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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2月26日中午，針對《功甫帖》真偽一事，收藏家劉益謙再次發表聲明。在聲明中，劉益謙不僅代表他的鑒定團隊對上海博物館的鑒定方法提出質疑，還代表龍美術館向上海博物館發難。聲明全文如下：
    我的困擾與求教
    12月23日，我對《功甫帖》事件發表公開聲明，原本是想敦促上海博物館方面早日公布相關的學術報告，讓事件回歸正常的學術討論，而非停留在于事無補的街談巷議。始料未及的是，包括中央電視臺、《華爾街日報》在內的海內外多家媒體紛紛要求對我進行采訪，就此事件發表進一步的看法。由于上博遲遲不肯公布正式的學術報告，以鐘銀蘭為代表的上博書畫部在《新民晚報》拋出結論性的觀點后，也未就此事發出任何公開的聲音，因此，作為單純的買家，我面對媒體的熱情關注和相關領導、朋友的熱切詢問，是頂著很大的壓力的。為此，我覺得有必要就我目前所面臨的困擾求教于事件的挑起方上海博物館，期望盡快得到具體的答復，同時也算是對媒體朋友和關心此事的民眾再一次表明我的心跡和立場。
    首先，我想要請教上海博物館的是，你們沒有選擇在專業的研究刊物發表研究成果的學術爭鳴的常規做法，而是先在《新民晚報》這樣的大眾媒體以官方的名義發布結論性的觀點，是由于《功甫帖》真偽的重要性已經遠遠超出學術規范和學術尊嚴的價值，需要你們集體展現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感了嗎？如果真是這樣，為何不在我出于國寶回歸的熱忱于中秋之夜與各國大收藏家激烈爭奪而最終拍得《功甫帖》之初就表明你們的觀點？或者在我們以激動的心情以電視媒體向廣大民眾表示《功甫帖》將在龍美術館(西岸館)的開館展展出之時就提出你們的結論？這樣一來，我個人避免可能的經濟和名譽損失事小，國家也不必為《功甫帖》的合理回歸動員寶貴的保稅資源，同時熱愛傳統文化的廣大民眾也不必為此可能滿懷期待地空歡喜一場。從競拍成功到成功回歸，其間有兩三個月的時間，你們對《功甫帖》的鑒定結論又是如此的簡單且毋庸置疑，或許作為一個民間收藏家，上博這樣一個學術權威機構對我沒有預先提醒和事后幫助的義務，但是你們在挑起爭議之后又不肯拿出詳盡的學術報告，對關注此事的廣大民眾和同樣從事文博事業的專家學者而言，是不是過于草率從事了？
    其次，對于上博的鑒定結論和目前所見的論據，我個人雖然也充滿疑惑，但我畢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加上買家的特殊身份，也不便對此發表評論。我從事中國書畫收藏二十余年，投入的精力和體會的甘苦，固然不足與外人道，但僅資金一項也有數十億之多，也收藏到了一些學術界公認的至宋代以來的重要書畫作品，這主要歸功于我的鑒定團隊的出謀劃策，他們中間既有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學者教授，也有曾經從事過文博行業的老一輩專家顧問，還有在藝術市場上拼搏多年的鑒賞好手。《功甫帖》事件出來以后，他們在驚訝的同時，也表示本著學術爭鳴的原則，愿意傾聽一切學術上的不同意見。由于未能等到上博的進一步說法，他們委托我向以鐘銀蘭為代表的上博書畫部求教幾個具體的疑問：
    一、“雙勾填墨”對古代書法作偽而言并非難以識別的高級手段，為何張蔥玉、徐邦達等老一輩過手此帖的專家沒有提出這一疑點，反而判為真跡？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經手此帖的蘇富比和其他相關專業人士也沒有看出端倪，而上博的專家團隊僅憑與拓本的主觀比對就能得出摹本無疑的結論，是上博的學術團隊在古代書畫的鑒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果嗎？可否與大家分享這一成果呢？
    二、原帖翁方綱的題跋，原本是最無爭議的部分，現在也被判為偽作，證據何在？可以說所有關注此事的相關專業人士對此都表現出強烈的求知欲，期待上博學術團隊傳道受業解惑。
    三、日前，有“知情人士&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