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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定窯白釉童子抱鵝壺。  洛陽呂廟出土唐三彩人形壺。  唐邢窯茶具模型及瓷塑讀經人物，1950年河北唐縣出土，冠頂開口可以少許注水。 
 
　　陶瓷人形壺是唐宋古瓷中的罕有造型，形象生動，堪稱同時代壺具中的精品。對陶瓷人形壺的系統研究，僅見近年南開大學劉毅先生撰有專文。本文試對陶瓷人形壺在唐宋時期的興起和演變加以歸納和梳理，并解讀其內涵與民俗背景。
　　人形壺的緣起
　　人形壺早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彩陶中已經出現，如青海省樂都柳灣墓地出土有一件馬家窯文化貼塑裸人陶壺，高33.4厘米；甘肅玉門市火燒溝也出土有四壩文化(約公元前2000年)彩陶人形壺。這些人形裝飾的彩陶帶著先民們濃重的神靈崇拜和原始宗教意味。
　　這一造型在瓷器上出現則較晚，從考古資料可看出，初唐時期人形瓷壺開始盛行，五代、宋代都是其燒造的高峰期。
　　唐代胡人形陶瓷壺隱含的酒俗
　　在唐三彩中，有一類體量較小的胡人抱囊壺，在唐代“兩京”長安和洛陽皆有出土，在海外也有所收藏。這種胡人抱囊壺以往多為單件出土。以洛陽博物館館藏兩件為例，如1957年洛陽市呂廟出土的一件唐三彩抱囊壺(圖1)，曾被定名為“女俑持荷葉造型燈座”，被認為是俑內盛油、在壺口位置另放燈盞的燈具。這種說法顯然有誤，筆者認為俑內盛酒的可能性大；另一件胡人抱囊小壺為1976年河南孟津周寨出土，模印制作的唐三彩胡童也抱著鵝雁形囊，它與盛唐時期常見的七子盤一同出土(圖2)，可知其原始用途可能也與唐代酒俗有關。
　　唐代也有白瓷胡人抱囊壺，如1956年西安東郊韓森寨段伯陽墓出土的一件(圖3)。高24厘米，口徑5.3厘米，腹圍33厘米。胎質堅硬，釉色白中閃黃。造型為高鼻深目的西域男子，留八字須，面帶微笑，身著圓領短袖衫，額頭貼有圓片裝飾，并有一周連珠裝飾。雙手帶鐲，斜抱一囊，囊底與身體連通，液體可由此注入。囊腹部裝飾有寶相花紋飾。以往發表的資料介紹該壺出土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墓葬，經考證墓葬年代應推前6年。段伯陽并非普通官員，而是任職于宮廷的高級宦官。通過研讀段伯陽墓志可知，段伯陽約出生于581年，應在隋代(581～618年)已擔任宦官，入唐時段已年近四旬。從武德初年開始，他先后擔任的宮廷宦官職務有內仆局丞、令，宮闈局令，太子典內，護軍，內侍省內寺伯。他卒時已80歲，葬于龍朔元年(661年)，乾封二年為其妻高氏亡故和葬其夫的年代。其妻在段伯陽亡故6年后葬于他，鑒于墓主夫婦身份特殊，主要隨葬品的時代下限應按其夫亡年計。該墓還出土有白釉胡人頭像和應系宮廷用瓷的唐代白釉貼花高足缽，都是罕見的唐代白瓷珍品。
　　以上幾種唐代陶瓷胡人抱囊壺都表現為胡人捧皮囊造型，有的皮囊作鵝雁形，胡人造型與同時期唐代玉帶上的造型一致，如西安韓森寨唐墓出土玉上的胡人形象。唐人小說中多有關于西域胡人的內容。李商隱之《雜纂》卷上“不相稱”條還有“窮波斯，病醫人，瘦人相撲， 肥大新婦”的描述。唐代還有刻制“酒胡子”木偶在酒席上佐酒助興之俗，刻木為胡人形，置之盤中，左右側如舞，久之乃倒，視其傳籌所至或倒時所指向者飲酒，故又稱勸酒胡。唐人盧注作有《酒胡子》詩，詩中有“同心相遇思同歡，擎出酒胡當玉盤。盤中(nièwù，不安定——編者注)不自定，四座清賓注意看。”“酒胡一滴不入眼，空令酒胡名酒胡。”等詩句。在唐人眼中，波斯等胡人多有寶物且善飲酒，唐三彩和唐代白瓷中的胡人捧囊，當與勸酒或獻寶題材有關。從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絹畫可知，高足盤被唐人用于獻飲；1976年河南孟津周寨出土的胡人抱囊壺陶塑與唐代酒具七子盤一同出土，與唐人勸酒用的“酒胡子”造型上應有某種關聯，同樣的胡人捧囊壺也可制為規格較大的實用器皿，段伯陽墓出土的胡人壺即是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