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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方地區出土先秦時期原始瓷器，無論平底器還是圈足器，在平底的一側或圈足端均存在生燒現象，這種生燒特征是在戰國大型支燒具出現之前、斜坡狀龍窯中著地燒造所特有的現象。龍窯是南方地區起源并獨具特色的窯爐形態，自夏商時期開始出現，一直延續到近現代，而北方地區在北朝晚期至隋唐時期始用饅頭窯燒造高溫瓷器。因此從裝燒工藝與南北方窯爐形態的差別來看，北方地區出土的先秦時期原始瓷應該是南方龍窯爐燒造的產物。
關于原始瓷的南北產地問題，無論是從傳統考古學研究還是借助現代科技手段進行科技考古研究，直至目前仍無定論。隨著21世紀以來一系列原始瓷窯址的發掘，先秦時期原始瓷的裝燒工藝已日漸清晰，由于南北方瓷窯址窯爐與結構等的差異，從裝燒工藝的角度對北方出土的原始瓷產地進行判斷是大致可行的，因此，本文主要通過對南方地區原始瓷窯址的裝燒工藝進行總結，再與北方地區出土原始瓷留下的裝燒痕跡進行對比，以期解決北方出土先秦時期原始瓷的產地問題。
一、研究簡史
北方地區出土的先秦時期原始瓷產地問題，在20世紀50年代即成為學術界重點關注課題，其研究方法有兩種：一是運用傳統考古類型學方法，二是借助現代科技手段的檢測分析。無論何種方法，均產生了兩種觀點：“北方說”與“南方說”。
“北方說”學者以安金槐為代表，他認為，從器形上看，商代鄭州商城、盤龍城與吳城遺址出土的原始瓷雖然有共性，但差別較大；同時在鄭州商代遺址、洛陽西周遺址中均出土有未施釉的“原始素燒瓷尊”、燒裂的原始青瓷廢品殘片、小型明器殘片等，表明它們是在遺址附近燒制的。以上情況說明各地出土的商代與西周時期原始瓷器應是在當地燒制的[1]。張劍、孫新民支持這一觀點[2]。
1959～1975年，安徽屯溪西郊先后清理了8座土墩墓，出土了大量器型豐富的原始瓷器，時至今日這批器物依然是南方地區最重要的原始瓷材料之一。通過器形、制作、胎釉特征的對比，夏鼐認為它們與張家坡出土原始瓷非常接近[3]。以此為基礎，有學者通過對北方地區出土商代原始瓷和印紋陶種類、器形、胎釉、紋飾等的系統整理，認為與北方地區原有的青銅器、白陶、灰陶、紅陶基本特征完全不同，而與以江西為中心出土的商代印紋陶和原始瓷十分接近，因此其產地可能是以江西為中心的南方地區[4]。
黎海超等學者通過對早、中商時期南北方各地出土原始瓷與印紋硬陶的綜合研究，認為黃河流域出土的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在南方地區的盤龍城以及吳城、池湖、萬年肖家山、送嫁山等遺址中均可找到對應器物。早、中商時期黃河流域出土的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可能來源于吳城、池湖等多個地點。晚商時期黃河流域殷墟遺址出土的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中，一類形制特殊的硬陶瓿和硬陶器蓋來源于長江中游地區的對門山—費家河類遺存；原始瓷尊和豆與浙北南山窯址出土的原始瓷器一致。因此晚商時期，黃河流域出土的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來源發生了一些變化，但依然源于長江中游、下游的多個地點[5]。這是對“南方說”的再次認可。
除了考古學上的證據外，原始瓷產地“南方說”還得到現代科技的支持。通過利用中子活化分析[6]、電感耦合等離子體發射光譜分析[7]、感耦等離子體質譜法分析[8]等多種技術手段對張家坡等地出土的原始瓷進行成分分析后，周仁等學者認為北方地區出土的原始瓷產地應該在南方地區[9]。陳鐵梅進一步將商代原始瓷的產地縮小到吳城及其鄰近地區，但不排除其它地區輸入吳城技術進行燒造的可能性[10]。
這樣，從考古學與科技檢測兩方面，北方地區出土原始瓷產于南方地區的觀點為學術界廣泛接受。
然而，進入2000年以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王昌燧、朱劍等從微量元素的