西周時期聚落遺存也同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為厘清學界論證的圍坊三期、張家園上層文化及燕文化在北京地區的存續與發展演變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也為探尋西周封燕之前北京古方國薊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線索。

此外，本遺址延續時間較長，其中發現的戰漢、遼金、明清等時期的墓葬、道路、灶跡等諸多遺存同樣為北京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歷史研究等貢獻了翔實的新資料。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遺產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