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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泉金村窯遺址
      龍泉金村窯興起于五代北宋的一個重大原因之一，很可能由于“海上陶瓷之路”開辟以來，陶瓷外銷貿易的激發。
      五代十國是中央軍閥勢力與南方沿海地方勢力割據稱雄的時代。北部中原政權兵戎相見，無暇他顧；南方地方勢力，各自為政，擺脫中央控制，極力發展自身的經濟產業，以鞏固地方統治政權。吳越之地海岸線綿長，有杭州、越州、明州、臺州、溫州、福州等眾多沿海港口，尤其明州（即今寧波）在唐時已成為我國海外貿易四大港口之一，又是“海上陶瓷之路”的主要始發港，因此，吳越發展海外貿易，占據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優勢。錢氏對發展海外貿易經濟也十分重視，曾廣為招徠海客，大興舟楫商賈之利，并設立“博易務”進行管理，以至于“航海所入，歲貢百萬”。由于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可圖，一些與掌握軍政大權有關的皇家親貴、朝臣官員、地方豪紳等特權階級人物也紛紛參與對外貿易活動。
      中國瓷器出口就其費用與安全來說，海路要優于陸路。海上貿易的拓展使晚唐五代時期的陶瓷成為與絲綢、茶葉比肩的大宗出口商品，此已為一系列考古發掘所證實。如1973年至1975年，在今寧波(即明州)姚江海運碼頭附近出土了700多件唐五代瓷器。在溫州灣的洞頭島海域，也出土了不少唐五代的青瓷碎片?，F代世界性考古成果表明：不管是陸上絲路所到的西亞,還是海上絲路東西洋航線所經歷的東南亞、西亞、中東、東非沿海等每一處古址, 都發現大量唐五代時期的完整瓷器和碎片。之后宋元明時瓷器大規模的出口無疑亦只是循著唐五代時所開拓的路線、行銷范圍有所擴大而已。
      五代吳越瓷器的輸出毋庸置疑主要為越窯青瓷，但除越窯青瓷而外，還應存在不少“越窯系青瓷”，浙江范圍內的甌窯、婺州窯、龍泉窯應該都是從屬于這一窯系的。日本著名陶瓷學家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一書即對越窯青瓷和越窯系青瓷有所區分，并對海外出土的越窯系青瓷作了大量的介紹，提到出土唐五代越窯系青瓷的地點有埃及福斯塔特、愛扎布、庫賽爾、東非沿海、伊拉克、印度尼西亞、日本等多處。所出土的越窯系青瓷器形種類如瓜棱形執壺、撇口斜腹碗、荷花碗、葵口碗、刻花盒、水盂等，不僅是唐五代越窯青瓷的典型品種，與同時代的甌窯青瓷、婺州窯青瓷、龍泉窯青瓷也相吻合或部分重合。只是“越窯系”青瓷在胎釉造型工藝紋飾及種類等各方面都與越窯青瓷相近，而外界對其認識又幾乎處于空白，所以很難辨析其中的異同，要明晰具體窯口非常困難。
      從相關考古資料來看，譬如寧波東門口碼頭遺址中，在出土“太平通寶”、“至道元寶”、“景德元寶”、“天禧通寶”等錢幣的宋代地層中，除了越窯瓷器碎片，還有龍泉窯青瓷。這說明在北宋初期，龍泉青瓷已和越窯青瓷一同出口，而龍泉青瓷對外輸出的起始時間則很可能早自五代。理由有二：
      其一從地理條件上看，龍泉地處甌江流域，瓷器水運至溫州港或經由溫州中轉至明州港均十分便利，而當時的甌窯青瓷亦很可能利用港口優勢生產外銷瓷。朱伯謙先生《龍泉窯青瓷》一書里指出，五代北宋早期金村淡青釉瓷器在制瓷工藝上明顯受到甌窯的影響，與甌窯青瓷存在諸多相似之處。這其中的原因便很可能是受外銷市場的刺激，有意模仿甌窯生產出口青瓷。
      其二，五代龍泉青瓷具備外銷瓷所應有的質量和規模。唐五代向外輸出的瓷器與宋元時相比數量并不算多，古代地理環境險惡，運輸條件簡陋，加之瓷器易碎，經由漂洋過海的中國瓷器來之不易，非常珍貴，使用的對象也大多是皇室貴族等上流階層。所以生產外銷瓷需要擁有一定的技術優勢，也即要求產品在質量上具有競爭力。龍泉窯在五代以前制作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