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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26日，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謝明良先生應邀在復旦大學博物館一樓報告廳為復旦大學師生帶來以“高麗青瓷紋樣和造型的省思——從‘原型’、‘祖型’的角度”為題的精彩講座。講座由復旦大學文博系劉朝暉教授主持。
 
主講人 謝明良教授 
      一、關于紋樣與器形的省思
      講座伊始，謝老師介紹了他研究中“原型”與“祖型”的概念。“原型”指在特定區域內統一造型或紋樣系列中的最早型式，“祖型”則是被模仿的對象。借由三件十二世紀的高麗青瓷印花碗，謝老師向大家展示了“原型”與“祖型”在陶瓷研究中的重要性。
 
高麗青瓷印花碗（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藏）
 
高麗青瓷印花碗（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高麗青瓷印花碗（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藏）
    第一件高麗青瓷（圖1）印紋中的牡丹花葉造型為大葉下帶兩片雙勾形小葉，這與十世紀晚期至十一世紀初的一件定窯白瓷（圖4）上的印紋十分相近。類似的印紋還見于同期的耀州窯青瓷牡丹紋注壺與河南登封出土的兩件白剔花注壺（圖6、7），不過其中有一件葉紋的雙勾較平均，可能為十一世紀初的作品。謝老師指出，這種葉紋的祖型來自金銀器（圖8），上述十世紀后期耀州窯、磁州窯登封類型的葉紋就是原型，而十一世紀初雙勾較平均的葉紋是演變型。
    同時，還有兩件牡丹紋印花高麗青瓷也可在中國找到不同的祖型。一件印紋（圖2）與臺北故宮藏的定窯印花碗（圖5）相似——該定窯印花碗年代可推為十一世紀中后期，而另一件（圖3）的年代則推為十二世紀前期。若韓國學者對這三件高麗青瓷均于十二世紀燒造的推定屬實，則可發現，高麗陶工在一百年中，同時模仿了中國三個時期的作品，其上牡丹印紋的不同并非演變，而是同時接收三個不同時代中國標本的結果。
 
中國北方白瓷印花碗 局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定窯印花碗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河南登封窯白剔花注壺（日本白鶴美術館藏）
 
河南登封窯白剔花注壺（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銀鍍金寶相花紋貝形盒（私人藏）
    再看器形。謝老師以紙槌瓶為例，他指出，張公巷出土的紙槌瓶（圖10）一定比清涼寺出土的（圖9）晚，因為前者有圈足，而后者的祖型是伊斯蘭平底玻璃器（圖11）。然而，紙槌瓶的問題也相當復雜。舶來的西方紙槌瓶不止一種樣式，因此各地陶工選擇仿效的“祖型”器物可能也不同，需具體分析。此外，上述高麗瓷在同一時段仿造中國不同時段的案例，在造型上亦有體現。如高麗瓷在十二世紀同時有五花、六花口（圖12、13），前者流行于唐末五代，后者則是宋代的典型樣式。至十三世紀，高麗瓷還見有五花口、鐵繪的造型（圖14）——鐵繪以仿銅扣是中國十三世紀的流行樣式。
 
汝窯瓶 底部（河南省寶豐清涼寺遺址出土）
 
張公巷窯瓶 底部（河南省汝州市張公巷遺址出土）
 
伊斯蘭玻璃瓶（江蘇省南京市長干寺地宮出土）


高麗青瓷象嵌五花口碗（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藏）
 
高麗青瓷印花六花口碗（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藏）
 
高麗青瓷五花褐邊圓盤（韓國湖巖美術館藏）
      二、高麗青瓷和宋代官樣
      高麗青瓷受中國影響的渠道很多。一方面，高麗陶工可能曾透過宋代禮書來燒造祭器，如有“淳化三年壬辰太廟第四室享器匠王公佶造”銘文的青瓷豆；韓國龍仁郡西里窯出土的簠也與《新定三禮圖》所見簠類似。另一方面，盡管眾多學者均已從熏爐等器物入手，比對過汝窯與高麗青瓷的相似性，但兩者可能并非簡單的影響與被影響關系，而有共同的官方參照：《營造法式》。謝老師提醒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