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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窯址的考古發掘，為秘色瓷相關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出土標本與科技檢測成果證明，秘色瓷在胎、釉、制作工藝、燒成方式等多個方面，均與普通越器不同。器物外壁無釉素燒碗的出土，也使法門寺地宮發現的秘色瓷金銀平脫器物的制作工藝得以明晰。“秘色椀”銘匣缽的發現，更明確了秘色瓷是從制作伊始就按照其特有的燒成要求進行生產的，并不是越窯產品中的精品就成為秘色瓷。
“秘色瓷”這一概念目前最早見于晚唐詩人陸龜蒙的《秘色越器》：“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遺杯。”[1]其不僅贊揚了秘色瓷“千峰翠色”般的釉色，而且直接指明秘色瓷產自越窯。此后又有徐夤在《貢余秘色茶盞》一詩中以“巧剜明月染春水，輕旋薄冰盛綠云”[2]向世人描繪秘色瓷類冰似玉、明月染水般的外觀特征。自宋代開始，“秘色瓷”多見諸記載，如宋人趙令畤認為秘色瓷“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且“唐時已有秘色，非自錢氏始”[3]。在曾慥的《高齋漫錄》、葉寘的《坦齋筆衡》、周煇的《清波雜志》及顧文薦的《負暄雜錄》中也有類似記述，都是從器物性質方面對秘色瓷作的解讀。也正是從宋代開始，秘色瓷變成了青瓷最高水平的代名詞，一些著名窯場亦將產品冠“秘色”之名[4]。另有自瓷色角度的解讀，如清人藍浦在《景德鎮陶錄》中指出：“秘色特指當時瓷色而言耳。”[5]正因為眾說紛紜，當時人們對“秘色瓷”的認識始終模糊且抽象。
1987年，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內出土了13件套疊后置于一圓形漆盒中的瓷器，可與同出的《應從重真寺隨真身供養道具及恩賜金銀器物寶函等并新恩賜到金銀寶器衣物賬》石碑所載“瓷秘色碗七口內二口銀棱，瓷秘色盤子、疊子共六枚”[6]相對應，首次明確了這些器物為秘色瓷。另發現一件單獨放置的青釉八棱凈瓶（圖一），盡管在衣物賬上并無記載，但其制作的規整和釉面的勻凈程度，特別是滿釉工藝，均與前述13件瓷器相同，該八棱凈瓶應同屬秘色瓷之列。法門寺地宮的發掘使得原本抽象的“秘色瓷”概念有了明確的實物支撐。隨著慈溪上林湖越窯遺址考古調查發掘的不斷深入，有關秘色瓷的新材料大量涌現，秘色瓷產自越窯的核心區域——上林湖，秘色瓷具有貢瓷的性質等觀點已基本成為共識。
 
圖一 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八棱凈瓶
然而，圍繞“秘色瓷”的相關問題至今仍聚訟不已，主要集中在器物釉色、產品性質、產品質量、宗教內涵等方面。有認為“秘色”指釉色的，如李剛將“秘色”作“神奇之色”解，最初當為“碧色”，指越瓷精品的顏色[7]；高西省認為“秘色瓷”本意是指瓷器釉色極似秘草色，五代以后才引申為使用、燒制隱秘之意[8]。有認為“秘色”之稱與貢瓷性質有關的，如陳萬里認為秘色瓷因進御而得名[9]。傅知微、徐李碧蕓等從品質角度，認為“秘色瓷”應指越瓷中的高等級產品[10]；趙宏、李三原等則從宗教角度，認為“秘色瓷”得名于秘密教供養的器物[11]。上述名實之爭引發了一些問題，即何種越窯青瓷可稱為“秘色瓷”？燒成質量好的越瓷是否都可歸為“秘色瓷”？“秘色瓷”應該具備哪些特點？本文擬從考古出土材料與科技研究成果出發，結合歷史文獻，對“秘色瓷”的燒制、特征與裝燒工藝等進行探索，以期為這些問題提供合理的解釋。
一、秘色瓷的專燒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定名與年代皆明確的秘色瓷，作為研究的標準器，可大致反映秘色瓷從胎釉原料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